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禮霖導演、編劇，吳慷仁、陳澤耀主演的電影《富都青年》日前在國內上映。這部電影以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一處名為“富都”，實際上像貧民窟的老社區為背景，講述沒有公民身份也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倆（哥哥阿邦與弟弟阿迪），在艱難環境里，互相依靠掙扎求生的故事，并借由兩人的命運軌跡，揭開馬來西亞底層社會真實殘酷的一角。
沉重的社會議題雖然讓影片鋪陳起較為黯淡的生活基調，但仍有愛之光沖破障礙照進現實，家庭結構中的兄弟情以及社會層面上的鄰里情、工友情、社工情等情誼，讓一個個困頓的靈魂得到救贖。
非法外勞
片中兩兄弟棲身的“富都”，名字自帶嘲諷與荒誕意味。它別名半山芭，曾是大量中下階層華人的居住地，而諸多華人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搬到別處之后，這里就成為外籍勞工，尤其是非法外勞的聚集地。
外勞大多來自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既有合法的務工人員，也有非法的偷渡客與難民。馬來西亞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他們的身份無論是否合法，都可以充當低端勞動力，來填補用工短缺。不過隨著大馬經濟發展步調的放緩，非法外勞就成為政府打擊、警察驅逐的對象。此外，非法外勞為了能在異鄉以打零工的方式掙口糧，往往會通過地下組織辦理假身份證件，也因此不得不接受辦假證的人對他們的盤剝。
影片開場，便是一則馬來西亞非法外勞群體的生存實錄。一幫渴望拿到偽造證件的人，在與地下組織的大佬、中間人阿迪進行交易時，因為錢不夠而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只有 “滾回去”的呵斥。這幫人正不知所措之際，交易現場又被警察突襲，他們只能如無頭蒼蠅般慌忙逃命。而某位非法外勞在警察的追擊下，以墜樓自殺的方式了斷余生，因為他非常清楚，一旦被警察捉住，等待他的將是罰款與遣返。
與非法外勞相比，在馬來西亞出生但沒有取得該國國籍的人，譬如阿邦與阿迪，亦是境況不佳、命途多舛，無法光明正大地生活。
身份證明
按照馬來西亞法規，在醫院出生的孩子，會獲得一張“報生紙”。不過像阿邦與阿迪這樣，由馬來西亞男性與外籍女性在未婚狀態下所生的小孩，則國籍必須隨母親。這種硬性規定導致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很難像馬來西亞公民一樣拿到粉色或藍色身份證——馬來西亞共有五種顏色的身份證，粉色與藍色身份證均表示持有者是該國正式公民，享有全部公民權。
報生紙僅限于向大大小小的權力機構證明身份，別無他用。無身份證但有報生紙的人，如阿迪所言，不能在銀行開戶存錢、考駕照、租房，出行可用的交通工具只有巴士和自己的雙腿。但報生紙對于沒有公民身份的人群而言，又至關重要，假如沒有這一紙證明，他們將寸步難行。
天生是聾人的阿邦，只想讓自己和他年少時撿來的弟弟阿迪，過上安穩的日子，但因為他的報生紙在一場火災中化為灰燼，他不得不像非法外勞一樣小心謹慎地過活。他不敢向與他互生情愫的緬甸妹表明心跡，甚至在她隨家人搬離之際，也沒能送出早早為她買下的絲巾；對于雇他干活的菜場小老板克扣他酬勞的行為，也只能忍氣吞聲；一旦遇到警察臨檢，還要緊張地趕緊逃至暗處。
不甘被命運打敗也不愿像哥哥般艱難討生的阿迪，為了改善生活，從事起辦假證件的買賣。但這種買賣充滿風險與變數，并非長久之計，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倆兄弟的處境。他雖然憑借隨身攜帶的報生紙，能在被警察突擊檢查時抽身而退，卻也懼怕遇到被他騙走血汗錢的非法外勞。而在阿迪的飾演者陳澤耀搭檔張艾嘉出演的另一部馬來西亞電影《分貝人生》中，男主角無法將妹妹的尸體從醫院太平間取出的原因，也正是妹妹沒有報生紙。
