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中軸線，處處體現出古人對稱和諧的理念。按陽在東，陰在西；文在東，武在西的建筑一一對稱。比如明代大明門前的千步廊兩側，衙門文在東，為吏部、戶部、禮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宗人府；武在西，為中軍都督府、左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殿堂設置上文華殿在東，武英殿在西。
紫禁城以中軸線為軸，有一對建筑遵循古代《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規制設計建造，這一對建筑，太廟體現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社稷壇體現中國農耕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權象征。太廟和社稷壇見證過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從檔案中可以抽絲剝繭，細細品讀。
太廟祭祖禮儀嚴
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位于紫禁城東側。太廟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我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
太廟坐北朝南，四座殿堂式建筑沿著中軸線依次遞進，戟門是禮儀之門，享殿是舉行祭祖大典的地方，寢殿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禁地，祧廟是供奉遠祖的殿堂。井亭、神廚和神庫配殿依次排列于兩側。
走進太廟兩旁的夾道，置身古老的紅墻與深綠色的古柏叢林之中，金碧輝煌、錯落有致的建筑，體現出皇家設計莊嚴肅穆的主旨。
中國是禮儀之邦，《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清會典》記載，每年皇帝萬壽和夏至、冬至三個節，都要舉行皇帝親自參加的大典。太廟每年的祭祀種類一般有三種方式和規格。大祀為皇帝親自祭拜，中祀少有皇帝親祀，常規時派官員祭祀。
清代皇帝祭祖時間，有三個時段。每年春夏秋冬的首月，即農歷1月、4月、7月、10月舉行的祭典稱“時享”，每年歲末舉行的祭典稱“祫祭”，祫祭是凡婚喪、登極、親政、冊立、征戰等國家大事之祭典稱“告祭”。殿內陳設金漆雕龍雕鳳帝后神座及香案供品等。
太廟的東配殿，供奉著歷代的有功皇族神位，西配殿，供奉異姓功臣神位。中殿稱寢殿，后殿稱祧廟。祭祖前先將祖先牌位從寢殿、祧廟移至前殿神座安放，然后舉行隆重的儀式。
皇帝有大事，欲頒詔天下之前，先要于前一日去太廟告示祖先。據清代《國朝宮史》記載：“皇帝御大朝則鳴鐘鼓以為節，親祀壇廟出午門則以鐘祭，太廟則以鼓”。
乾隆時期，每年到太廟的親祭，乾隆皇帝都要用詩和述事文字記述下來，向先祖告知他的心聲和一年所要做的大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夏天，乾隆于孟夏（農歷四月）時節去太廟，寫下一首御制平定準噶爾告祭述事詩：告成蠲祀異嘗蒸，太室薫風瑞靄凝。梗化昔延六十載，懷恩今挈百千朋。伊犁遼阻奚堪恃，列祖威靈實式憑，久計永安方廑念，敢因蕆事忘兢兢。
清代前期的新疆以天山為界，北路為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控制，南路為大小和卓所據。康、雍兩朝，準噶爾置備軍械，結引外族，致使漠北邊疆的戰火連綿不絕。
清統一準噶爾之戰，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式打響，一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才宣告結束，長達近70年。
