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完阿瓜盧薩的小說后，幾乎每個人都會對記憶一詞的概念產生動搖。在他的小說里，總是會出現變換了身份并更改了記憶的人，會讓虛構想象與現實生活交錯，而這總是在短暫的逃避后引發更大的災難——作為經歷過安哥拉內戰的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很清楚那些沉痛歷史會給人的記憶帶去什么樣的創傷，同時他也知道更重要的一點，如果對這些創傷性記憶選擇逃避的話，又會引發什么樣的后果。
于是，他在小說中描寫了種種逃避記憶而陷入崩潰的角色。在人類的歷史上，記憶就像是一條壁虎的尾巴，人們總是試圖將那些不愉快的歷史從記憶的整體里拋棄，然而，壁虎的尾巴會以不斷再生的方式提醒著人們，只有完整的記憶才能保證自我認知的同一性。隨著對這類主題的不斷挖掘和深入，阿瓜盧薩如今已經成為一名世界性的書寫記憶的小說家，同時因為他的創作，他也將安哥拉這個遙遠國度的歷史創傷和內戰經歷展現在世人面前。
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1960年出生于安哥拉，作家、記者，著作頗豐，其作品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出版。近年來，阿瓜盧薩在英語世界聲名鵲起，成為當代安哥拉乃至整個葡語世界的代表作家?！哆z忘通論》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并獲得2017年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采訪在北京大學的外國語學院進行，這也是阿瓜盧薩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我們在樹下快為蚊子們提供了一整天的營養后，阿瓜盧薩終于從未名湖的方向朝這里走來。緊密的行程其實已經讓他有些疲憊，當天下午在結束完我的采訪后，他還要搭乘高鐵再從北京趕往上海。但當開口說話時，阿瓜盧薩依舊讓人感覺精力充沛，當碰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會非常樂意分享更多與此相關的故事。其實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但在交談的過程中會不斷用眼睛注視著對方示意，仿佛這也是一種語言的形式。在阿瓜盧薩所分享的一個又一個故事里，你會明白“生活比小說更精彩”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會明白為什么很多作家身上流露出的想象力可以自然而毫不刻意。在阿瓜盧薩的身上，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本身就是生命的細胞，無論它們生長在虛構這一邊還是現實那一邊，都能讓人驚訝于它們所釋放出的、多維度的光澤。
安哥拉人總是更容易相信虛構
新京報：在《生者與余眾》里，奧菲利亞有一個被記者惹惱的問題，她被問到自己身上是安哥拉人的成分更多還是巴西人的成分更多，最后她憤怒地表示自己是個“棕櫚樹人”。這是您的困擾嗎——例如總是被要求站在某個身份立場上發言，作為一名安哥拉的作家會被人們自然而然地視為專屬于非洲文學的代表。
阿瓜盧薩：奧菲利亞的這句話其實源自于另外一位安哥拉作家魯伊·愛德華多·卡瓦略，他說“我不可能在沒有棕櫚樹的地方生活”，他沒辦法超越這種地域性。其實這倒不會給我造成什么困擾。在書里我也寫過很多安哥拉之外的地方例如巴西等等，我雖然是以一個安哥拉人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各種旅程和經歷的組合——目前我居住在莫桑比克島，但之前在德國、葡萄牙、巴西這些地方的生活經歷也在為我書寫安哥拉提供不同的視角。
新京報：莫桑比克島，就是小說《生者與余眾》里的那個莫桑比克島嗎？所以那真的是個發生過很多文化和歷史事件的地方嗎？
阿瓜盧薩：哈哈沒錯，島就是那座島，但是書里提到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沒發生過。我希望未來的某一天，我能促成莫桑比克島發生一些書里出現的文化事件，只是問題在于，莫桑比克島和大陸的距離比較遙遠，把作家們邀請到島嶼上搞一個文學節并不難，但在島上找到足夠多的聽眾可就相當困難了?，F在的情況會稍微好點，島嶼上新蓋了一座莫桑比克大學的分部，這些學生們會成為一批有著學術興趣的聽眾。
新京報：那小說里的安哥拉女詩人費雷拉呢，她是真實的嗎？
阿瓜盧薩：她也是純粹虛構的。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那本書出版后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費雷拉是真實存在過的詩人。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里斯本的文學活動，活動結束后有個女人給我了一張名片，她的姓氏就是莉迪亞·杜·卡莫·費雷拉的姓氏，當時我也非常驚訝，有種自己創作的人物出現在現實的感覺。事實上在安哥拉也的確存在著這個姓氏的家族。
此外還有個巴西的電影制片人也找過我，他想給“安哥拉女詩人費雷拉”拍個歷史紀錄片。當我告訴她此人物純屬虛構的時候，他先是很傷心，然后也快氣炸了。
新京報：你的小說的確經常將現實和虛構融合，會有很多人好奇哪些書里的人物是虛構的、哪些又是真實的。作為一個作家，你看到讀者的這種反應會有什么感受，會不會很享受——就像創作出了一個很多人相信存在過的福爾摩斯一樣。
阿瓜盧薩：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讀者們愿意相信你寫的東西是真實的這一點無疑是巨大的贊美。至于我么，我也確實收獲了不少快樂。尤其在安哥拉，人們似乎也更容易相信書里虛構的內容是真實的。比如剛才我們所說的莉迪亞，也曾經有個老人拿著一張舊照片，和我說照片里的某個小女孩就是莉迪亞本人。也許是安哥拉傳統的文化讓他們更容易相信這些。
