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風氣開放時代，蓋有三：一前秦，百家爭鳴；二魏晉，賢士風度；三晚明，小品文人。
三者中，最值得稱道的，無疑是百家爭鳴，出思想的時代比出文學的時代肯定更高大上；魏晉風度是有，只是少數幾個人在士林耍酷，多數文人還是在宦海里沉浮；晚明文人出圈了出樊籠了，宦海里撲騰的很多，江湖里浪蕩的不少；春秋戰國有百家，魏晉時代有七賢，晚明數得著的文人就多起來了。
獨立、自由、任性、放誕、作怪、浪漫、矯情，晚明文人做派，讓人眼花繚亂，晚明文人的名士風度、狂士風尚、游士風俗、清士風骨與戰士風格，也讓人大開眼界，只是沒誰統計晚明文人，想必有七十賢、七十怪、七十不肖。
都怪萬歷不管事
史有公論，“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晚明其實應當從萬歷算起。萬歷皇帝先前也是蠻進取的，后來有一件事刺激了他，他要自我主張，立自己想立的太子，群臣不肯；明朝文臣嘴巴子厲害，啥子事都是雞一嘴鴨一嘴，弄得萬歷“打癟”（賭氣）：不跟你們玩，你們自個玩去。從此待在紫禁城里，再也不出來，二十多年不上朝，有人總結有六不：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歷自顧自耍，官人也自娛自樂。“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益以日偷”。太祖建立起來的猛嚴官場松弛起來了，官家不管事，不是好事，卻也百弊有一利，大家自由度大多了。明初，皇法對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嚴加管制，比如服飾、車馬、飲食、器用、居室都有規定，嚴禁僭越：“誥至：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首飾之類，毋得僭分。敢有違者，用銀而用金，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纻絲紗羅，房舍棟梁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重錦而重錦，民床勿敢有暖閣而雕鏤這，違誥而違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個個坐以重罪。”
管得真是太寬，連穿衣戴帽，連坐凳睡床，連顏色到尺寸，都管得死死的，不但物主罪責難逃，而是木匠、織匠、漆匠、乞匠、金匠、銀匠、鐵匠等技術人員也一并重罪。這些犯罪，有兩個前提，一個是有犯人，一個是“事發到官”，現在萬歷不管官，官也懶得管事，這些事都沒誰來管了，事發不到官了。
彈簧壓得有多緊，彈起來就有多高。明朝當初管制有多嚴，后來管理就有多松弛。官人帶頭亂搞了，徐階、張居正等閣臣，“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皇上專用龍袍，臣子也穿起來上朝退朝，上班下班了。當年江西星子縣有三戶人家，端午賽龍舟，造了一條雕刻龍的龍舟，被治罪問斬；到了晚明，“駔儈庸流，幺幺賤品，亦戴方巾，莫知禁厲，其俳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云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
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打破了陳規，得風氣之先的文人，自然來領先社會時尚。有張獻翼，“身披彩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不穿內衣內褲，就摘一片荷葉菊花遮體，緋巾者，本是戰俘服飾，開了萬人會后要拉出去槍斃的，這家伙就這樣大搖大擺，穿街走巷。又有田藝蘅，“常衣絳衣，挾二鬟，游湖上，逢好友則令小鬟進酒，促膝談謔。時時攜內人游遍諸山，偶日暮，覓得一驢，與內人共跨入城。”一個大男子漢，從上到下，穿紅衣紅褲是什么造型啊；還帶著老婆到處跑，一起騎驢，十里長街招搖過市。
到了晚明，許多人是到處蹭吃蹭喝。有王伯稠，寫得一手好詩文，這家伙不科舉，不經商，家里不煮飯，看到誰家飯熟了，看到誰家紅白喜事了，他走過去，一屁股坐起，端起飯碗就伸筷子；百善孝為先，鄧鶴不管，跟著一個叫趙真吉的人到處游學，過家門，其兒女扯他衣角喊爸爸，他頭也不回，七十多歲的老爹來喊他，他也不回頭，走人；豐坊是大文人，卻以使粗耍狂為風度：“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啖，睚眥蒙瞋，即援戈矛相刺”，美丑觀與主流反著來，“或譽嫫母為嬋娟，斥蘭荃為茨菉，旁若無人，罕所顧忌。”主流向東，他偏向西；晚明很多文人，就是這樣與世界拗著來。
士人都在說“童心”