皆在邊緣
持有報生紙的無國籍者，在父母補辦完結婚手續、父親與子女一同面見相關官員等情況下，可以通過社工的幫助，向馬來西亞國民登記局提交申請身份證的文件，不過能否獲批要看造化。
《富都青年》中，阿迪具備申請公民權的條件，但他選擇了放棄。在NGO（非政府組織）成員佳恩（林宣妤飾）的促成下，阿迪成長路上始終缺席的父親，答應與他一起去國民登記局，但無法原諒父親的阿迪，寧肯不拿身份證，也不要與父親見面。而他的這種行為，竟導致了他與阿邦的命運急轉直下。
阿迪在家里與佳恩圍繞是否該見他父親時發生沖突，失手將她推倒在地，見佳恩后腦出血喪失意識，他以為自己犯下過失殺人罪，匆匆奪門而出。更為可悲之處在于，佳恩并沒被阿迪殺死，卻是死于阿邦之手。當阿邦回到家中，躺在血泊中的佳恩醒了過來，開始低聲呼喊，這時門外傳來提著咖喱來找阿邦做飯的工友的敲門聲，阿邦不知如何是好，驚慌中捂死了佳恩。其后，阿邦瞞著阿迪去警察局自首。
阿邦主動承擔下所有罪責，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對佳恩有愧，佳恩盡心盡責地幫助阿迪之外，還在明知阿邦沒有報生紙的情況下，努力替他遞交公民權的申請；二是為了讓阿迪免受罪責，獲得身份，以后能像馬來西亞公民一樣過上正常的生活；三是對自身的未來完全絕望——他被判處絞刑后一度絕食，與來到監獄開導他的法師控訴生活的不公，并拼盡全力吼出“我-想-死”。善良本分的他在內心深處早已認命，不再對生活轉好抱有任何希望。
實際上，即便阿邦與阿迪拿到了身份證，他們的生活似乎也很難有起色。照顧兄弟倆多年的鄰居Money姐（鄧金煌飾），雖然持有藍色身份證，但因為職業特殊，謀生手段不為主流社會所容，在警察深夜突襲社區時，同樣需要接受警察的盤問。說到底，在富都老社區生活的人們，不管是非法勞工、持有報生紙的無國籍者，還是底層的馬來西亞公民，都屬于很難為自己發聲的邊緣人，只能任由生命的色彩被周邊環境的悲涼底色所吞噬。
做個好人
糟糕的環境里，好人當然難做，但《富都青年》卻一再告訴觀眾，要堅持做正派的好人，因為善意與愛的行動，以及個體之間的情誼，哪怕無比微小，也是我們過日子的支撐，并會為生活的改變奠定希望。
佳恩的工作即使不被家人甚至受助者理解，她也不放過任何幫助弱勢人群的機會；Money姐被客人欺負時，阿迪會挺身而出；阿邦入獄前，工友見他的食物只有干面包，就分享自制的咖喱汁讓他蘸著吃。他入獄后，獄警見他連續多日不吃飯，就勸他“既然還活著，就要好好活著”。
而片中表現阿邦與阿迪兄弟情深的鏡頭，除了兩人在家中唯有的一張雙人床上嬉鬧、給Money姐慶生時擁抱著跳舞、阿邦為阿迪做飯留菜、阿迪開阿邦與緬甸妹的玩笑等，還有兩人吃雞蛋時總用對方的額頭磕碎蛋殼。他們拿彼此的頭磕雞蛋的戲份，在片中出現了多次，讓觀眾覺得有趣、收獲感動之外，也寫照邊緣群體與現實環境的碰撞，與村上春樹“雞蛋與墻”的言論也發生一定的關聯。
影片最后，兩兄弟生死相隔的狀況雖然沒能改寫，但阿邦在法師、獄警以及阿迪的勸慰下，對過往釋懷，不再怨恨生活，坦然接受了命運的安排。離開哥哥庇護的阿迪，開始認真規劃人生，以踏實工作、主動去見父親等方式，獨自完成屬于自己的“成人禮”，為拿到阿邦一直希望他拿到的身份證做足準備。
此外，阿邦的飾演者吳慷仁的表演非常值得一提。他用面部表情、手語動作、肢體語匯詮釋出“無聲勝有聲”，將人物內在的情感變化與情緒起伏，恰如其分地外化，推至觀眾面前，令人想起《悲情城市》中不能說話的梁朝偉、《狗陣》中沉默寡言的彭于晏。吳慷仁憑借阿邦這一角色摘得第17屆FIRST青年電影展競賽最佳演員、第60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桂冠，可謂實至名歸。
