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在當下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故事設定，然而，在一般的女性向作品里，“穿越”后的女性主人公無論擁有何種身份——公主、才女、婢女抑或是繡女、醫女、俠女……故事多以家庭為活動軸心，以親緣與性緣的變動為人生驅動力，描寫她們職業生活的筆墨甚少。當然，有部分原因是這些人大半“穿越”到了古代，可描寫的空間狹窄。不過，即便“穿越”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生產力大發展的工業時代，人們對婦女的職業想象依舊貧瘠，停留在家庭教師、文職秘書、紡織女工等有限的職業身份上。
設若有一位作家要積累素材，描寫以職業生活為主體的“穿越女”的故事，他該如何取材呢？以下這幾本著作，或許可為撰寫職業女性故事提供啟發。
消費賦權——家庭內部決策如何影響能源市場
只將目光聚焦在傳統職業上，勢必無法推陳出新。要將視野放大，先從不夠為人熟知的職業入手。阿比蓋爾·哈里森·摩爾的這本《持家的人：女性勞動與能源變革》就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向讀者介紹了艾格尼斯·加勒特和羅達·加勒特姐妹這對專業裝潢咨詢師。她們是英國首家全女性設計和裝潢公司的創始者，在1877年出版了《家庭裝潢建議》，直接面向女性讀者。
19世紀60年代以前，家庭裝潢決策主要是男性作出的，那時候家里的一切決策都以男性為主導。到了19世紀70年代，像加勒特姐妹這樣的職業女性試圖推動女性在家庭裝潢中的決策權，利用消費決策權提升家庭話語權。她們面向中產階級，提供了“一套簡單的、不花太多錢就能讓家居環境更美、更健康的方法”，并輔助客戶買入先進的燃氣或電力設備。另一位從事相關研究的女性霍伊斯夫人在兩姐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她竭力推廣更安全、便捷的電燈——當時英國家庭廣泛使用的蠟燭和煤油燈安全隱患極大。她呼吁女性創造符合自己價值觀念和品味的家，在裝潢師的輔助下行使自己的家庭管理權。
在燃氣和電力公司的市場競爭中，女性在說服消費者在家中作出能源決策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像女性電氣協會這樣的組織更為電力技術的推廣作出了卓越貢獻。有成百上千位指導、推廣和示范用電的女性電氣協會工作人員持續付出，提升數百萬房主對于家庭電力消費的認知。這其中，身為協會干事、《女性工程師》編輯的卡洛琳·哈斯利特正是另一位職業樣板。她不僅挖掘了獨立電氣工程師瑪格麗特·帕特里奇，更積極介入政治，為女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家庭能源的變革，不僅造就了與之相關的職業女性，更為普通家庭主婦帶來新的觀念：家庭內部的許多工作和決策都具備社會價值，勞動方式和社會關系并非一成不變，每個人的每個選擇都在影響世界。
在現下這樣一個生產過剩的年代，人人都在互相提醒不要走進消費主義陷阱。然而將時鐘撥回到19世紀末，英國女性還沒有完全獲得選舉權。她們通過消費獲得的一點話語權是撬動現狀、爭取社會地位的途徑之一。盡管家庭裝潢、能源選擇等決策看起來瑣碎、不值一提，可英國的已婚婦女卻從中逐漸建立起獨立掌控財產、行使決策的意識。像加勒特姐妹這種針對女性用戶群體的職業女性，也有了充分發揮能量的舞臺，無論是作為消費者還是作為新興職業女性，英國女性正是依靠這一點一點微小的權力爭取，最終贏得了財產平等、人格獨立。
自我學習——單調的勞動如何引起知識質變
如果說消費賦權觀具有一定爭議，那么這本《玻璃底片上的宇宙：哈佛天文臺與測量星星的女士》在女性職業介紹方面則顯得更為“純粹”。書中記錄了不少“天文觀測女工”的故事，她們所做的工作看似簡單：每天晚上觀測恒星的亮度變化并記錄下來，不需花費什么力氣。然而實際上，觀測任務十分繁重，要確定任何一顆變星（即可變的恒星）的光周期，都需要進行成千上萬次觀測。有時，一個晚上就要進行900次測量。測量后，拍攝下來的玻璃底片也需要整理，再運用公式進行計算。