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李贄偏著頭問：“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朱熹說：“存天理滅人欲”，李贄偏著頭說：“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
那么人之心是什么？“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失卻了真人的是什么人？“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
現在來看李贄之論，無甚奇處，在明朝，卻是石破天驚的。他針對的是孔子之說、孟子之說、程頤之論、朱熹之論。李贄的童心說，承繼王陽明的心學，卻是更大膽，直接向理學猛烈開火。朱熹主張的是，人人都得按天理活著，天者，孔圣人也；李贄主張的是，人人可以按內心活著，內心者，自己之心想也。
李贄先前還做官，雖然有些離經叛道，到底不敢太出格，出大格，后來他棄官，專門辦學了，“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只相信自己內心，“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聽李贄講座，跟李贄上培訓班的，粗粗統計有二三千人，有名有姓者有五百來弟子，李贄雖然并不近女色，他有潔癖，但對道學先生是不屑的，他上課，若是來者穿戴整齊如公務員，他常常揮手，去去去，“此時不如攜歌伎舞女，淺斟低唱”，學生帶了女朋友來聽課，他很高興：“也強似與道學先生做伴。”李贄起心生長反骨，現在看來，不免有些矯枉過正。
李贄有很多女學生。在麻城削發為僧后，李贄曾經帶著一幫女弟子，去一位寡婦家教化，也化緣。他跟一些有品位的阿嫂阿嬸，通信往來，談天聊佛，把師生交談的內容整理成書，起名《觀音問》。在李贄這里，能跟他對上話的，都是女菩薩。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其中有一個誰也不能違反的天條，男女授受不親。李贄偏不管，偏要擰著理學來。
晚明很多官僚，都是李贄弟子，李贄的鐵粉里，有四個總督，一是劉東星，曾任河道及漕運總督，倆人結識于武昌，劉即拜李為師，曾有流氓來圍攻李贄，劉以行政力量保護李贄；二是梅國楨，不僅自己信服李贄，還讓女兒梅澹然跟李贄學習，有人誣李贄與他女有染，他根本不信，反而把李贄接到任所，做客講學；三是汪可受，四是顧養謙，都是李贄粉絲，都支持李贄，信服李贄。
李贄學界與文壇弟子自然更多，公安三袁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李贄粉絲，李贄在麻城，三袁特地去聆聽教誨，“庚寅（1590年）春，止于村落野廟。伯修（袁宗道）時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三袁開創的性靈學派，承繼了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入職又辭職、辭職又入職，也是按照“童心”來生活的。
自稱“真人真龍真品”的晚明文人湯顯祖，他創造的“情至說”也跟李贄童心說有血脈關系，他很羨慕袁宏道與李贄師生情誼，“世事玲瓏說不周，慧心人遠碧湘流。都將舌上青蓮子，摘與公安袁六休。”湯顯祖辭職遂昌，以粉絲身份在臨川拜見李贄，相見甚歡，相談甚愜；李贄每書出版，他都要托朋友給他買一本，“有李百泉先生(李贄別號百泉)者，見其《焚書》，畸人也。肯為求其書寄我駘蕩否？”讀了之后，更是茅塞頓開，“聽以李百泉之杰，尋其吐屬，如獲美劍。”
李贄追求個性獨立，追求人格獨立，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他的直接學子與間接學子，如一粒粒種子，散播在晚明大地上，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李贄的影響力大矣哉，晚明文人個個都有個性，人人都有區別度，“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只是，思想史上任何一種思想往后流，都會形成上中下流，得精華者精神高蹈，得糟粕者皮相低走。晚明文人形形色色，品相佳與品相差者，共同構成了晚明文人群像。
當官不成買賣在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仆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中了進士后，劉繪仕途有起有伏，起多于伏。他是直臣，以敢諫而得罪首輔夏言，出任重慶知府，重慶任上沒干多久，寫了一封辭職信，回鄉下了，“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發了狠誓，若我再來當官，你們砍斷我的腳。
