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升級，使得“換臉”“擬聲”成為可能，我如何證明不是“我”？面對人工智能超高的生產效率，我如何與人工智能“搶工作”？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回應這類疑問？掙脫被替代的命運，推動技術向善，我，還是我。
身份替代：我如何證明不是“我”？
從“我證明是我”“我媽是我媽”走向“我證明不是我”，人工智能時代的“身份替代”讓人們有了新的疑惑。
接聽視頻電話，對面的親朋好友焦急萬分，請你轉賬救急，你是借還是不借？借了可能就會落入人工智能詐騙的圈套。
遠程視頻詐騙根據被詐騙對象與被模仿對象的關系而呈現出“千人千面”的特征，騙局形式從生意合作伙伴急需用款過渡到家人突發變故需要交錢救急等，林林總總，更甚于傳統的電信詐騙。
“眼見為實”的固有思維，使得民眾在看到親友面孔時往往就打消了疑慮，也使得人工智能換臉變聲式的騙局屢見不鮮。
視頻電話有假，視頻同樣可能是假的，曾經引發海量關注的假冒演員“靳東”詐騙案就是其中一例。
“你相信我嗎？”“相信我能帶給你最好的生活嗎？”當收到“靳東”發來的這些甜言蜜語時，多位女性受害人徹底“淪陷”，毫不猶豫地按要求轉去錢款。然而，和她們“談情說愛”的根本不是演員靳東，而是一群騙子。
今年初，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詐騙案，并依法對8名被告人作出一審判決。
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陶琛怡表示，本案幾名被告人通過注冊含名人姓名、昵稱的“高仿賬號”，將生日、地址、頭像設置成與名人一致，在短視頻平臺轉發名人的公開視頻，發布和使用處理過的名人照片、視頻和變聲音頻。先是讓粉絲誤以為是名人本人，吸引粉絲進行點贊評論，再“廣撒網”邀請粉絲進入直播間打賞，之后再引流到社交軟件，使用統一的話術進行誘導，讓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最后再以各種理由索要錢款。
工作替代：我如何與人工智能“搶工作”？
在幾乎所有“不會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職業排行榜”上，創意類工作都名列前茅，被視為“人工智能時代的自留地”。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也許正在超越公眾的想象。
創作一幅AI抽象油畫需要多長時間？一小時？一分鐘？答案是：一秒鐘。
通過人工智能，輸入你想要的內容主體以及知名畫家的畫風，很快，你便可以看到一幅“梵高風格的黑白邊牧”，即使畫家本人從未以這一主體為原型進行創作，人工智能依然可以從梵高的海量畫作中讀取出畫風特點，并模仿得惟妙惟肖。
事實上，此前世界著名的藝術品拍賣行佳士得以43萬美元的天價賣出了一張完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畫作，這張名叫《埃德蒙·貝拉米肖像》的畫作是3個法國學生利用算法創作出的作品。
在職場里，人工智能也逐步開始發力。人力資源管理咨詢機構美世最新發布的《2024年全球人才趨勢研究》顯示，對全球超過12000名高級管理人員、人力資源領導者、員工和投資者進行的調研中，高級管理人員認為人工智能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但大多數員工尚未做好轉型準備。
“過去的技術更新和科技變革中，我們看到對藍領和制造業帶來的影響比較大，這一波技術變革中，我們首次看到了對白領或者是專業人士為主導的職場帶來的影響。”美世全球合伙人、人才業務總裁兼戰略主管伊利亞·博尼奇說，職場的工作可以被分為事務性、關系性、專業性三個方面，人工智能在三個層面都有用武之地：具體而言，涉及事務性的工作幾乎可以實現完全的替代；在關系性的工作中，人工智能可以非常好地識別客戶的需求并進行初步的溝通；而在專業層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幫助員工更好提升工作效能。
不可被替代：我，還是我
我還可以是我嗎？我還可以擁有工作嗎？答案是肯定的。
人工智能始終是服務于人類而存在的，技術發展的善與惡、技術使用的駕馭與掣肘，“一體兩面”，核心在技術的向善。
當以“身份替代”為主要訴求的人工智能類詐騙出現的同時，人工智能也在反詐騙領域快速發展，人工智能造假和人工智能打假持續攻防迭代。
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檢測平臺DeepReal，可鑒別人工智能換聲、人工智能換臉等偽造內容，與知名的人工智能換臉平臺DeepFake“對壘”。
我國多地的警方也紛紛上線了人工智能“反詐民警”。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推出智能反詐平臺和AI“反詐民警”，在大數據研判中發現多次接到疑似詐騙號碼的市民后，第一時間用AI“反詐民警”告知他那些騷擾電話可能是詐騙，進行及時的普法宣傳。現在，轄區電信網絡詐騙立案數和財產損失數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
調研顯示，在中國，有45%的員工認為所在的公司會給他們足夠的培訓，來幫助他們去適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變化，這一數據顯著高于全球的30%，這意味著中國的員工和企業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心態和做法都更加積極。通過技能培訓幫助員工駕馭和使用人工智能，員工可以主動跟上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腳步，實現自身能力與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匹配。
伊利亞·博尼奇說，通過人工智能提高生產力固然可行，答案并不僅僅在于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能單獨帶來生產力提升，依然需要以“人機協作”的方式共同提升勞動效率，“人工智能永遠只是等式中的一部分，人依然是發展最重要的力量”。
人機協作正在遇見越來越多的可能。比如，通過“具身智能”，即“有物理載體的智能體”，真實物理世界中隨著人工智能擁有實體，機器人、機器狗們可以像人類一樣具備感知、思考和行動能力，人機的交互便可以從與ChatGPT、Sora等大模型數字世界的交互，進一步突破到物理空間。