王禮霖導演、編劇，吳慷仁、陳澤耀主演的電影《富都青年》日前在國內上映。這部電影以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一處名為“富都”，實際上像貧民窟的老社區為背景，講述沒有公民身份也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倆（哥哥阿邦與弟弟阿迪），在艱難環境里，互相依靠掙扎求生的故事，并借由兩人的命運軌跡，揭開馬來西亞底層社會真實殘酷的一角。
沉重的社會議題雖然讓影片鋪陳起較為黯淡的生活基調，但仍有愛之光沖破障礙照進現實，家庭結構中的兄弟情以及社會層面上的鄰里情、工友情、社工情等情誼，讓一個個困頓的靈魂得到救贖。
非法外勞
片中兩兄弟棲身的“富都”，名字自帶嘲諷與荒誕意味。它別名半山芭，曾是大量中下階層華人的居住地，而諸多華人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搬到別處之后，這里就成為外籍勞工，尤其是非法外勞的聚集地。
外勞大多來自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既有合法的務工人員，也有非法的偷渡客與難民。馬來西亞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他們的身份無論是否合法，都可以充當低端勞動力，來填補用工短缺。不過隨著大馬經濟發展步調的放緩，非法外勞就成為政府打擊、警察驅逐的對象。此外，非法外勞為了能在異鄉以打零工的方式掙口糧，往往會通過地下組織辦理假身份證件，也因此不得不接受辦假證的人對他們的盤剝。
影片開場，便是一則馬來西亞非法外勞群體的生存實錄。一幫渴望拿到偽造證件的人，在與地下組織的大佬、中間人阿迪進行交易時，因為錢不夠而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只有 “滾回去”的呵斥。這幫人正不知所措之際，交易現場又被警察突襲，他們只能如無頭蒼蠅般慌忙逃命。而某位非法外勞在警察的追擊下，以墜樓自殺的方式了斷余生，因為他非常清楚，一旦被警察捉住，等待他的將是罰款與遣返。
與非法外勞相比，在馬來西亞出生但沒有取得該國國籍的人，譬如阿邦與阿迪，亦是境況不佳、命途多舛，無法光明正大地生活。
身份證明
按照馬來西亞法規，在醫院出生的孩子，會獲得一張“報生紙”。不過像阿邦與阿迪這樣，由馬來西亞男性與外籍女性在未婚狀態下所生的小孩，則國籍必須隨母親。這種硬性規定導致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很難像馬來西亞公民一樣拿到粉色或藍色身份證——馬來西亞共有五種顏色的身份證，粉色與藍色身份證均表示持有者是該國正式公民，享有全部公民權。
報生紙僅限于向大大小小的權力機構證明身份，別無他用。無身份證但有報生紙的人，如阿迪所言，不能在銀行開戶存錢、考駕照、租房，出行可用的交通工具只有巴士和自己的雙腿。但報生紙對于沒有公民身份的人群而言，又至關重要，假如沒有這一紙證明，他們將寸步難行。
天生是聾人的阿邦，只想讓自己和他年少時撿來的弟弟阿迪，過上安穩的日子，但因為他的報生紙在一場火災中化為灰燼，他不得不像非法外勞一樣小心謹慎地過活。他不敢向與他互生情愫的緬甸妹表明心跡，甚至在她隨家人搬離之際，也沒能送出早早為她買下的絲巾；對于雇他干活的菜場小老板克扣他酬勞的行為，也只能忍氣吞聲；一旦遇到警察臨檢，還要緊張地趕緊逃至暗處。
不甘被命運打敗也不愿像哥哥般艱難討生的阿迪，為了改善生活，從事起辦假證件的買賣。但這種買賣充滿風險與變數，并非長久之計，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倆兄弟的處境。他雖然憑借隨身攜帶的報生紙，能在被警察突擊檢查時抽身而退，卻也懼怕遇到被他騙走血汗錢的非法外勞。而在阿迪的飾演者陳澤耀搭檔張艾嘉出演的另一部馬來西亞電影《分貝人生》中，男主角無法將妹妹的尸體從醫院太平間取出的原因，也正是妹妹沒有報生紙。