從事這份工作的弗萊明太太的上一份職業是女傭。她七歲喪父，后來與丈夫詹姆斯·奧爾·弗萊明結婚，移民美國，但很快丈夫拋下懷有身孕的她消失了，她只好出門找了一份女傭工作。可能因為過去在蘇格蘭做過教師，她很快被雇主——哈佛天文臺的愛德華·皮克林的太太推薦給丈夫，做了天文臺的抄寫員和計算員。通過一段時間的實地工作，弗萊明太太的觀測技術逐漸升級。開始，她只是進行記錄，并使用皮克林給出的公式計算恒星的星等，后來，她學會了看夫瑯和費譜線，并且能夠從玻璃底片上的星域中判斷出星等來。
1890年，在工作了近十年后，她在哈佛天文臺《紀事》的第二十七卷發表了《德雷伯恒星光譜星表》。1891年，她在海豚座發現了一顆新變星，自此探測新的變星成為她的強項。而她的辨別方法，正是從長年累月的觀測和記錄中總結而來。
弗萊明太太的成功不出意外地招來了爭議。賽思·卡洛·錢德勒就曾在自己發布的星表中忽略她的幾乎所有的最新發現，在一個附錄中，他還將她發現的十幾顆變星描述為“據稱如此但未被證實”，因為他對哈佛天文臺的觀測方法持保留意見。不過這樣的敵意并未持續到最后，1898年，一顆新的小行星出現，為了測算位置，錢德勒不得不向哈佛天文臺求助，尋得他們的拍攝記錄。弗萊明太太從十萬張庫存中挑選出最有可能的照片，花了好幾個月梳理，最終在1899年找到了錢德勒要找的那顆小行星的影像資料。這顆促成科學共識的小行星，正是大名鼎鼎的愛神星（Eros）。
同樣是1899年，曾經的女傭弗萊明太太，被哈佛董事會正式任命為新設立的天文照片館館長，42歲的她，是首位在天文臺、學院乃至整個大學擁有頭銜的女性。此后，弗萊明太太愈發勤奮，她的《變星的一種照相研究法》，給出了3000多顆恒星的位置和星等，它們都曾被用于追蹤她發現的200多顆變星。從一開始單調乏味的輔助性工作到后來獨具慧眼的創造性工作，弗萊明太太完成了艱苦而又快樂的自我學習，再次證明了一切教育本質上都是自我教育。不過略顯遺憾的是，全書大部分都稱呼她為弗萊明太太，只在一個地方記錄了，她稱呼自己為米娜·弗萊明。
突破舒適——不一樣的選擇如何助力重塑自我
無獨有偶，娜塔莉亞·霍爾特的《讓火箭起飛的女孩：仰望星空的初代程序員》一書也記載了一群從事基礎工作的職業女性。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雇傭了450位計算員，其中有76名女性。而在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卻匯聚了一支富有數學天賦，幾乎全是女性的計算員團隊，她們用智慧的勞動，見證了一次又一次火箭升空，這是相當難得的。要知道，在1960年的美國，有工作的媽媽是一種稀有動物：孩子不滿18歲的美國已婚女性里只有25%的人會去上班。更可貴的是，隨著時代發展，計算技術進步，這些計算員女孩沒有因為躲在舒適區而被職場淘汰，而是直面挑戰，學習新的技術，逐漸變成NASA的第一批計算機程序員。在技術不斷革新的年代，她們需要經常學習新設備的使用方法、新的計算機編程語言。技術問題沒能阻擋實驗室女孩們的升級之路，到70年代時，實驗室90%的編程工作都由她們負責。彼時，有些大學的工程系剛剛開始招收女學生，而JPL的女雇員們卻已經完成了從計算員到工程師的轉型。
能夠保證她們堅定開展職業人生的因素，除了這些女孩自身的堅持，團體互助的氛圍也必不可少。JPL團隊幾乎所有女性都遭遇了生育期困境。在懷孕期間，出于種種考慮，她們總是不得不在繼續就職和辭職回家中做選擇。即使是身為主管的芭芭拉·鮑爾森，也不能免除這樣的命運。好在同樣身為女性管理者的海倫·凌沒有忘記自己的伙伴，在芭芭拉生育后，邀請她回到實驗室。JPL愿意為媽媽們做一些妥協，給她們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同樣是生育后回到工作崗位的蘇·芬利甚至逐漸治好了自己的焦慮癥——這一點在如今恐怕不一定能得到理解，因為當下很少有人會真心實意地表達“工作讓我快樂”。然而在上世紀，工作，真的能改變一些女人的生活，讓她們換一種活法。