說狠話，干猛事，劉繪還真是李贄信徒。果然再也不曾入仕，“家居二十年，卒。”
劉繪是循吏，更是廉吏，他鄉居二十年，怎么過日子呢？劉繪回河南老家，當起了養魚專業戶，“浚治陂地，種魚十萬頭，堤樹千章，盡有蒹葭、茭耦、牛羊、豚豕之利。”劉繪科學養魚，搞起了多種經營，把養魚相關的產業都做了起來，不僅如此，劉繪“責童易鹽鬻馬，課其入息”，養魚外，還經營鹽業，經營馬業，經營銀行業。
劉繪不為良相，便為良商。劉繪到底文人出身，沒有忘記其文人身份，當老板之余，“繪工詩文”，有《嵩陽集》《通論》40篇和詩、賦、序、記等20卷流傳于世。
劉繪不是晚明第一個下海吃螃蟹的。“蘇之昆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文人娶了商家女，不奇，奇的是他竟然入贅，文人倒插門，需要膽氣與勇氣的；更奇的是，方麟繼承岳父事業，不再科舉，專事經商，經商富后，廣施仁義，大搞慈善，大搞文化，“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
方麟棄官從商，棄文從商，思想家王陽明對方麟贊賞有加，特地給他做《墓志銘》，借方麟闡發其思想：“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工商，來是平等的，但古人把士位抬得太高。王陽明石破天驚，把士與其他三民等量齊觀，這思想在之前是行不通的。
到了明朝，商業興起，很多士人根本就不去就仕。如果仕與商不兼容，棄仕而商，仕與商可兼容，既仕又商。何心隱是明朝一位大思想家，還是一個大商人，有豐富的從商經驗，有人來向他請教從商之道，心隱授以六字訣：“買一分，賣一分。”又授四字訣：“頓買頓賣”，按何老板秘訣，“起家至數萬”。
晚明文人發展路子寬。馮夢龍自己著書，自己刻書，自己賣書，以文養文，成一代名家；李漁成立家庭戲班，帶領一班子老婆明星，四處走穴，四處演唱，四處打秋風，生活過得相當安逸，活色生香；富家公子余懷買槍抗清，買舟樂游，脫離了自古仕途一條道。馮夢龍說他的時代，“一品官，二品賈”；凌濛初說，不止于此，更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晚明不只有從仕這一條路，處士、名士、狂士、隱士、俗士、雅士乃至嬉皮士，異彩紛呈。
正是萬歷的“懶政”，李贄的“童心”和明末的“富庶”三合一，造就了晚明的士風。
文人的風氣開放時代，蓋有三：一前秦，百家爭鳴；二魏晉，賢士風度；三晚明，小品文人。
三者中，最值得稱道的，無疑是百家爭鳴，出思想的時代比出文學的時代肯定更高大上；魏晉風度是有，只是少數幾個人在士林耍酷，多數文人還是在宦海里沉浮；晚明文人出圈了出樊籠了，宦海里撲騰的很多，江湖里浪蕩的不少；春秋戰國有百家，魏晉時代有七賢，晚明數得著的文人就多起來了。
獨立、自由、任性、放誕、作怪、浪漫、矯情，晚明文人做派，讓人眼花繚亂，晚明文人的名士風度、狂士風尚、游士風俗、清士風骨與戰士風格，也讓人大開眼界，只是沒誰統計晚明文人，想必有七十賢、七十怪、七十不肖。
都怪萬歷不管事
史有公論，“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晚明其實應當從萬歷算起。萬歷皇帝先前也是蠻進取的，后來有一件事刺激了他，他要自我主張，立自己想立的太子，群臣不肯；明朝文臣嘴巴子厲害，啥子事都是雞一嘴鴨一嘴，弄得萬歷“打癟”（賭氣）：不跟你們玩，你們自個玩去。從此待在紫禁城里，再也不出來，二十多年不上朝，有人總結有六不：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歷自顧自耍，官人也自娛自樂。“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益以日偷”。太祖建立起來的猛嚴官場松弛起來了，官家不管事，不是好事，卻也百弊有一利，大家自由度大多了。明初，皇法對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嚴加管制，比如服飾、車馬、飲食、器用、居室都有規定，嚴禁僭越：“誥至：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首飾之類，毋得僭分。敢有違者，用銀而用金，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纻絲紗羅，房舍棟梁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重錦而重錦，民床勿敢有暖閣而雕鏤這，違誥而違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個個坐以重罪。”
管得真是太寬，連穿衣戴帽，連坐凳睡床，連顏色到尺寸，都管得死死的，不但物主罪責難逃，而是木匠、織匠、漆匠、乞匠、金匠、銀匠、鐵匠等技術人員也一并重罪。這些犯罪，有兩個前提，一個是有犯人，一個是“事發到官”，現在萬歷不管官，官也懶得管事，這些事都沒誰來管了，事發不到官了。