與其他作家的合作
新京報：前兩天你還和米亞·科托做了一期對談節目，你們是什么時候認識的？
阿瓜盧薩：我們已經認識三十多年了。那時候我讀了米亞·科托的第二本小說，《入夜的聲音》，我還留著這本書的初版版本呢——雖然它封面設計得非常非常難看，是那種很東歐的設計風格，當時一整批書籍的封面都是按著那種很難看的風格去設計的。不過書的內容還是非常震撼我，然后我就寫了個書評。接著一位葡萄牙研究非洲文化的學者安娜·瑪法爾達·蕾特就介紹了我們兩個人認識，我和科托一起吃了頓飯，也就此結識。
新京報：怎么想到一起合作寫一本小說的？
阿瓜盧薩：這最早就是有個葡萄牙的劇團來找我們，說想要我們寫一個劇本。一開始我們也沒把這當成一回事兒，很快，三天時間我們倆就寫完了。我們倆也非常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這個小劇本是出喜劇，拍出來后也非常受歡迎，在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都很受歡迎，然后這個劇團就邀請我和科托幫忙再寫一個劇本。
第二次我和米亞·科托開始端正自己的作家身份，決定要好好寫這個劇本，要認真創作一個嚴肅的故事，然后——我們就完全失敗了。拍出來后壓根就沒人看。多年之后，這個劇今天又被改編成了電影，我自己也還算喜歡。不過從這之后，這個葡萄牙劇團再也沒找過我和科托幫忙寫劇本了。
但我和科托還是想再嘗試一次合作創作，也就是《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這本書。因為也是一個偏喜劇的故事，所以也算比較成功。最后我們決定把這三個劇本轉化成短篇小說的形式放在了一本書里。
新京報：但最成功的依舊是帶著玩笑心態所寫出的那個。
阿瓜盧薩：是的，三個故事里最成功的還是第一個、那個花了三天時間寫出來的劇本。這也讓我覺得反而是那種帶著玩耍的心態創作出來的東西更容易成功。
新京報：以后還會嘗試嗎？
阿瓜盧薩：我并不反對這種嘗試。我還和科托商量著，準備一起做個脫口秀類型的節目呢。而且我有個兒子在倫敦當演員，科托有個女兒也在莫桑比克大學當演員，我們有考慮搞一個四人脫口秀。可能有一天我們也會把這個脫口秀帶到中國來上演。不過最近我們都有新書要出版，所以接下來要先去葡萄牙和巴西，我們是這么計劃的：我在文學活動上推薦科托的那本書，科托來推薦我的那本書。這聽起來也像是個脫口秀，可能在中國也應該搞這么一場新書發布會。
新京報：書里有一段俳句和詩歌是由巴西女詩人克里斯蒂娜·諾沃亞所寫的。為什么你不自己來呢？
阿瓜盧薩：我在里約熱內盧的新書發布活動上認識了這位詩人，那時候她的俳句都還是直接寫在樹葉上的，當時她給了我幾片。恰好我當時正在寫《遺忘通論》這本書，小說的形式也比較碎片化，她的詩歌用起來也比較貼切。當然我也可以自己來寫，不過既然已經有人做得比我更好了，我也就沒必要再耗費力氣了。
打破認知與想象界限的安哥拉
新京報：能否具體說說安哥拉給你帶來了什么。書里讀到的基安達、非洲無花果樹聽起來本身都像是一個故事。
阿瓜盧薩：如果沒有安哥拉的話，我可能都不會去從事寫作。安哥拉對我來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包括我即將出版的新書也在回答關于安哥拉歷史的問題，它是關于一段中部高原和南部的奧文本杜人的歷史。另外，對于安哥拉的故事我也一直非常感興趣，甚至不是那種關于歷史和祖先的故事，而是當下的、日常現實里的故事，每次我走進街道，和形形色色的人們交談，都能找到很多充滿新鮮感的、非常奇特的故事。很多時候我會把這些故事進行修剪，然后放置在自己的小說當中。
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吧，這會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我有個朋友在羅安達的街頭遇到了一位小提琴拉得特別好的小孩子，那個小孩子看起來只有四五歲，沒有父母。我的朋友因此就收養了這個小孩子。過了一段時間后，我的朋友發現這個小孩子的身體完全沒有成長的跡象，他把這個小孩子帶去了醫院，醫生檢查后告訴了我的朋友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這并不是一個小孩子，這是個成年人。
回家之后我的朋友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個人也承認他其實已經二十五歲了，他出生在安哥拉內陸的一個地方，沒有父親和母親。因為患有侏儒癥的關系，他之前已經被很多人收養過，但是在發現他不會成長、不會變聲之后，那些養父母們都認為他是個巫師，就馬上遠離他、把他給拋棄掉。所以他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隔一段時間就從目前養父母的家中逃走，換一個新的地方，繼續告訴別人自己是個四五歲的小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他必須不斷壓抑自己的記憶——因為他說自己只有四五歲，所以他就不能讓人看出來他有之前的記憶。這個故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但如果變成小說的話，它非常難寫。在《我父親的妻子們》里面有個人物是和這個故事有些關系的，但是，由于這個故事太超常了，超出了我們對于現實的認知和理解，出現在文學里的話人們或許反而很難相信它是真的。
新京報：那你應該是很不喜歡“魔幻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的那一類作家吧。之前我問過科托，他就很不喜歡這個詞，他認為他寫的都是現實，是非洲之外讀者的既定視角限制了他們去理解這種現實。