或許這種群體聚力的職業有“圈地自萌”的嫌疑，那么霍普·潔倫的自傳《實驗室女孩》可以給出更為具體、更為個體的職業參考。三獲富布賴特獎、斬獲兩枚地球科學領域青年研究者獎章的她，是一名地球生物學家。因幸運地生于20世紀中后期，她與上述女性相比，擁有更廣闊的職業道路。盡管如此，在明尼蘇達大學念本科時，她每周都工作20小時，打過十種不同的工，因為有些東西必須要親自體驗。她認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不做別人安排好的實驗，她會設計自己的實驗，從中獲得全新的知識。”在她的人生敘述中，穿插了各類植物的生長知識，她像自己所研究的植物一樣愿意面對困難：“如果一件事能不經歷失敗就獲得成功，那么早就有人達成了，我們也沒必要費力氣。”
之所以認為這四本書可以為作家提供原型參考，是因為它們將女性的職業生活具體化、可視化了。當人們談起職業女性，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大家都要走出家庭，從事社會工作”的口號階段，而是要用實際案例展現歷史上職業女性的機會在哪里，她們是如何不斷學習、不斷成長、不斷收獲的。這些人所處的時代、出身境遇和所選道路雖不同，卻擁有共同的生命內核：生命由自己決斷，不自我設限。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人，誠然我們無法擺脫天賦、出身、時代加諸己身的隱形圍欄，但人之所以為人，正在于擁有自由意志，可以參與自身命運的建構。這些與眾不同的職業女性的人生故事，依然可以帶給當今的我們以啟發和激勵：去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吧，在那之后，重塑自己、成就自己。
“穿越”在當下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故事設定，然而，在一般的女性向作品里，“穿越”后的女性主人公無論擁有何種身份——公主、才女、婢女抑或是繡女、醫女、俠女……故事多以家庭為活動軸心，以親緣與性緣的變動為人生驅動力，描寫她們職業生活的筆墨甚少。當然，有部分原因是這些人大半“穿越”到了古代，可描寫的空間狹窄。不過，即便“穿越”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生產力大發展的工業時代，人們對婦女的職業想象依舊貧瘠，停留在家庭教師、文職秘書、紡織女工等有限的職業身份上。
設若有一位作家要積累素材，描寫以職業生活為主體的“穿越女”的故事，他該如何取材呢？以下這幾本著作，或許可為撰寫職業女性故事提供啟發。
消費賦權——家庭內部決策如何影響能源市場
只將目光聚焦在傳統職業上，勢必無法推陳出新。要將視野放大，先從不夠為人熟知的職業入手。阿比蓋爾·哈里森·摩爾的這本《持家的人：女性勞動與能源變革》就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向讀者介紹了艾格尼斯·加勒特和羅達·加勒特姐妹這對專業裝潢咨詢師。她們是英國首家全女性設計和裝潢公司的創始者，在1877年出版了《家庭裝潢建議》，直接面向女性讀者。
19世紀60年代以前，家庭裝潢決策主要是男性作出的，那時候家里的一切決策都以男性為主導。到了19世紀70年代，像加勒特姐妹這樣的職業女性試圖推動女性在家庭裝潢中的決策權，利用消費決策權提升家庭話語權。她們面向中產階級，提供了“一套簡單的、不花太多錢就能讓家居環境更美、更健康的方法”，并輔助客戶買入先進的燃氣或電力設備。另一位從事相關研究的女性霍伊斯夫人在兩姐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她竭力推廣更安全、便捷的電燈——當時英國家庭廣泛使用的蠟燭和煤油燈安全隱患極大。她呼吁女性創造符合自己價值觀念和品味的家，在裝潢師的輔助下行使自己的家庭管理權。
