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座以家書為主題的博物館，是我國首家家書博物館，其中收藏了自明末清初以來的各類家書，這些家書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
家書博物館與人大藝術學院在一棟樓內，副館長張丁小小的辦公室和他摯愛的家書館只一門之隔，仿佛一間門衛崗。張丁自2005年起便致力于民間家書的搶救和征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家書館館藏家書從最初的零封已經達到如今的8萬余封。
在張丁看來，家書是歷史的見證，是個人小歷史與大歷史的結合。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他梳理家書中的紅色主題，出版了《家書里的新中國》一書，從個人視角回望了這場關系國人命運的大變革。
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現其價值
《家書中的新中國》選取了寫于1949年前后的30余封家書，作者以普通黨員、軍人為主，還有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進步群眾等。這些家書不僅記錄了個人與家庭的情感交流，還反映了他們為了新中國的成立、鞏固所付出的犧牲和貢獻。
張丁說，書里的每篇文章都由作者簡介、家書原文、家書背景三部分組成，此外還穿插了家書手跡圖片和相關人物照片，其中有的照片是寫信者存世的唯一遺照。
這些家書絕大多數是從搶救民間家書組委會和家書館所征集的數萬封家書中挑選出來的。從數量如此之大的信件中遴選出30余封，無疑是巨大的工作量，幸好張丁從家書征集初始就有意識地整理，而不是單純地收藏。他說：“家書征集來了，我一看不錯會馬上安排助手掃描，另外聯系當事人要照片、要背景故事及相關資料，因為家書不是孤零零的，我們要圍繞家書呈現一個家庭的歷史和故事。”
張丁認為，家書從個人家庭保管變換到博物館里保管，不能僅僅是換一個地方，而是要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現其價值。他說：“我們把家書征集來以后，就把私人文獻變成了公共文獻，家書成為文化遺產，我們在不暴露家書相關權利人的隱私、保護其相關權益的前提下，要更多地研究和分享。”
張丁是歷史學專業出身，擁有歷史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中央電視臺記者。2004年底，張丁在上班路上聽到國外一位歷史學家發起搶救軍人家書的廣播，深受觸動。2005年初，他就參與發起了全國搶救民間家書項目，并擔任秘書長。他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等機構，共同推動這一項目。隨后，他辭去央視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書的征集搶救中，他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把散落在千家萬戶的家書，通過征集手段集中到博物館里得到科學保管。
視搶救家書為己任的張丁，在2005年活動剛啟動時，就在宣武文化館舉辦了“民間家書征集成果展”，在向社會公布征集成果的同時，收獲了不少贊譽和認可。近些年，他們的各種專題展覽更是層出不窮，在北京展覽館舉辦過“中國近現代書信文化展”；在中華世紀壇連續做過6次“中華家風展”；他們還到部隊去，舉辦了“紅色家書進軍營”巡展，張丁說，進軍營辦展，一方面是把展覽送到軍營中，一方面也鼓勵戰士們寫家書。
鎮館之寶：陳獨秀的13封信
2009年，張丁攜4萬封家書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推動成立了全國首個家書科研機構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和首家家書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 。“進人大那天，是5月7日，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主要是因為終于有了主管單位，仿佛有了依靠，還是很高興的。”
初到人大，張丁就做了一件大事。“那是5月5日，正在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人大，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嘉德將公開拍賣陳獨秀的13封珍貴信札。”
這條很小的新聞讓張丁很激動，“因為陳獨秀的信太重要了，它不僅反映了《新青年》當時的論爭，還反映出《新青年》的辦刊思路是如何在爭論中確立的。”張丁直覺這批重要文物不可多得，于是便緊盯事件發展。