阿瓜盧薩：這個詞并不會讓我感到煩擾，本身在南美文化里也存在很多非洲文化的色彩。我在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候，也會感覺有很親切且現實的東西。1977年的時候，古巴還曾邀請馬爾克斯寫一些關于生活在安哥拉的古巴人的故事，馬爾克斯也在安哥拉這里找到了他在拉丁美洲的童年宇宙。所以南美和非洲的文化有很強烈的親緣性。
非洲的人們也會相信很多在我們看來很魔幻的東西，比如你剛才提到的基安達，很多安哥拉人堅信基安達是真實存在的。
新京報：那《遺忘通論》獲得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應該會讓你感到欣慰吧。這意味著世界上會有更多人去閱讀非洲的故事，了解非洲的文化。
阿瓜盧薩：當然，得獎總是會讓人開心的。這也會給我以及其他的安哥拉作家帶來可見度。因為每個個體都是由周圍的群體所塑造的。
新京報：除了這些，獎金也很豐厚，據說你要用這筆錢建個圖書館來著？
阿瓜盧薩：都柏林文學獎的一大優點就是獎金豐厚，有十萬歐元，由作者和譯者平分。認可譯者對于一本小說譯本呈現所做的工作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好的譯作肯定都是和翻譯質量有關系。那座圖書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我買了一棟17世紀的老房子，接下來還籌劃著再購買一座周圍的倉房。我想把自己的藏書都搬過去，讓它們成為公眾閱讀的書籍，我也在和科托聊這件事情，想把他的藏書也塞到這座圖書館里面。
但在莫桑比克島上建這么個圖書館，有個最首要的問題——這圖書館是給誰看的？因為當地人很少，讀者也很稀少，不過這座島還在發展，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讀者群體吧。
閱讀的“驚人效用”
新京報：說到書籍，在《遺忘通論》里有這么一段情節，護士在掩護熱雷米亞斯上尉時將他藏在了裝書的箱子后面，因為檢查站的士兵們不會檢查書籍。這是來源于內戰時期的歷史嗎？
阿瓜盧薩：是的，這個故事的背景是在1977年的安哥拉，針對當時的總統阿戈什蒂鈕·內圖發生了一場所謂的政變。政變失敗后，執政黨開始對政變者展開了一場大規模追捕。而書讓人產生敬畏感這點則來自于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我在里斯本上學的時候住在學院旁邊一個非常狹小的公寓里，當時我有個鄰居，他是個對外國人非常不友好的納粹主義分子。那天這人手里拿著一根棒球棍走了上來，想要把我毆打一頓，但是當門開了之后，他好像看到了架子上的什么書，突然變得非常驚恐然后就離開了。那之后我就相信書籍有讓人產生敬畏甚至驅邪的功能。
新京報：這聽起來很有意思。
阿瓜盧薩：還有件更有意思的事呢。直到現在，我一直在葡萄牙的電臺上做一個講述非洲音樂和詩歌的播客節目。當時有個德國電視臺想要來采訪我，但他們想把地點定在里斯本的一個非洲移民街區。我告訴過他們，最好不要去那里，那個移民街區當時很危險，有吸毒有犯罪什么的，但是德國人堅持要去。
當他們在街道上架拍攝設備的時候，危險已經迫近了，很多非裔的青年已經拿起了棍子啊石頭啊什么的，已經要準備沖上來打他們了。我當時都感覺害怕，擔心那天自己會死在那個地方。我試著上前，對著一個拿著棍子的男人說，我是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然后這些人紛紛說啊原來你是那個非洲音樂節目的主持人啊。緊接著他們的態度立馬改變了。但是那些德國電視臺的人就非常詫異了，他們難以置信地和我說，沒想到你在這樣的街區里竟然還能有這么多讀者？我就和德國電視臺的人說——是的，他們都是我小說的讀者。但實際上完全是音樂的作用。
新京報：哈哈在那些德國人眼里，這條街區將會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條街區。
阿瓜盧薩：沒錯，德國人直到現在還是這么認為的。（笑）后來他們和那群非洲青年又是勾肩搭背又是合影拍照的。德國人感慨——啊，閱讀竟然在這種地方都能產生這么大的作用。
新京報：接下來說一下丹尼爾·本希莫爾吧。他在《遺忘通論》里首次出現，后來在《生者與余眾》里又變成了一位主人公，擁有了更多過去和自己的故事。你從一開始就想好了這個人物的整個人生經歷嗎？
阿瓜盧薩：不，絕對不是這樣。當我寫一本書的時候，很可能一開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本書將會如何結束，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總是能碰到些驚喜，比如看著筆下的人物如何朝著自己的方向發展。之前我和科托也一起搞過一個創意寫作課程，在課程上我們強調更多的也是類似于憑借直覺去創作。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兩種作家，一種作家在寫之前會把所有事情都計劃好，另一種作家則讓小說拜訪作家本人。在安哥拉的創意寫作課程上，我提供的第一條建議就是學習如何從夢境開始寫作一個短篇小說。
新京報：你平時也會記錄自己的夢境嗎？
阿瓜盧薩：是的，我會。
新京報：你會從中尋求什么啟示嗎？
阿瓜盧薩：我主要從夢中找到的是小說故事里的一些人物，一些標題或者句子。有時甚至是整個我之前完全沒寫過的故事情節。有時候這變成了一種寫作的方法，可能某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醒了之后這天晚上接下里的時間我就會繼續寫作這個夢的故事。等到清晨來臨時，困意襲來的我也就已經完成了一個短篇故事的創作。
記憶與遺忘的角色
新京報：夢境之外，另一個在你小說里很重要的主題是記憶。你是否會贊同這樣一個觀點：人的生命是由記憶和故事構成的。
阿瓜盧薩：我同意。我們每個人都是記憶的總和。在《販賣過去的人》這本書里我所探討的主要問題也是記憶的真實性，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里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虛假的。