在燃氣和電力公司的市場競爭中，女性在說服消費者在家中作出能源決策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像女性電氣協會這樣的組織更為電力技術的推廣作出了卓越貢獻。有成百上千位指導、推廣和示范用電的女性電氣協會工作人員持續付出，提升數百萬房主對于家庭電力消費的認知。這其中，身為協會干事、《女性工程師》編輯的卡洛琳·哈斯利特正是另一位職業樣板。她不僅挖掘了獨立電氣工程師瑪格麗特·帕特里奇，更積極介入政治，為女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家庭能源的變革，不僅造就了與之相關的職業女性，更為普通家庭主婦帶來新的觀念：家庭內部的許多工作和決策都具備社會價值，勞動方式和社會關系并非一成不變，每個人的每個選擇都在影響世界。
在現下這樣一個生產過剩的年代，人人都在互相提醒不要走進消費主義陷阱。然而將時鐘撥回到19世紀末，英國女性還沒有完全獲得選舉權。她們通過消費獲得的一點話語權是撬動現狀、爭取社會地位的途徑之一。盡管家庭裝潢、能源選擇等決策看起來瑣碎、不值一提，可英國的已婚婦女卻從中逐漸建立起獨立掌控財產、行使決策的意識。像加勒特姐妹這種針對女性用戶群體的職業女性，也有了充分發揮能量的舞臺，無論是作為消費者還是作為新興職業女性，英國女性正是依靠這一點一點微小的權力爭取，最終贏得了財產平等、人格獨立。
自我學習——單調的勞動如何引起知識質變
如果說消費賦權觀具有一定爭議，那么這本《玻璃底片上的宇宙：哈佛天文臺與測量星星的女士》在女性職業介紹方面則顯得更為“純粹”。書中記錄了不少“天文觀測女工”的故事，她們所做的工作看似簡單：每天晚上觀測恒星的亮度變化并記錄下來，不需花費什么力氣。然而實際上，觀測任務十分繁重，要確定任何一顆變星（即可變的恒星）的光周期，都需要進行成千上萬次觀測。有時，一個晚上就要進行900次測量。測量后，拍攝下來的玻璃底片也需要整理，再運用公式進行計算。
從事這份工作的弗萊明太太的上一份職業是女傭。她七歲喪父，后來與丈夫詹姆斯·奧爾·弗萊明結婚，移民美國，但很快丈夫拋下懷有身孕的她消失了，她只好出門找了一份女傭工作。可能因為過去在蘇格蘭做過教師，她很快被雇主——哈佛天文臺的愛德華·皮克林的太太推薦給丈夫，做了天文臺的抄寫員和計算員。通過一段時間的實地工作，弗萊明太太的觀測技術逐漸升級。開始，她只是進行記錄，并使用皮克林給出的公式計算恒星的星等，后來，她學會了看夫瑯和費譜線，并且能夠從玻璃底片上的星域中判斷出星等來。
1890年，在工作了近十年后，她在哈佛天文臺《紀事》的第二十七卷發表了《德雷伯恒星光譜星表》。1891年，她在海豚座發現了一顆新變星，自此探測新的變星成為她的強項。而她的辨別方法，正是從長年累月的觀測和記錄中總結而來。
弗萊明太太的成功不出意外地招來了爭議。賽思·卡洛·錢德勒就曾在自己發布的星表中忽略她的幾乎所有的最新發現，在一個附錄中，他還將她發現的十幾顆變星描述為“據稱如此但未被證實”，因為他對哈佛天文臺的觀測方法持保留意見。不過這樣的敵意并未持續到最后，1898年，一顆新的小行星出現，為了測算位置，錢德勒不得不向哈佛天文臺求助，尋得他們的拍攝記錄。弗萊明太太從十萬張庫存中挑選出最有可能的照片，花了好幾個月梳理，最終在1899年找到了錢德勒要找的那顆小行星的影像資料。這顆促成科學共識的小行星，正是大名鼎鼎的愛神星（Eros）。
同樣是1899年，曾經的女傭弗萊明太太，被哈佛董事會正式任命為新設立的天文照片館館長，42歲的她，是首位在天文臺、學院乃至整個大學擁有頭銜的女性。此后，弗萊明太太愈發勤奮，她的《變星的一種照相研究法》，給出了3000多顆恒星的位置和星等，它們都曾被用于追蹤她發現的200多顆變星。從一開始單調乏味的輔助性工作到后來獨具慧眼的創造性工作，弗萊明太太完成了艱苦而又快樂的自我學習，再次證明了一切教育本質上都是自我教育。不過略顯遺憾的是，全書大部分都稱呼她為弗萊明太太，只在一個地方記錄了，她稱呼自己為米娜·弗萊明。