乾隆初年，天山南北仍處于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的統治之下，但此時準噶爾內亂頻生，部眾離散，終使乾隆下定決心，借助武力徹底平定叛亂，并且制定了“兩路進兵，直抵伊犁”的進攻戰略。清軍經過多年遠程奔襲，展開大小十余次戰斗，兩定準噶爾，再定大小和卓部。乾隆皇帝終于實現了康、雍未竟之志，“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確定了此后中國疆域的基本輪廓。
此后，乾隆還讓宮廷畫師郎世寧將平定準噶爾之亂及大小和卓部的圖繪成一組，流傳下來。
辛亥革命以后，太廟一度仍歸清室所有，1924年才辟為和平公園。不過，根據檔案記載，在抗戰期間，太廟一度成為屯糧之處。
據檔案記載，1945年10月，據市民任叔泰函報，稱太廟封存了大量白米，另外，東郊和西郊的食庫存糧堆積如山，甚至有的已經發芽。時任北平市長的熊斌簽署訓令，要求查清市民函稱太廟的糧食和東西郊食庫存糧一事，并將糧食貶價出售，使糧價回落。
接到訓令后，內六區警察分局迅速派第一分駐所警官前往太廟內調查。駐守此處的是故宮博物院警衛隊分隊，隊長伊文壽稱，這些糧食是在1944年10月和11月，日偽時期的食糧公社在此存放的。食糧公社的社長雇人運來白米后，存放在太廟東西配殿里，在外面貼上封條。
1945年10月25日，糧食部北平糧政特派員辦事處派員前來核查，太廟里確有存糧一萬余包，遂重新進行封庫，在各門外貼上新的封條，并有專人值守。到了1946年1月26日，內六區警察分局報稱，太廟西廡有糧食部存放的大米，經該部第四庫主任司景圣監視，已經發給國民黨軍隊。
經過東郊警察分局調查，日本人在東西郊存糧的事，也是真的。日本商人在東郊皇木廠前街八號開了醬油廠，存放了千余袋小麥和黃豆。日本投降后，這些糧食已被國民政府參議吳景南接收查封，并派宋志南駐廠看管。
西郊警察分局在管界內三合棧倉庫內，查出玉米69048袋、高粱5857袋、谷子1418袋、小米330袋、大豆35袋、蠶豆154袋、小麥4031袋、大麥1203袋、玉米粉28268袋、豆粕粉220838袋，另外還有白薯干、二等粉、三等粉等大量糧食，由政府特派員辦公處接收。
社稷壇里藏社稷
社祭壇為九壇之一，位于紫禁城午門之外，闕右門西側。此地曾是遼、金城東北郊的興國寺。元代擴入元大都城內，改名為萬壽興國寺。
社為土神，稷為谷神。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古代，古人認為土壤與五谷是國家立命之本。每年農歷的2月和8月第一天，皇帝就把太社、太稷的神主牌位從拜殿請出來，放在壇上，然后站北向南，對著神主牌位行祭拜禮。
祭祀社神和稷神的祭祀儀式，包括迎神、升壇、上祭品、奏樂、獻舞、上香、跪拜、讀圭、出圭、送神等，一套繁瑣的禮儀大約需要二三個時辰。若趕上天氣不好或刮風下雨，祭祀儀式便改在壇北的拜殿中舉行。對著壇中央原有一方形石柱，為“社主”，又名“江山石”，象征江山永固。石柱半埋土中，后全埋，壇中還有一根木制的“稷主”。
壇中所鋪五色土是由全國各地納貢而來，每年春秋二祭由順天府鋪墊新土。明弘治五年(1492年)將所鋪壇土由二寸四分改為一寸，后皆遵此制。社祭壇上鋪有取自中國東南西北中的土，分為中黃、東青、南紅、西白、北黑的五色土，五色土是由全國各地納貢而來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九和五都不是簡單的數字，天數九為最大，地數五為最大，在各領域中，五代表著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代表東西南北中的五方，因此，五色土象征著中華民族幅員遼闊的疆土。
時光流轉到1914年10月10日，一直是皇家禁地的社稷壇的大門，被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普通市民們打開了。這一天，北平的市民像過節一樣高興。
朱啟鈐不但是政治家和實業家，還是一位古建筑學家。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朱啟鈐擔任巡警部內城廳丞的時候，隨同光緒帝到社稷壇祈求過風調雨順。1913年，退位的隆裕太后去世，國民政府決定公祭三天，朱啟鈐再一次踏入了社稷壇。但壇內雜草叢生的荒蕪景象令他吃驚，他決定把此處辟為中央公園。
在他的主持改造下，在南面辟一門(今中山公園南門)，后又在西辟一門(今西門)，東有松柏交翠亭、投壺亭、來今雨軒，西有迎暉亭、春明館、繪影樓、唐花塢、水榭、四宜軒，北有格言亭等，為適應新的功能要求，園中還安放了多塊清代宮苑中的名石，讓這里成為百姓樂園。