彈簧壓得有多緊，彈起來就有多高。明朝當初管制有多嚴，后來管理就有多松弛。官人帶頭亂搞了，徐階、張居正等閣臣，“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皇上專用龍袍，臣子也穿起來上朝退朝，上班下班了。當年江西星子縣有三戶人家，端午賽龍舟，造了一條雕刻龍的龍舟，被治罪問斬；到了晚明，“駔儈庸流，幺幺賤品，亦戴方巾，莫知禁厲，其俳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云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
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打破了陳規，得風氣之先的文人，自然來領先社會時尚。有張獻翼，“身披彩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不穿內衣內褲，就摘一片荷葉菊花遮體，緋巾者，本是戰俘服飾，開了萬人會后要拉出去槍斃的，這家伙就這樣大搖大擺，穿街走巷。又有田藝蘅，“常衣絳衣，挾二鬟，游湖上，逢好友則令小鬟進酒，促膝談謔。時時攜內人游遍諸山，偶日暮，覓得一驢，與內人共跨入城。”一個大男子漢，從上到下，穿紅衣紅褲是什么造型啊；還帶著老婆到處跑，一起騎驢，十里長街招搖過市。
到了晚明，許多人是到處蹭吃蹭喝。有王伯稠，寫得一手好詩文，這家伙不科舉，不經商，家里不煮飯，看到誰家飯熟了，看到誰家紅白喜事了，他走過去，一屁股坐起，端起飯碗就伸筷子；百善孝為先，鄧鶴不管，跟著一個叫趙真吉的人到處游學，過家門，其兒女扯他衣角喊爸爸，他頭也不回，七十多歲的老爹來喊他，他也不回頭，走人；豐坊是大文人，卻以使粗耍狂為風度：“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啖，睚眥蒙瞋，即援戈矛相刺”，美丑觀與主流反著來，“或譽嫫母為嬋娟，斥蘭荃為茨菉，旁若無人，罕所顧忌。”主流向東，他偏向西；晚明很多文人，就是這樣與世界拗著來。
士人都在說“童心”
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李贄偏著頭問：“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朱熹說：“存天理滅人欲”，李贄偏著頭說：“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
那么人之心是什么？“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失卻了真人的是什么人？“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
現在來看李贄之論，無甚奇處，在明朝，卻是石破天驚的。他針對的是孔子之說、孟子之說、程頤之論、朱熹之論。李贄的童心說，承繼王陽明的心學，卻是更大膽，直接向理學猛烈開火。朱熹主張的是，人人都得按天理活著，天者，孔圣人也；李贄主張的是，人人可以按內心活著，內心者，自己之心想也。
李贄先前還做官，雖然有些離經叛道，到底不敢太出格，出大格，后來他棄官，專門辦學了，“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只相信自己內心，“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聽李贄講座，跟李贄上培訓班的，粗粗統計有二三千人，有名有姓者有五百來弟子，李贄雖然并不近女色，他有潔癖，但對道學先生是不屑的，他上課，若是來者穿戴整齊如公務員，他常常揮手，去去去，“此時不如攜歌伎舞女，淺斟低唱”，學生帶了女朋友來聽課，他很高興：“也強似與道學先生做伴。”李贄起心生長反骨，現在看來，不免有些矯枉過正。
李贄有很多女學生。在麻城削發為僧后，李贄曾經帶著一幫女弟子，去一位寡婦家教化，也化緣。他跟一些有品位的阿嫂阿嬸，通信往來，談天聊佛，把師生交談的內容整理成書，起名《觀音問》。在李贄這里，能跟他對上話的，都是女菩薩。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其中有一個誰也不能違反的天條，男女授受不親。李贄偏不管，偏要擰著理學來。
晚明很多官僚，都是李贄弟子，李贄的鐵粉里，有四個總督，一是劉東星，曾任河道及漕運總督，倆人結識于武昌，劉即拜李為師，曾有流氓來圍攻李贄，劉以行政力量保護李贄；二是梅國楨，不僅自己信服李贄，還讓女兒梅澹然跟李贄學習，有人誣李贄與他女有染，他根本不信，反而把李贄接到任所，做客講學；三是汪可受，四是顧養謙，都是李贄粉絲，都支持李贄，信服李贄。