突破舒適——不一樣的選擇如何助力重塑自我
無獨有偶，娜塔莉亞·霍爾特的《讓火箭起飛的女孩：仰望星空的初代程序員》一書也記載了一群從事基礎工作的職業女性。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雇傭了450位計算員，其中有76名女性。而在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卻匯聚了一支富有數學天賦，幾乎全是女性的計算員團隊，她們用智慧的勞動，見證了一次又一次火箭升空，這是相當難得的。要知道，在1960年的美國，有工作的媽媽是一種稀有動物：孩子不滿18歲的美國已婚女性里只有25%的人會去上班。更可貴的是，隨著時代發展，計算技術進步，這些計算員女孩沒有因為躲在舒適區而被職場淘汰，而是直面挑戰，學習新的技術，逐漸變成NASA的第一批計算機程序員。在技術不斷革新的年代，她們需要經常學習新設備的使用方法、新的計算機編程語言。技術問題沒能阻擋實驗室女孩們的升級之路，到70年代時，實驗室90%的編程工作都由她們負責。彼時，有些大學的工程系剛剛開始招收女學生，而JPL的女雇員們卻已經完成了從計算員到工程師的轉型。
能夠保證她們堅定開展職業人生的因素，除了這些女孩自身的堅持，團體互助的氛圍也必不可少。JPL團隊幾乎所有女性都遭遇了生育期困境。在懷孕期間，出于種種考慮，她們總是不得不在繼續就職和辭職回家中做選擇。即使是身為主管的芭芭拉·鮑爾森，也不能免除這樣的命運。好在同樣身為女性管理者的海倫·凌沒有忘記自己的伙伴，在芭芭拉生育后，邀請她回到實驗室。JPL愿意為媽媽們做一些妥協，給她們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同樣是生育后回到工作崗位的蘇·芬利甚至逐漸治好了自己的焦慮癥——這一點在如今恐怕不一定能得到理解，因為當下很少有人會真心實意地表達“工作讓我快樂”。然而在上世紀，工作，真的能改變一些女人的生活，讓她們換一種活法。
或許這種群體聚力的職業有“圈地自萌”的嫌疑，那么霍普·潔倫的自傳《實驗室女孩》可以給出更為具體、更為個體的職業參考。三獲富布賴特獎、斬獲兩枚地球科學領域青年研究者獎章的她，是一名地球生物學家。因幸運地生于20世紀中后期，她與上述女性相比，擁有更廣闊的職業道路。盡管如此，在明尼蘇達大學念本科時，她每周都工作20小時，打過十種不同的工，因為有些東西必須要親自體驗。她認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不做別人安排好的實驗，她會設計自己的實驗，從中獲得全新的知識。”在她的人生敘述中，穿插了各類植物的生長知識，她像自己所研究的植物一樣愿意面對困難：“如果一件事能不經歷失敗就獲得成功，那么早就有人達成了，我們也沒必要費力氣。”
之所以認為這四本書可以為作家提供原型參考，是因為它們將女性的職業生活具體化、可視化了。當人們談起職業女性，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大家都要走出家庭，從事社會工作”的口號階段，而是要用實際案例展現歷史上職業女性的機會在哪里，她們是如何不斷學習、不斷成長、不斷收獲的。這些人所處的時代、出身境遇和所選道路雖不同，卻擁有共同的生命內核：生命由自己決斷，不自我設限。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人，誠然我們無法擺脫天賦、出身、時代加諸己身的隱形圍欄，但人之所以為人，正在于擁有自由意志，可以參與自身命運的建構。這些與眾不同的職業女性的人生故事，依然可以帶給當今的我們以啟發和激勵：去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吧，在那之后，重塑自己、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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