中山公園內的來今雨軒、春明館等，是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的社交場所。著名通俗文學大師張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啼笑因緣》便誕生在這里。那是在1929年5月，張恨水在來今雨軒舉辦的歡迎上海新聞記者東北視察團的宴會上，與《新聞報》嚴獨鶴先生相識，嚴獨鶴先生向他約稿，張恨水爽快地應了下來。一曲愛的悲歌，就此誕生。
據《魯迅日記》記載，自1917年至1927年，魯迅先生曾27次到來今雨軒就餐、飲茗、交談、閱報、翻譯小說，他翻譯的小說《小約翰》便是在這里完成的。另外，陳垣、陳寅恪、蕭乾、蔡鍔、冰心、葉圣陶、李大釗、高君宇等社會名人也多次到來今雨軒飯莊就餐。
習禮亭，位于南壇門南側，原址在正陽門內兵部街鴻臚寺衙門內，1915年4月移建此亭到中山公園。習禮亭原為明、清兩朝專為初次來京的文武官員、少數民族首領和附屬國貢使等演習朝覲皇帝禮儀之用，故名習禮亭，亦稱演禮亭。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鴻臚寺被焚，此亭幸免。不久英軍強占鴻臚寺做操場，清政府被迫將習禮亭遷至戶部街禮部衙門院中。
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1928年北平特別市長何其鞏等愛國人士把中央公園改為中山公園。此前，孫中山靈櫬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社稷壇北的拜殿停靈，在4月2日移厝至西山碧云寺。1929年移靈中山陵，檔案記載了孫中山先生的靈櫬恭移路線由西山碧云寺開始經玉泉山、青龍橋、萬壽山、海淀街進西直門經新街口、西四牌樓、西長安街、西長安牌樓、西三座門、西長安門、天安門、中華門出正陽門至東車站的路線。路線中的西四牌樓、西長安街牌樓、西三座門和中華門等早已拆除，成為檔案和老照片中可以覓到的難得舊影。
北京城的中軸線，處處體現出古人對稱和諧的理念。按陽在東，陰在西；文在東，武在西的建筑一一對稱。比如明代大明門前的千步廊兩側，衙門文在東，為吏部、戶部、禮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宗人府；武在西，為中軍都督府、左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殿堂設置上文華殿在東，武英殿在西。
紫禁城以中軸線為軸，有一對建筑遵循古代《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規制設計建造，這一對建筑，太廟體現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社稷壇體現中國農耕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權象征。太廟和社稷壇見證過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從檔案中可以抽絲剝繭，細細品讀。
太廟祭祖禮儀嚴
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位于紫禁城東側。太廟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我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
太廟坐北朝南，四座殿堂式建筑沿著中軸線依次遞進，戟門是禮儀之門，享殿是舉行祭祖大典的地方，寢殿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禁地，祧廟是供奉遠祖的殿堂。井亭、神廚和神庫配殿依次排列于兩側。
走進太廟兩旁的夾道，置身古老的紅墻與深綠色的古柏叢林之中，金碧輝煌、錯落有致的建筑，體現出皇家設計莊嚴肅穆的主旨。
中國是禮儀之邦，《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清會典》記載，每年皇帝萬壽和夏至、冬至三個節，都要舉行皇帝親自參加的大典。太廟每年的祭祀種類一般有三種方式和規格。大祀為皇帝親自祭拜，中祀少有皇帝親祀，常規時派官員祭祀。