新京報：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處理記憶的沖突。比如某個人，他可能在一些人的記憶里是非洲某國的民族英雄，但在一些人的記憶里他是個殘害自由的暴力統治者，甚至某個時間階段，一些經歷過的人會認為那段時間人們幸福無比，一些經歷過的人會認為那段時間黑暗壓抑、糟糕透頂。
阿瓜盧薩：關鍵在于傾聽和了解不同的版本。作家的工作之一就是去傾聽不同的聲音，或者提供不同的聲音。作家永遠不應當成為一個下判決的法官，他不應該去審判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他的職責更多在于收容不同的人、然后聆聽他們的聲音。
新京報：那遺忘所扮演的角色呢？有時遺忘也是人生的必需品，就像個失戀的人，他必須得遺忘才能從崩潰的狀態里走出來。
阿瓜盧薩：是的，尤其是對那些經歷過戰爭的社會來說，普遍會有兩種聲音，一種強調遺忘，認為只有遺忘才能讓社會和解，另一種則強調記憶的重要性。有的人認為只有通過遺忘才能超越那段創傷性歷史，但我并不是這么認為的，我認為首要的事情必須是記憶，然后才能去進行寬恕和原諒，必須要先擁有一樣的歷史記憶后，雙方才能完成和解。
以我個人為例，寫作就幫助了我先去進行接納，然后再去進行寬恕。我認為這是每個人都該去做的是，先去記憶，去記錄那些最令你感到傷痛的東西，然后才有資格去開始一個遺忘的過程。
新京報：從記憶到寬恕，這其中的關鍵是什么？很多時候，記憶反而帶來仇恨。
阿瓜盧薩：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嘗試去了解另外一邊的狀態。作家們自然是必須要去這么做，而對于每個個體來說，這也是很必要的療愈過程，就像回到家后你會想到那個傷害你最深的人，然后從那個人的視角來想這個問題。至少這對我來說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相比于記憶，遺忘反而是更容易導致仇恨的，特別是那種虛假的遺忘。從個體角度來說是這樣，從群體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比如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之間就存在這種對比，莫桑比克的狀況就更偏向于一種虛假的遺忘，人們也并沒有走向寬恕而是走向了仇恨，而安哥拉更多強調記憶，反而沒有導致什么仇恨。我個人比較贊成的是類似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被推翻之后所進行的處理方式——就是讓那些曾經給別人造成過很大傷害的人，在公眾面前進行懺悔，讓他們重新講述自己所做過的事情。尤其是對于經歷過內戰的國家而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戰爭結束后不同立場、各方勢力的人能夠坐在一起交談，邊笑邊哭。
不止于文學隱喻
新京報：在你的小說里還經常出現“白化”。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個普通的文學隱喻，但根據非洲大湖區國家的現實狀況來看，它并不是個隱喻，能和我們講講這點嗎？
阿瓜盧薩：不是的，書里會出現很多白化病人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確生活著很多的白化病人。他們是遭受過最多苦難，遭受最多追捕的一個人群。在安哥拉的話這一點還不是特別明顯，但如果在莫桑比克的話就更明顯。在莫桑比克也有一個提醒大家注意白化病人在遭受迫害的協會。很多時候白化病人會遭受迫害是因為人們會把他們和魔法、迷信之類的東西聯系起來，會覺得白化病人的某些器官具有醫學上的價值，哪怕是在我目前居住的莫桑比克島，也有一小部分人在販賣白化病人的小孩，因為他們相信這具有藥用價值。
新京報：你的小說里還經常出現一些動物，并嘗試以它們的視角進行敘述。動物視角和人類視角會有什么不一樣，會不會更加自由一些？
阿瓜盧薩：那只蜥蜴比較特殊，因為它有一個來自人類的前生。的確以動物視角創作時的狀態會更加自由一些，而且這也是為什么文學上有很多動物寓言的原因，因為寫動物的時候人們都會感覺更加自由。
新京報：我看到去年有14只長頸鹿重回安哥拉故土，而這種動物自從內戰開始后就從這個國家消失了，如今又在和平時期歸來。你有關注到這個新聞嗎？未來你的作品里會不會出現長頸鹿？
阿瓜盧薩：很多時候動物重歸安哥拉的事情都是因為動物園之間的協議。比如安哥拉經常會從南非那邊接收一些大象，因為南非地區的大象已經成災了。但也有可能通過博茨瓦納、納米比亞那邊，讓一些野生動物“自愿”地重歸故土。不過的確，當一個地方重回和平之后，這里的野生動物也會隨著多起來?，F在當我閱讀安哥拉報紙的時候，我能讀到更多關于動物的新聞，比如大象進入了安哥拉的村莊吃農作物之類的。野生動物在這個國家的存在感的確更強了，這也和戰爭期間有關，戰爭期間的游擊隊們會非法捕獵，依靠象牙之類的名貴東西獲取資金。
我最近讀到的，和動物相關的最瘋狂新聞是，沙特阿拉伯又給安哥拉送來了300只駱駝。因為在安哥拉南部有一大片沙漠地帶，其實就是想要在那里打造一個旅游景點。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生者與余眾》里，作家們寫的虛構人物都跑到了現實里?，F在讓你來選的話，你會讓自己筆下的哪個人物出現在你的生活中？
阿瓜盧薩：很好的問題，第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個人最喜歡的角色是那位秘密警察蒙特，但是讓這個人和我一起吃午飯……還是算了。如果從能共進午餐的角度來看的話，那還是那位詩人莉迪亞·杜·卡莫·費雷拉，或者是另一本書里曾經統治過安哥拉的恩津加女王。
新京報：如果是費雷拉的話，你一開始說的那部紀錄片也能拍成了。
阿瓜盧薩：是的是的，那就能拍成了。