李贄學界與文壇弟子自然更多，公安三袁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李贄粉絲，李贄在麻城，三袁特地去聆聽教誨，“庚寅（1590年）春，止于村落野廟。伯修（袁宗道）時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三袁開創的性靈學派，承繼了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入職又辭職、辭職又入職，也是按照“童心”來生活的。
自稱“真人真龍真品”的晚明文人湯顯祖，他創造的“情至說”也跟李贄童心說有血脈關系，他很羨慕袁宏道與李贄師生情誼，“世事玲瓏說不周，慧心人遠碧湘流。都將舌上青蓮子，摘與公安袁六休。”湯顯祖辭職遂昌，以粉絲身份在臨川拜見李贄，相見甚歡，相談甚愜；李贄每書出版，他都要托朋友給他買一本，“有李百泉先生(李贄別號百泉)者，見其《焚書》，畸人也。肯為求其書寄我駘蕩否？”讀了之后，更是茅塞頓開，“聽以李百泉之杰，尋其吐屬，如獲美劍。”
李贄追求個性獨立，追求人格獨立，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他的直接學子與間接學子，如一粒粒種子，散播在晚明大地上，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李贄的影響力大矣哉，晚明文人個個都有個性，人人都有區別度，“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只是，思想史上任何一種思想往后流，都會形成上中下流，得精華者精神高蹈，得糟粕者皮相低走。晚明文人形形色色，品相佳與品相差者，共同構成了晚明文人群像。
當官不成買賣在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仆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中了進士后，劉繪仕途有起有伏，起多于伏。他是直臣，以敢諫而得罪首輔夏言，出任重慶知府，重慶任上沒干多久，寫了一封辭職信，回鄉下了，“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發了狠誓，若我再來當官，你們砍斷我的腳。
說狠話，干猛事，劉繪還真是李贄信徒。果然再也不曾入仕，“家居二十年，卒。”
劉繪是循吏，更是廉吏，他鄉居二十年，怎么過日子呢？劉繪回河南老家，當起了養魚專業戶，“浚治陂地，種魚十萬頭，堤樹千章，盡有蒹葭、茭耦、牛羊、豚豕之利。”劉繪科學養魚，搞起了多種經營，把養魚相關的產業都做了起來，不僅如此，劉繪“責童易鹽鬻馬，課其入息”，養魚外，還經營鹽業，經營馬業，經營銀行業。
劉繪不為良相，便為良商。劉繪到底文人出身，沒有忘記其文人身份，當老板之余，“繪工詩文”，有《嵩陽集》《通論》40篇和詩、賦、序、記等20卷流傳于世。
劉繪不是晚明第一個下海吃螃蟹的。“蘇之昆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文人娶了商家女，不奇，奇的是他竟然入贅，文人倒插門，需要膽氣與勇氣的；更奇的是，方麟繼承岳父事業，不再科舉，專事經商，經商富后，廣施仁義，大搞慈善，大搞文化，“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
方麟棄官從商，棄文從商，思想家王陽明對方麟贊賞有加，特地給他做《墓志銘》，借方麟闡發其思想：“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工商，來是平等的，但古人把士位抬得太高。王陽明石破天驚，把士與其他三民等量齊觀，這思想在之前是行不通的。
到了明朝，商業興起，很多士人根本就不去就仕。如果仕與商不兼容，棄仕而商，仕與商可兼容，既仕又商。何心隱是明朝一位大思想家，還是一個大商人，有豐富的從商經驗，有人來向他請教從商之道，心隱授以六字訣：“買一分，賣一分。”又授四字訣：“頓買頓賣”，按何老板秘訣，“起家至數萬”。
晚明文人發展路子寬。馮夢龍自己著書，自己刻書，自己賣書，以文養文，成一代名家；李漁成立家庭戲班，帶領一班子老婆明星，四處走穴，四處演唱，四處打秋風，生活過得相當安逸，活色生香；富家公子余懷買槍抗清，買舟樂游，脫離了自古仕途一條道。馮夢龍說他的時代，“一品官，二品賈”；凌濛初說，不止于此，更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晚明不只有從仕這一條路，處士、名士、狂士、隱士、俗士、雅士乃至嬉皮士，異彩紛呈。
正是萬歷的“懶政”，李贄的“童心”和明末的“富庶”三合一，造就了晚明的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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