拍賣會預備于5月下旬舉辦，主辦單位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組織了預展。張丁到現場觀看，再次受到震撼。隨后，第二次預展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張丁再次到現場觀看，看后便下定了決心。
“看完展回來我們博物館就給學校打報告了，說陳獨秀的這13封信特別重要。但是我擔心自己人微言輕，于是就找了一位專家學者，這位老師看后非常同意我的判斷，之后也報給人大博物館副館長、主管副校長，大家都很支持，但都下不了決心，畢竟學校沒去拍過文物，且拍賣金額估計是筆大數目。”
這時，張丁想到了時任人大文學院院長的孫郁，他覺得“孫郁老師本身就是專家，又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是懂行人，說話肯定有用”。
“我們博物館的領導去找校長，說孫郁老師懂，你們問問他。最后校長問孫郁，你說這個東西有多大價值，值不值得買？孫郁說，很值得買，比您蓋兩棟大樓有價值得多。”校長于是當即拍板參加競拍，當時恰好一位人大校友欲捐款1000萬元給學校，資金問題也解決了。
“拍賣舉牌也是這位捐款校友去的。”張丁記得當時拍賣場面非常熱烈，好多單位也都有意競爭，“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京大學都想要，還有很多私人藏家參與競拍，最后是495萬元落槌，加上傭金，成交價554.4萬元。”
陳獨秀這批信現在成了人民大學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后來結集影印出版，孫郁寫前言，張丁寫后記。
張丁也因此事與孫郁結緣。張丁出書請孫郁題詞，孫郁略加思索后寫道：“家書乃進入歷史的入口。”張丁回憶，當時還不太理解，覺得是很平凡的話，后來卻是越琢磨感覺越好。他直言這句話成了自己的一個指針，決心順著家書去打開一個廣闊的歷史世界，他也更深地感悟到：“家書可能不是歷史本身，但是進入歷史的一個獨特入口。”
拉個買菜的小車送來了2000多封家書
家書博物館常年面向社會征集家書，很多捐贈故事都令張丁難忘。
他記得長期在中央對外貿易部任職的老專家吳德融，“他在外貿部工作期間還曾在我國駐民主德國大使館商務處工作過，任商務參贊。他與妻子葛德蕓是大學同學，后為同事，同在外貿部門工作。”
張丁說：“吳老先生是從《北京晚報》的一則報道上看到我們后聯系到我的，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希望在身體、精神條件都好的時候，給不舍得丟掉的這些家書找一個好的歸宿，所以他看見晚報上這條消息也是喜出望外。他將收藏的書信整理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拉著個買菜的小車，就給我們送來了，總共送了四五次。”張丁統計，自2016年以來，吳德融夫婦陸續向家書博物館捐贈了家書2000余封、日記近百冊。“他做外貿工作，又在大使館工作過，給幾代領導人當過翻譯。他的信反映了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外貿系統的某些狀況，有他跟外國朋友的通信，還有和家人之間的。他的字很好看，信中中文加德文、英文啥都有，讀起來很詼諧。”
吳德融先生今年90多歲了，身體依然健康，夫妻倆同住在燕郊的一家養老院里。8月下旬，張丁還曾陪德國萊比錫大學孔子學院的外方院長專門去看望了他。
更令人欣喜的是，吳德融在養老院碰到了老朋友朱甫曉。倆人聊起天，朱甫曉老人聽說吳德融妥善安置了家里的書信，非常羨慕，因為她家里信也多，保存了一輩子，正發愁沒辦法處理。
張丁得到吳德融的信息后初步判斷，朱甫曉老人保存的信件是一批成系列、有價值的家書，因為她的家世也非同一般。
“朱阿姨保存的主要是父女之間的通信，她父親是上世紀20年代北大外語系的高材生，后來留學日本，名叫朱企霞，本身就是知名作家。朱阿姨1957年考入北大外語系德語專業，她是家中長女，特別懂事，他們父女間的書信交流，是父親約定一周一封，雷打不動。”張丁說：“每一封信都有好幾頁。”朱企霞1982年去世，父女倆的通信到1982年止，全都保留了下來。
張丁回憶：“我當時到朱阿姨家，看到她初步整理好的一大堆信件，非常震撼。記得朱阿姨跟我說，自己只有一個愿望，就是能把父親這些信印出書來。”張丁當時就保證，克服重重困難也要幫她實現這個愿望。
張丁真做了這事，他忙里偷閑，和助手一起，帶領學生志愿者將朱甫曉捐贈的信一封封拍照掃描，并做了釋讀，“他們的父女兩地書有四五百封，還有朱阿姨與母親、兄弟姐妹之間的信，總共1600多封。現在這些錄出來的文字都交給朱阿姨校對呢。她86歲了，兒子也很熱心，總是抽空和媽媽一起弄。”張丁說。
閱讀家書 讓人仿佛時時沐浴在親情的陽光中
還有一位譚安利先生，他在把家書捐給家書館之前，將它們結集成冊，并請張丁寫了序言。