在閱讀完阿瓜盧薩的小說后，幾乎每個人都會對記憶一詞的概念產生動搖。在他的小說里，總是會出現變換了身份并更改了記憶的人，會讓虛構想象與現實生活交錯，而這總是在短暫的逃避后引發更大的災難——作為經歷過安哥拉內戰的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很清楚那些沉痛歷史會給人的記憶帶去什么樣的創傷，同時他也知道更重要的一點，如果對這些創傷性記憶選擇逃避的話，又會引發什么樣的后果。
于是，他在小說中描寫了種種逃避記憶而陷入崩潰的角色。在人類的歷史上，記憶就像是一條壁虎的尾巴，人們總是試圖將那些不愉快的歷史從記憶的整體里拋棄，然而，壁虎的尾巴會以不斷再生的方式提醒著人們，只有完整的記憶才能保證自我認知的同一性。隨著對這類主題的不斷挖掘和深入，阿瓜盧薩如今已經成為一名世界性的書寫記憶的小說家，同時因為他的創作，他也將安哥拉這個遙遠國度的歷史創傷和內戰經歷展現在世人面前。
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1960年出生于安哥拉，作家、記者，著作頗豐，其作品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出版。近年來，阿瓜盧薩在英語世界聲名鵲起，成為當代安哥拉乃至整個葡語世界的代表作家。《遺忘通論》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并獲得2017年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采訪在北京大學的外國語學院進行，這也是阿瓜盧薩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我們在樹下快為蚊子們提供了一整天的營養后，阿瓜盧薩終于從未名湖的方向朝這里走來。緊密的行程其實已經讓他有些疲憊，當天下午在結束完我的采訪后，他還要搭乘高鐵再從北京趕往上海。但當開口說話時，阿瓜盧薩依舊讓人感覺精力充沛，當碰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會非常樂意分享更多與此相關的故事。其實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但在交談的過程中會不斷用眼睛注視著對方示意，仿佛這也是一種語言的形式。在阿瓜盧薩所分享的一個又一個故事里，你會明白“生活比小說更精彩”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會明白為什么很多作家身上流露出的想象力可以自然而毫不刻意。在阿瓜盧薩的身上，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本身就是生命的細胞，無論它們生長在虛構這一邊還是現實那一邊，都能讓人驚訝于它們所釋放出的、多維度的光澤。
安哥拉人總是更容易相信虛構
新京報：在《生者與余眾》里，奧菲利亞有一個被記者惹惱的問題，她被問到自己身上是安哥拉人的成分更多還是巴西人的成分更多，最后她憤怒地表示自己是個“棕櫚樹人”。這是您的困擾嗎——例如總是被要求站在某個身份立場上發言，作為一名安哥拉的作家會被人們自然而然地視為專屬于非洲文學的代表。
阿瓜盧薩：奧菲利亞的這句話其實源自于另外一位安哥拉作家魯伊·愛德華多·卡瓦略，他說“我不可能在沒有棕櫚樹的地方生活”，他沒辦法超越這種地域性。其實這倒不會給我造成什么困擾。在書里我也寫過很多安哥拉之外的地方例如巴西等等，我雖然是以一個安哥拉人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各種旅程和經歷的組合——目前我居住在莫桑比克島，但之前在德國、葡萄牙、巴西這些地方的生活經歷也在為我書寫安哥拉提供不同的視角。
新京報：莫桑比克島，就是小說《生者與余眾》里的那個莫桑比克島嗎？所以那真的是個發生過很多文化和歷史事件的地方嗎？
阿瓜盧薩：哈哈沒錯，島就是那座島，但是書里提到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沒發生過。我希望未來的某一天，我能促成莫桑比克島發生一些書里出現的文化事件，只是問題在于，莫桑比克島和大陸的距離比較遙遠，把作家們邀請到島嶼上搞一個文學節并不難，但在島上找到足夠多的聽眾可就相當困難了。現在的情況會稍微好點，島嶼上新蓋了一座莫桑比克大學的分部，這些學生們會成為一批有著學術興趣的聽眾。
新京報：那小說里的安哥拉女詩人費雷拉呢，她是真實的嗎？
阿瓜盧薩：她也是純粹虛構的。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那本書出版后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費雷拉是真實存在過的詩人。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里斯本的文學活動，活動結束后有個女人給我了一張名片，她的姓氏就是莉迪亞·杜·卡莫·費雷拉的姓氏，當時我也非常驚訝，有種自己創作的人物出現在現實的感覺。事實上在安哥拉也的確存在著這個姓氏的家族。
此外還有個巴西的電影制片人也找過我，他想給“安哥拉女詩人費雷拉”拍個歷史紀錄片。當我告訴她此人物純屬虛構的時候，他先是很傷心，然后也快氣炸了。
新京報：你的小說的確經常將現實和虛構融合，會有很多人好奇哪些書里的人物是虛構的、哪些又是真實的。作為一個作家，你看到讀者的這種反應會有什么感受，會不會很享受——就像創作出了一個很多人相信存在過的福爾摩斯一樣。
阿瓜盧薩：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讀者們愿意相信你寫的東西是真實的這一點無疑是巨大的贊美。至于我么，我也確實收獲了不少快樂。尤其在安哥拉，人們似乎也更容易相信書里虛構的內容是真實的。比如剛才我們所說的莉迪亞，也曾經有個老人拿著一張舊照片，和我說照片里的某個小女孩就是莉迪亞本人。也許是安哥拉傳統的文化讓他們更容易相信這些。
與其他作家的合作