皆在邊緣
持有報生紙的無國籍者，在父母補辦完結婚手續、父親與子女一同面見相關官員等情況下，可以通過社工的幫助，向馬來西亞國民登記局提交申請身份證的文件，不過能否獲批要看造化。
《富都青年》中，阿迪具備申請公民權的條件，但他選擇了放棄。在NGO（非政府組織）成員佳恩（林宣妤飾）的促成下，阿迪成長路上始終缺席的父親，答應與他一起去國民登記局，但無法原諒父親的阿迪，寧肯不拿身份證，也不要與父親見面。而他的這種行為，竟導致了他與阿邦的命運急轉直下。
阿迪在家里與佳恩圍繞是否該見他父親時發生沖突，失手將她推倒在地，見佳恩后腦出血喪失意識，他以為自己犯下過失殺人罪，匆匆奪門而出。更為可悲之處在于，佳恩并沒被阿迪殺死，卻是死于阿邦之手。當阿邦回到家中，躺在血泊中的佳恩醒了過來，開始低聲呼喊，這時門外傳來提著咖喱來找阿邦做飯的工友的敲門聲，阿邦不知如何是好，驚慌中捂死了佳恩。其后，阿邦瞞著阿迪去警察局自首。
阿邦主動承擔下所有罪責，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對佳恩有愧，佳恩盡心盡責地幫助阿迪之外，還在明知阿邦沒有報生紙的情況下，努力替他遞交公民權的申請；二是為了讓阿迪免受罪責，獲得身份，以后能像馬來西亞公民一樣過上正常的生活；三是對自身的未來完全絕望——他被判處絞刑后一度絕食，與來到監獄開導他的法師控訴生活的不公，并拼盡全力吼出“我-想-死”。善良本分的他在內心深處早已認命，不再對生活轉好抱有任何希望。
實際上，即便阿邦與阿迪拿到了身份證，他們的生活似乎也很難有起色。照顧兄弟倆多年的鄰居Money姐（鄧金煌飾），雖然持有藍色身份證，但因為職業特殊，謀生手段不為主流社會所容，在警察深夜突襲社區時，同樣需要接受警察的盤問。說到底，在富都老社區生活的人們，不管是非法勞工、持有報生紙的無國籍者，還是底層的馬來西亞公民，都屬于很難為自己發聲的邊緣人，只能任由生命的色彩被周邊環境的悲涼底色所吞噬。
做個好人
糟糕的環境里，好人當然難做，但《富都青年》卻一再告訴觀眾，要堅持做正派的好人，因為善意與愛的行動，以及個體之間的情誼，哪怕無比微小，也是我們過日子的支撐，并會為生活的改變奠定希望。
佳恩的工作即使不被家人甚至受助者理解，她也不放過任何幫助弱勢人群的機會；Money姐被客人欺負時，阿迪會挺身而出；阿邦入獄前，工友見他的食物只有干面包，就分享自制的咖喱汁讓他蘸著吃。他入獄后，獄警見他連續多日不吃飯，就勸他“既然還活著，就要好好活著”。
而片中表現阿邦與阿迪兄弟情深的鏡頭，除了兩人在家中唯有的一張雙人床上嬉鬧、給Money姐慶生時擁抱著跳舞、阿邦為阿迪做飯留菜、阿迪開阿邦與緬甸妹的玩笑等，還有兩人吃雞蛋時總用對方的額頭磕碎蛋殼。他們拿彼此的頭磕雞蛋的戲份，在片中出現了多次，讓觀眾覺得有趣、收獲感動之外，也寫照邊緣群體與現實環境的碰撞，與村上春樹“雞蛋與墻”的言論也發生一定的關聯。
影片最后，兩兄弟生死相隔的狀況雖然沒能改寫，但阿邦在法師、獄警以及阿迪的勸慰下，對過往釋懷，不再怨恨生活，坦然接受了命運的安排。離開哥哥庇護的阿迪，開始認真規劃人生，以踏實工作、主動去見父親等方式，獨自完成屬于自己的“成人禮”，為拿到阿邦一直希望他拿到的身份證做足準備。
此外，阿邦的飾演者吳慷仁的表演非常值得一提。他用面部表情、手語動作、肢體語匯詮釋出“無聲勝有聲”，將人物內在的情感變化與情緒起伏，恰如其分地外化，推至觀眾面前，令人想起《悲情城市》中不能說話的梁朝偉、《狗陣》中沉默寡言的彭于晏。吳慷仁憑借阿邦這一角色摘得第17屆FIRST青年電影展競賽最佳演員、第60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桂冠，可謂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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