清代皇帝祭祖時間，有三個時段。每年春夏秋冬的首月，即農歷1月、4月、7月、10月舉行的祭典稱“時享”，每年歲末舉行的祭典稱“祫祭”，祫祭是凡婚喪、登極、親政、冊立、征戰等國家大事之祭典稱“告祭”。殿內陳設金漆雕龍雕鳳帝后神座及香案供品等。
太廟的東配殿，供奉著歷代的有功皇族神位，西配殿，供奉異姓功臣神位。中殿稱寢殿，后殿稱祧廟。祭祖前先將祖先牌位從寢殿、祧廟移至前殿神座安放，然后舉行隆重的儀式。
皇帝有大事，欲頒詔天下之前，先要于前一日去太廟告示祖先。據清代《國朝宮史》記載：“皇帝御大朝則鳴鐘鼓以為節，親祀壇廟出午門則以鐘祭，太廟則以鼓”。
乾隆時期，每年到太廟的親祭，乾隆皇帝都要用詩和述事文字記述下來，向先祖告知他的心聲和一年所要做的大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夏天，乾隆于孟夏（農歷四月）時節去太廟，寫下一首御制平定準噶爾告祭述事詩：告成蠲祀異嘗蒸，太室薫風瑞靄凝。梗化昔延六十載，懷恩今挈百千朋。伊犁遼阻奚堪恃，列祖威靈實式憑，久計永安方廑念，敢因蕆事忘兢兢。
清代前期的新疆以天山為界，北路為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控制，南路為大小和卓所據。康、雍兩朝，準噶爾置備軍械，結引外族，致使漠北邊疆的戰火連綿不絕。
清統一準噶爾之戰，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式打響，一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才宣告結束，長達近70年。
乾隆初年，天山南北仍處于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的統治之下，但此時準噶爾內亂頻生，部眾離散，終使乾隆下定決心，借助武力徹底平定叛亂，并且制定了“兩路進兵，直抵伊犁”的進攻戰略。清軍經過多年遠程奔襲，展開大小十余次戰斗，兩定準噶爾，再定大小和卓部。乾隆皇帝終于實現了康、雍未竟之志，“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確定了此后中國疆域的基本輪廓。
此后，乾隆還讓宮廷畫師郎世寧將平定準噶爾之亂及大小和卓部的圖繪成一組，流傳下來。
辛亥革命以后，太廟一度仍歸清室所有，1924年才辟為和平公園。不過，根據檔案記載，在抗戰期間，太廟一度成為屯糧之處。
據檔案記載，1945年10月，據市民任叔泰函報，稱太廟封存了大量白米，另外，東郊和西郊的食庫存糧堆積如山，甚至有的已經發芽。時任北平市長的熊斌簽署訓令，要求查清市民函稱太廟的糧食和東西郊食庫存糧一事，并將糧食貶價出售，使糧價回落。
接到訓令后，內六區警察分局迅速派第一分駐所警官前往太廟內調查。駐守此處的是故宮博物院警衛隊分隊，隊長伊文壽稱，這些糧食是在1944年10月和11月，日偽時期的食糧公社在此存放的。食糧公社的社長雇人運來白米后，存放在太廟東西配殿里，在外面貼上封條。
1945年10月25日，糧食部北平糧政特派員辦事處派員前來核查，太廟里確有存糧一萬余包，遂重新進行封庫，在各門外貼上新的封條，并有專人值守。到了1946年1月26日，內六區警察分局報稱，太廟西廡有糧食部存放的大米，經該部第四庫主任司景圣監視，已經發給國民黨軍隊。
經過東郊警察分局調查，日本人在東西郊存糧的事，也是真的。日本商人在東郊皇木廠前街八號開了醬油廠，存放了千余袋小麥和黃豆。日本投降后，這些糧食已被國民政府參議吳景南接收查封，并派宋志南駐廠看管。
西郊警察分局在管界內三合棧倉庫內，查出玉米69048袋、高粱5857袋、谷子1418袋、小米330袋、大豆35袋、蠶豆154袋、小麥4031袋、大麥1203袋、玉米粉28268袋、豆粕粉220838袋，另外還有白薯干、二等粉、三等粉等大量糧食，由政府特派員辦公處接收。
社稷壇里藏社稷
社祭壇為九壇之一，位于紫禁城午門之外，闕右門西側。此地曾是遼、金城東北郊的興國寺。元代擴入元大都城內，改名為萬壽興國寺。
社為土神，稷為谷神。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古代，古人認為土壤與五谷是國家立命之本。每年農歷的2月和8月第一天，皇帝就把太社、太稷的神主牌位從拜殿請出來，放在壇上，然后站北向南，對著神主牌位行祭拜禮。