新京報：前兩天你還和米亞·科托做了一期對談節目，你們是什么時候認識的？
阿瓜盧薩：我們已經認識三十多年了。那時候我讀了米亞·科托的第二本小說，《入夜的聲音》，我還留著這本書的初版版本呢——雖然它封面設計得非常非常難看，是那種很東歐的設計風格，當時一整批書籍的封面都是按著那種很難看的風格去設計的。不過書的內容還是非常震撼我，然后我就寫了個書評。接著一位葡萄牙研究非洲文化的學者安娜·瑪法爾達·蕾特就介紹了我們兩個人認識，我和科托一起吃了頓飯，也就此結識。
新京報：怎么想到一起合作寫一本小說的？
阿瓜盧薩：這最早就是有個葡萄牙的劇團來找我們，說想要我們寫一個劇本。一開始我們也沒把這當成一回事兒，很快，三天時間我們倆就寫完了。我們倆也非常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這個小劇本是出喜劇，拍出來后也非常受歡迎，在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都很受歡迎，然后這個劇團就邀請我和科托幫忙再寫一個劇本。
第二次我和米亞·科托開始端正自己的作家身份，決定要好好寫這個劇本，要認真創作一個嚴肅的故事，然后——我們就完全失敗了。拍出來后壓根就沒人看。多年之后，這個劇今天又被改編成了電影，我自己也還算喜歡。不過從這之后，這個葡萄牙劇團再也沒找過我和科托幫忙寫劇本了。
但我和科托還是想再嘗試一次合作創作，也就是《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這本書。因為也是一個偏喜劇的故事，所以也算比較成功。最后我們決定把這三個劇本轉化成短篇小說的形式放在了一本書里。
新京報：但最成功的依舊是帶著玩笑心態所寫出的那個。
阿瓜盧薩：是的，三個故事里最成功的還是第一個、那個花了三天時間寫出來的劇本。這也讓我覺得反而是那種帶著玩耍的心態創作出來的東西更容易成功。
新京報：以后還會嘗試嗎？
阿瓜盧薩：我并不反對這種嘗試。我還和科托商量著，準備一起做個脫口秀類型的節目呢。而且我有個兒子在倫敦當演員，科托有個女兒也在莫桑比克大學當演員，我們有考慮搞一個四人脫口秀?？赡苡幸惶煳覀円矔堰@個脫口秀帶到中國來上演。不過最近我們都有新書要出版，所以接下來要先去葡萄牙和巴西，我們是這么計劃的：我在文學活動上推薦科托的那本書，科托來推薦我的那本書。這聽起來也像是個脫口秀，可能在中國也應該搞這么一場新書發布會。
新京報：書里有一段俳句和詩歌是由巴西女詩人克里斯蒂娜·諾沃亞所寫的。為什么你不自己來呢？
阿瓜盧薩：我在里約熱內盧的新書發布活動上認識了這位詩人，那時候她的俳句都還是直接寫在樹葉上的，當時她給了我幾片。恰好我當時正在寫《遺忘通論》這本書，小說的形式也比較碎片化，她的詩歌用起來也比較貼切。當然我也可以自己來寫，不過既然已經有人做得比我更好了，我也就沒必要再耗費力氣了。
打破認知與想象界限的安哥拉
新京報：能否具體說說安哥拉給你帶來了什么。書里讀到的基安達、非洲無花果樹聽起來本身都像是一個故事。
阿瓜盧薩：如果沒有安哥拉的話，我可能都不會去從事寫作。安哥拉對我來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包括我即將出版的新書也在回答關于安哥拉歷史的問題，它是關于一段中部高原和南部的奧文本杜人的歷史。另外，對于安哥拉的故事我也一直非常感興趣，甚至不是那種關于歷史和祖先的故事，而是當下的、日?，F實里的故事，每次我走進街道，和形形色色的人們交談，都能找到很多充滿新鮮感的、非常奇特的故事。很多時候我會把這些故事進行修剪，然后放置在自己的小說當中。
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吧，這會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我有個朋友在羅安達的街頭遇到了一位小提琴拉得特別好的小孩子，那個小孩子看起來只有四五歲，沒有父母。我的朋友因此就收養了這個小孩子。過了一段時間后，我的朋友發現這個小孩子的身體完全沒有成長的跡象，他把這個小孩子帶去了醫院，醫生檢查后告訴了我的朋友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這并不是一個小孩子，這是個成年人。
回家之后我的朋友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個人也承認他其實已經二十五歲了，他出生在安哥拉內陸的一個地方，沒有父親和母親。因為患有侏儒癥的關系，他之前已經被很多人收養過，但是在發現他不會成長、不會變聲之后，那些養父母們都認為他是個巫師，就馬上遠離他、把他給拋棄掉。所以他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隔一段時間就從目前養父母的家中逃走，換一個新的地方，繼續告訴別人自己是個四五歲的小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他必須不斷壓抑自己的記憶——因為他說自己只有四五歲，所以他就不能讓人看出來他有之前的記憶。這個故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但如果變成小說的話，它非常難寫。在《我父親的妻子們》里面有個人物是和這個故事有些關系的，但是，由于這個故事太超常了，超出了我們對于現實的認知和理解，出現在文學里的話人們或許反而很難相信它是真的。
新京報：那你應該是很不喜歡“魔幻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的那一類作家吧。之前我問過科托，他就很不喜歡這個詞，他認為他寫的都是現實，是非洲之外讀者的既定視角限制了他們去理解這種現實。
阿瓜盧薩：這個詞并不會讓我感到煩擾，本身在南美文化里也存在很多非洲文化的色彩。我在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候，也會感覺有很親切且現實的東西。1977年的時候，古巴還曾邀請馬爾克斯寫一些關于生活在安哥拉的古巴人的故事，馬爾克斯也在安哥拉這里找到了他在拉丁美洲的童年宇宙。所以南美和非洲的文化有很強烈的親緣性。