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升級，使得“換臉”“擬聲”成為可能，我如何證明不是“我”？面對人工智能超高的生產效率，我如何與人工智能“搶工作”？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回應這類疑問？掙脫被替代的命運，推動技術向善，我，還是我。
身份替代：我如何證明不是“我”？
從“我證明是我”“我媽是我媽”走向“我證明不是我”，人工智能時代的“身份替代”讓人們有了新的疑惑。
接聽視頻電話，對面的親朋好友焦急萬分，請你轉賬救急，你是借還是不借？借了可能就會落入人工智能詐騙的圈套。
遠程視頻詐騙根據被詐騙對象與被模仿對象的關系而呈現出“千人千面”的特征，騙局形式從生意合作伙伴急需用款過渡到家人突發變故需要交錢救急等，林林總總，更甚于傳統的電信詐騙。
“眼見為實”的固有思維，使得民眾在看到親友面孔時往往就打消了疑慮，也使得人工智能換臉變聲式的騙局屢見不鮮。
視頻電話有假，視頻同樣可能是假的，曾經引發海量關注的假冒演員“靳東”詐騙案就是其中一例。
“你相信我嗎？”“相信我能帶給你最好的生活嗎？”當收到“靳東”發來的這些甜言蜜語時，多位女性受害人徹底“淪陷”，毫不猶豫地按要求轉去錢款。然而，和她們“談情說愛”的根本不是演員靳東，而是一群騙子。
今年初，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詐騙案，并依法對8名被告人作出一審判決。
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陶琛怡表示，本案幾名被告人通過注冊含名人姓名、昵稱的“高仿賬號”，將生日、地址、頭像設置成與名人一致，在短視頻平臺轉發名人的公開視頻，發布和使用處理過的名人照片、視頻和變聲音頻。先是讓粉絲誤以為是名人本人，吸引粉絲進行點贊評論，再“廣撒網”邀請粉絲進入直播間打賞，之后再引流到社交軟件，使用統一的話術進行誘導，讓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最后再以各種理由索要錢款。
工作替代：我如何與人工智能“搶工作”？
在幾乎所有“不會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職業排行榜”上，創意類工作都名列前茅，被視為“人工智能時代的自留地”。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也許正在超越公眾的想象。
創作一幅AI抽象油畫需要多長時間？一小時？一分鐘？答案是：一秒鐘。
通過人工智能，輸入你想要的內容主體以及知名畫家的畫風，很快，你便可以看到一幅“梵高風格的黑白邊牧”，即使畫家本人從未以這一主體為原型進行創作，人工智能依然可以從梵高的海量畫作中讀取出畫風特點，并模仿得惟妙惟肖。
事實上，此前世界著名的藝術品拍賣行佳士得以43萬美元的天價賣出了一張完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畫作，這張名叫《埃德蒙·貝拉米肖像》的畫作是3個法國學生利用算法創作出的作品。
在職場里，人工智能也逐步開始發力。人力資源管理咨詢機構美世最新發布的《2024年全球人才趨勢研究》顯示，對全球超過12000名高級管理人員、人力資源領導者、員工和投資者進行的調研中，高級管理人員認為人工智能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但大多數員工尚未做好轉型準備。
“過去的技術更新和科技變革中，我們看到對藍領和制造業帶來的影響比較大，這一波技術變革中，我們首次看到了對白領或者是專業人士為主導的職場帶來的影響。”美世全球合伙人、人才業務總裁兼戰略主管伊利亞·博尼奇說，職場的工作可以被分為事務性、關系性、專業性三個方面，人工智能在三個層面都有用武之地：具體而言，涉及事務性的工作幾乎可以實現完全的替代；在關系性的工作中，人工智能可以非常好地識別客戶的需求并進行初步的溝通；而在專業層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幫助員工更好提升工作效能。
不可被替代：我，還是我
我還可以是我嗎？我還可以擁有工作嗎？答案是肯定的。
人工智能始終是服務于人類而存在的，技術發展的善與惡、技術使用的駕馭與掣肘，“一體兩面”，核心在技術的向善。
當以“身份替代”為主要訴求的人工智能類詐騙出現的同時，人工智能也在反詐騙領域快速發展，人工智能造假和人工智能打假持續攻防迭代。
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檢測平臺DeepReal，可鑒別人工智能換聲、人工智能換臉等偽造內容，與知名的人工智能換臉平臺DeepFake“對壘”。
我國多地的警方也紛紛上線了人工智能“反詐民警”。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推出智能反詐平臺和AI“反詐民警”，在大數據研判中發現多次接到疑似詐騙號碼的市民后，第一時間用AI“反詐民警”告知他那些騷擾電話可能是詐騙，進行及時的普法宣傳。現在，轄區電信網絡詐騙立案數和財產損失數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
調研顯示，在中國，有45%的員工認為所在的公司會給他們足夠的培訓，來幫助他們去適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變化，這一數據顯著高于全球的30%，這意味著中國的員工和企業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心態和做法都更加積極。通過技能培訓幫助員工駕馭和使用人工智能，員工可以主動跟上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腳步，實現自身能力與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匹配。
伊利亞·博尼奇說，通過人工智能提高生產力固然可行，答案并不僅僅在于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能單獨帶來生產力提升，依然需要以“人機協作”的方式共同提升勞動效率，“人工智能永遠只是等式中的一部分，人依然是發展最重要的力量”。
人機協作正在遇見越來越多的可能。比如，通過“具身智能”，即“有物理載體的智能體”，真實物理世界中隨著人工智能擁有實體，機器人、機器狗們可以像人類一樣具備感知、思考和行動能力，人機的交互便可以從與ChatGPT、Sora等大模型數字世界的交互，進一步突破到物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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