祭祀社神和稷神的祭祀儀式，包括迎神、升壇、上祭品、奏樂、獻舞、上香、跪拜、讀圭、出圭、送神等，一套繁瑣的禮儀大約需要二三個時辰。若趕上天氣不好或刮風下雨，祭祀儀式便改在壇北的拜殿中舉行。對著壇中央原有一方形石柱，為“社主”，又名“江山石”，象征江山永固。石柱半埋土中，后全埋，壇中還有一根木制的“稷主”。
壇中所鋪五色土是由全國各地納貢而來，每年春秋二祭由順天府鋪墊新土。明弘治五年(1492年)將所鋪壇土由二寸四分改為一寸，后皆遵此制。社祭壇上鋪有取自中國東南西北中的土，分為中黃、東青、南紅、西白、北黑的五色土，五色土是由全國各地納貢而來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九和五都不是簡單的數字，天數九為最大，地數五為最大，在各領域中，五代表著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代表東西南北中的五方，因此，五色土象征著中華民族幅員遼闊的疆土。
時光流轉到1914年10月10日，一直是皇家禁地的社稷壇的大門，被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普通市民們打開了。這一天，北平的市民像過節一樣高興。
朱啟鈐不但是政治家和實業家，還是一位古建筑學家。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朱啟鈐擔任巡警部內城廳丞的時候，隨同光緒帝到社稷壇祈求過風調雨順。1913年，退位的隆裕太后去世，國民政府決定公祭三天，朱啟鈐再一次踏入了社稷壇。但壇內雜草叢生的荒蕪景象令他吃驚，他決定把此處辟為中央公園。
在他的主持改造下，在南面辟一門(今中山公園南門)，后又在西辟一門(今西門)，東有松柏交翠亭、投壺亭、來今雨軒，西有迎暉亭、春明館、繪影樓、唐花塢、水榭、四宜軒，北有格言亭等，為適應新的功能要求，園中還安放了多塊清代宮苑中的名石，讓這里成為百姓樂園。
中山公園內的來今雨軒、春明館等，是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的社交場所。著名通俗文學大師張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啼笑因緣》便誕生在這里。那是在1929年5月，張恨水在來今雨軒舉辦的歡迎上海新聞記者東北視察團的宴會上，與《新聞報》嚴獨鶴先生相識，嚴獨鶴先生向他約稿，張恨水爽快地應了下來。一曲愛的悲歌，就此誕生。
據《魯迅日記》記載，自1917年至1927年，魯迅先生曾27次到來今雨軒就餐、飲茗、交談、閱報、翻譯小說，他翻譯的小說《小約翰》便是在這里完成的。另外，陳垣、陳寅恪、蕭乾、蔡鍔、冰心、葉圣陶、李大釗、高君宇等社會名人也多次到來今雨軒飯莊就餐。
習禮亭，位于南壇門南側，原址在正陽門內兵部街鴻臚寺衙門內，1915年4月移建此亭到中山公園。習禮亭原為明、清兩朝專為初次來京的文武官員、少數民族首領和附屬國貢使等演習朝覲皇帝禮儀之用，故名習禮亭，亦稱演禮亭。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鴻臚寺被焚，此亭幸免。不久英軍強占鴻臚寺做操場，清政府被迫將習禮亭遷至戶部街禮部衙門院中。
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1928年北平特別市長何其鞏等愛國人士把中央公園改為中山公園。此前，孫中山靈櫬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社稷壇北的拜殿停靈，在4月2日移厝至西山碧云寺。1929年移靈中山陵，檔案記載了孫中山先生的靈櫬恭移路線由西山碧云寺開始經玉泉山、青龍橋、萬壽山、海淀街進西直門經新街口、西四牌樓、西長安街、西長安牌樓、西三座門、西長安門、天安門、中華門出正陽門至東車站的路線。路線中的西四牌樓、西長安街牌樓、西三座門和中華門等早已拆除，成為檔案和老照片中可以覓到的難得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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