非洲的人們也會相信很多在我們看來很魔幻的東西，比如你剛才提到的基安達，很多安哥拉人堅信基安達是真實存在的。
新京報：那《遺忘通論》獲得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應該會讓你感到欣慰吧。這意味著世界上會有更多人去閱讀非洲的故事，了解非洲的文化。
阿瓜盧薩：當然，得獎總是會讓人開心的。這也會給我以及其他的安哥拉作家帶來可見度。因為每個個體都是由周圍的群體所塑造的。
新京報：除了這些，獎金也很豐厚，據說你要用這筆錢建個圖書館來著？
阿瓜盧薩：都柏林文學獎的一大優點就是獎金豐厚，有十萬歐元，由作者和譯者平分。認可譯者對于一本小說譯本呈現所做的工作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好的譯作肯定都是和翻譯質量有關系。那座圖書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我買了一棟17世紀的老房子，接下來還籌劃著再購買一座周圍的倉房。我想把自己的藏書都搬過去，讓它們成為公眾閱讀的書籍，我也在和科托聊這件事情，想把他的藏書也塞到這座圖書館里面。
但在莫桑比克島上建這么個圖書館，有個最首要的問題——這圖書館是給誰看的？因為當地人很少，讀者也很稀少，不過這座島還在發展，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讀者群體吧。
閱讀的“驚人效用”
新京報：說到書籍，在《遺忘通論》里有這么一段情節，護士在掩護熱雷米亞斯上尉時將他藏在了裝書的箱子后面，因為檢查站的士兵們不會檢查書籍。這是來源于內戰時期的歷史嗎？
阿瓜盧薩：是的，這個故事的背景是在1977年的安哥拉，針對當時的總統阿戈什蒂鈕·內圖發生了一場所謂的政變。政變失敗后，執政黨開始對政變者展開了一場大規模追捕。而書讓人產生敬畏感這點則來自于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我在里斯本上學的時候住在學院旁邊一個非常狹小的公寓里，當時我有個鄰居，他是個對外國人非常不友好的納粹主義分子。那天這人手里拿著一根棒球棍走了上來，想要把我毆打一頓，但是當門開了之后，他好像看到了架子上的什么書，突然變得非常驚恐然后就離開了。那之后我就相信書籍有讓人產生敬畏甚至驅邪的功能。
新京報：這聽起來很有意思。
阿瓜盧薩：還有件更有意思的事呢。直到現在，我一直在葡萄牙的電臺上做一個講述非洲音樂和詩歌的播客節目。當時有個德國電視臺想要來采訪我，但他們想把地點定在里斯本的一個非洲移民街區。我告訴過他們，最好不要去那里，那個移民街區當時很危險，有吸毒有犯罪什么的，但是德國人堅持要去。
當他們在街道上架拍攝設備的時候，危險已經迫近了，很多非裔的青年已經拿起了棍子啊石頭啊什么的，已經要準備沖上來打他們了。我當時都感覺害怕，擔心那天自己會死在那個地方。我試著上前，對著一個拿著棍子的男人說，我是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然后這些人紛紛說啊原來你是那個非洲音樂節目的主持人啊。緊接著他們的態度立馬改變了。但是那些德國電視臺的人就非常詫異了，他們難以置信地和我說，沒想到你在這樣的街區里竟然還能有這么多讀者？我就和德國電視臺的人說——是的，他們都是我小說的讀者。但實際上完全是音樂的作用。
新京報：哈哈在那些德國人眼里，這條街區將會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條街區。
阿瓜盧薩：沒錯，德國人直到現在還是這么認為的。（笑）后來他們和那群非洲青年又是勾肩搭背又是合影拍照的。德國人感慨——啊，閱讀竟然在這種地方都能產生這么大的作用。
新京報：接下來說一下丹尼爾·本希莫爾吧。他在《遺忘通論》里首次出現，后來在《生者與余眾》里又變成了一位主人公，擁有了更多過去和自己的故事。你從一開始就想好了這個人物的整個人生經歷嗎？
阿瓜盧薩：不，絕對不是這樣。當我寫一本書的時候，很可能一開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本書將會如何結束，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總是能碰到些驚喜，比如看著筆下的人物如何朝著自己的方向發展。之前我和科托也一起搞過一個創意寫作課程，在課程上我們強調更多的也是類似于憑借直覺去創作。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兩種作家，一種作家在寫之前會把所有事情都計劃好，另一種作家則讓小說拜訪作家本人。在安哥拉的創意寫作課程上，我提供的第一條建議就是學習如何從夢境開始寫作一個短篇小說。
新京報：你平時也會記錄自己的夢境嗎？
阿瓜盧薩：是的，我會。
新京報：你會從中尋求什么啟示嗎？
阿瓜盧薩：我主要從夢中找到的是小說故事里的一些人物，一些標題或者句子。有時甚至是整個我之前完全沒寫過的故事情節。有時候這變成了一種寫作的方法，可能某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醒了之后這天晚上接下里的時間我就會繼續寫作這個夢的故事。等到清晨來臨時，困意襲來的我也就已經完成了一個短篇故事的創作。
記憶與遺忘的角色
新京報：夢境之外，另一個在你小說里很重要的主題是記憶。你是否會贊同這樣一個觀點：人的生命是由記憶和故事構成的。
阿瓜盧薩：我同意。我們每個人都是記憶的總和。在《販賣過去的人》這本書里我所探討的主要問題也是記憶的真實性，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里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虛假的。