張丁說，譚安利家族是一個親情交織的大家庭，母子情、父女情、祖孫情、兄弟情、婆媳情、姐弟情、夫妻情，都令我動容。譚安利的母親譚珊英多年一人撫養三個兒子，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兒子長大成人后，頗能理解母親。兄弟三人分處茶陵、湘潭、衡陽三地，母親則盡可能地在每個兒子家住上一段時間，兒子們都非常珍惜與母親相處的時光，盡心孝敬。在與母親分開的日子，他們則通過家書表達對母親的牽掛與關愛。譚安利在1982 年1 月30 日致母親并哥嫂信中寫道：“媽媽身體欠佳，使我們做兒女的時時掛牽。……媽媽健康長壽，是我們兒孫之輩最衷心的祝愿。我們最大的欣慰也莫過于此。”在1982 年6 月9 日譚安陵致母親、哥嫂的信中，也透露著濃濃的親情：“只要媽媽的身體好，我們就放心。希望媽媽不要太節省，想吃什么就要細哥他們去買。我們離你們幾百里遠，就只好辛苦哥嫂了。”
婆媳情也令張丁印象深刻。“婆媳關系是家庭關系中最難相處的一種關系，可是譚珊英與次子譚安利的妻子尹慕蓮卻相處得很好，親如母女。無論是與媳婦共同生活的日子，還是分開居住的歲月，譚珊英總是給兒媳婦最深的理解和最親的關懷，每次給兒子寫信時都要帶上兒媳。“每當我想起慕蓮，她是那么的關心我、體貼我，我確實以有這樣一個女兒感到無限快慰！特別是，她有一點和我最相同的，即不會說漂亮話，我最喜歡這種人，因為，說不如干，外美不如內美。”婆婆的理解和關心讓尹慕蓮記在心間，自己則以感恩和孝敬回報婆婆。在婆婆去世多年之后，尹慕蓮還時常回憶與婆婆相處的日子。“我多么懷念婆婆在世的日子，我和她在一起時那種不含物欲污染的純潔親情啊！”
張丁感嘆，閱讀這些家書，讓人仿佛時時沐浴在親情的陽光中，感受到溫暖和力量。
家書是傳遞中國聲音的良好載體
人大家書博物館辦過兩個常設展，臨時展已舉辦10余個。這兩年家書博物館作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吸引了大量的參觀團體。張丁和同事們常常一天接待四五撥參觀團體，忙得腳不識閑。“大量的團體參觀占用了我們很多的時間，我們現在專職人員只有兩個，漸漸地就應付不過來了。”
人手成為家書館運轉的一個大問題，人手不足也成為制約家書館發展的最大困難。
張丁想到了扶持學生社團，培養學生講解員。在全國高校成立了第一個家書社團——人民大學家書學社。“我們發現，經濟學科的學生喜歡家書題材的最多，如商學院、經濟學院、財政金融學院等，反而不是文史檔案類學科。”
家書館還與大學團委合作，在新生中發起過“第一封家書”活動，納入新生的入學教育，對學校的學生思政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有學生組成研究家書小組，申報科研課題，張丁不遺余力給他們指導提供資料，不少學生因此做出了研究成果，有的還獲獎了。
張丁很看重家書研究，對此他已寫了100多篇文章，但他坦言自己只是粗淺的研究，“就是簡單歸類、解讀，沒有上升到規律的挖掘。”他希望把家書做成數據庫，讓學者們更方便地利用，“但目前還不成熟，人力、物力都不夠，工作量太大了。我們兩個專職人員，從征集、整理到展覽、挖掘、各種接待參觀，著實應付不過來。”
張丁還看重家書的出版，出了20多本書，但遠未達到他的理想狀態。“我的理想是出系列，做一套史料叢書，不定期或者連續出版，現在多為散點專題出版，不成規模。”
讓張丁感到欣慰的是，近幾年博物館的國際化交流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他說多年來一直有走出國門的愿望，因為中國家書代表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反映了中國人的精神和情感，它應該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載體。
苦于找不到機會的張丁恰逢人大博物館新館長李貞實的到來，“李館長原來就在我們學校外事處負責國際交流工作，分管孔子學院，他在國際交流方面是行家，所以他來了以后，人大博物館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現在，博物館動員起了人大的留學生團體，培養了國際講解員隊伍，“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等，都有。”
人大博物館還在海外聯合辦展，已經做過兩次，目前正在籌辦第三次——與德國萊比錫大學孔子學院合作德國家書展，選了吳德融、朱甫曉、趙蘅等的15組家書。8月下旬，德國的兩個朋友來看，他們認為這是文化遺產，不是個人隱私。
張丁介紹：“這次合作的孔院執行院長是我們人大校友，去年4月他來參觀了家書博物館的展覽后，說太有意思了，因為孔子學院也要搞一些文化活動，所以就促成了此次展覽，預計本月23日就要在萊比錫大學開展了。”有意思的是，孔院執行院長也給家書館捐了家書，他是德國人，捐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學讀書期間給家人寫的17封信。