新京報：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處理記憶的沖突。比如某個人，他可能在一些人的記憶里是非洲某國的民族英雄，但在一些人的記憶里他是個殘害自由的暴力統治者，甚至某個時間階段，一些經歷過的人會認為那段時間人們幸福無比，一些經歷過的人會認為那段時間黑暗壓抑、糟糕透頂。
阿瓜盧薩：關鍵在于傾聽和了解不同的版本。作家的工作之一就是去傾聽不同的聲音，或者提供不同的聲音。作家永遠不應當成為一個下判決的法官，他不應該去審判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他的職責更多在于收容不同的人、然后聆聽他們的聲音。
新京報：那遺忘所扮演的角色呢？有時遺忘也是人生的必需品，就像個失戀的人，他必須得遺忘才能從崩潰的狀態里走出來。
阿瓜盧薩：是的，尤其是對那些經歷過戰爭的社會來說，普遍會有兩種聲音，一種強調遺忘，認為只有遺忘才能讓社會和解，另一種則強調記憶的重要性。有的人認為只有通過遺忘才能超越那段創傷性歷史，但我并不是這么認為的，我認為首要的事情必須是記憶，然后才能去進行寬恕和原諒，必須要先擁有一樣的歷史記憶后，雙方才能完成和解。
以我個人為例，寫作就幫助了我先去進行接納，然后再去進行寬恕。我認為這是每個人都該去做的是，先去記憶，去記錄那些最令你感到傷痛的東西，然后才有資格去開始一個遺忘的過程。
新京報：從記憶到寬恕，這其中的關鍵是什么？很多時候，記憶反而帶來仇恨。
阿瓜盧薩：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嘗試去了解另外一邊的狀態。作家們自然是必須要去這么做，而對于每個個體來說，這也是很必要的療愈過程，就像回到家后你會想到那個傷害你最深的人，然后從那個人的視角來想這個問題。至少這對我來說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相比于記憶，遺忘反而是更容易導致仇恨的，特別是那種虛假的遺忘。從個體角度來說是這樣，從群體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比如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之間就存在這種對比，莫桑比克的狀況就更偏向于一種虛假的遺忘，人們也并沒有走向寬恕而是走向了仇恨，而安哥拉更多強調記憶，反而沒有導致什么仇恨。我個人比較贊成的是類似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被推翻之后所進行的處理方式——就是讓那些曾經給別人造成過很大傷害的人，在公眾面前進行懺悔，讓他們重新講述自己所做過的事情。尤其是對于經歷過內戰的國家而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戰爭結束后不同立場、各方勢力的人能夠坐在一起交談，邊笑邊哭。
不止于文學隱喻
新京報：在你的小說里還經常出現“白化”。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個普通的文學隱喻，但根據非洲大湖區國家的現實狀況來看，它并不是個隱喻，能和我們講講這點嗎？
阿瓜盧薩：不是的，書里會出現很多白化病人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確生活著很多的白化病人。他們是遭受過最多苦難，遭受最多追捕的一個人群。在安哥拉的話這一點還不是特別明顯，但如果在莫桑比克的話就更明顯。在莫桑比克也有一個提醒大家注意白化病人在遭受迫害的協會。很多時候白化病人會遭受迫害是因為人們會把他們和魔法、迷信之類的東西聯系起來，會覺得白化病人的某些器官具有醫學上的價值，哪怕是在我目前居住的莫桑比克島，也有一小部分人在販賣白化病人的小孩，因為他們相信這具有藥用價值。
新京報：你的小說里還經常出現一些動物，并嘗試以它們的視角進行敘述。動物視角和人類視角會有什么不一樣，會不會更加自由一些？
阿瓜盧薩：那只蜥蜴比較特殊，因為它有一個來自人類的前生。的確以動物視角創作時的狀態會更加自由一些，而且這也是為什么文學上有很多動物寓言的原因，因為寫動物的時候人們都會感覺更加自由。
新京報：我看到去年有14只長頸鹿重回安哥拉故土，而這種動物自從內戰開始后就從這個國家消失了，如今又在和平時期歸來。你有關注到這個新聞嗎？未來你的作品里會不會出現長頸鹿？
阿瓜盧薩：很多時候動物重歸安哥拉的事情都是因為動物園之間的協議。比如安哥拉經常會從南非那邊接收一些大象，因為南非地區的大象已經成災了。但也有可能通過博茨瓦納、納米比亞那邊，讓一些野生動物“自愿”地重歸故土。不過的確，當一個地方重回和平之后，這里的野生動物也會隨著多起來?，F在當我閱讀安哥拉報紙的時候，我能讀到更多關于動物的新聞，比如大象進入了安哥拉的村莊吃農作物之類的。野生動物在這個國家的存在感的確更強了，這也和戰爭期間有關，戰爭期間的游擊隊們會非法捕獵，依靠象牙之類的名貴東西獲取資金。
我最近讀到的，和動物相關的最瘋狂新聞是，沙特阿拉伯又給安哥拉送來了300只駱駝。因為在安哥拉南部有一大片沙漠地帶，其實就是想要在那里打造一個旅游景點。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生者與余眾》里，作家們寫的虛構人物都跑到了現實里?，F在讓你來選的話，你會讓自己筆下的哪個人物出現在你的生活中？
阿瓜盧薩：很好的問題，第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個人最喜歡的角色是那位秘密警察蒙特，但是讓這個人和我一起吃午飯……還是算了。如果從能共進午餐的角度來看的話，那還是那位詩人莉迪亞·杜·卡莫·費雷拉，或者是另一本書里曾經統治過安哥拉的恩津加女王。
新京報：如果是費雷拉的話，你一開始說的那部紀錄片也能拍成了。
阿瓜盧薩：是的是的，那就能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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