張丁最近申報了一個課題——中國家書學研究。他認為這是一個新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很難簡單歸于文學、歷史或檔案。家書是一個冷門絕學，如果沒有人去研究很容易斷絕，所以他想招收家書研究生，讓這門學問能夠延續下去。“中國家書文化擁有2000多年的歷史，因為突然進入了電子化時代，所以到我們這一代恐怕要畫個句號了。我覺得如今進入了后家書時代，我也無時無刻不在關注它的發展和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座以家書為主題的博物館，是我國首家家書博物館，其中收藏了自明末清初以來的各類家書，這些家書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
家書博物館與人大藝術學院在一棟樓內，副館長張丁小小的辦公室和他摯愛的家書館只一門之隔，仿佛一間門衛崗。張丁自2005年起便致力于民間家書的搶救和征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家書館館藏家書從最初的零封已經達到如今的8萬余封。
在張丁看來，家書是歷史的見證，是個人小歷史與大歷史的結合。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他梳理家書中的紅色主題，出版了《家書里的新中國》一書，從個人視角回望了這場關系國人命運的大變革。
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現其價值
《家書中的新中國》選取了寫于1949年前后的30余封家書，作者以普通黨員、軍人為主，還有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進步群眾等。這些家書不僅記錄了個人與家庭的情感交流，還反映了他們為了新中國的成立、鞏固所付出的犧牲和貢獻。
張丁說，書里的每篇文章都由作者簡介、家書原文、家書背景三部分組成，此外還穿插了家書手跡圖片和相關人物照片，其中有的照片是寫信者存世的唯一遺照。
這些家書絕大多數是從搶救民間家書組委會和家書館所征集的數萬封家書中挑選出來的。從數量如此之大的信件中遴選出30余封，無疑是巨大的工作量，幸好張丁從家書征集初始就有意識地整理，而不是單純地收藏。他說：“家書征集來了，我一看不錯會馬上安排助手掃描，另外聯系當事人要照片、要背景故事及相關資料，因為家書不是孤零零的，我們要圍繞家書呈現一個家庭的歷史和故事。”
張丁認為，家書從個人家庭保管變換到博物館里保管，不能僅僅是換一個地方，而是要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現其價值。他說：“我們把家書征集來以后，就把私人文獻變成了公共文獻，家書成為文化遺產，我們在不暴露家書相關權利人的隱私、保護其相關權益的前提下，要更多地研究和分享。”
張丁是歷史學專業出身，擁有歷史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中央電視臺記者。2004年底，張丁在上班路上聽到國外一位歷史學家發起搶救軍人家書的廣播，深受觸動。2005年初，他就參與發起了全國搶救民間家書項目，并擔任秘書長。他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等機構，共同推動這一項目。隨后，他辭去央視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書的征集搶救中，他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把散落在千家萬戶的家書，通過征集手段集中到博物館里得到科學保管。
視搶救家書為己任的張丁，在2005年活動剛啟動時，就在宣武文化館舉辦了“民間家書征集成果展”，在向社會公布征集成果的同時，收獲了不少贊譽和認可。近些年，他們的各種專題展覽更是層出不窮，在北京展覽館舉辦過“中國近現代書信文化展”；在中華世紀壇連續做過6次“中華家風展”；他們還到部隊去，舉辦了“紅色家書進軍營”巡展，張丁說，進軍營辦展，一方面是把展覽送到軍營中，一方面也鼓勵戰士們寫家書。
鎮館之寶：陳獨秀的13封信
2009年，張丁攜4萬封家書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推動成立了全國首個家書科研機構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和首家家書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 。“進人大那天，是5月7日，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主要是因為終于有了主管單位，仿佛有了依靠，還是很高興的。”
初到人大，張丁就做了一件大事。“那是5月5日，正在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人大，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嘉德將公開拍賣陳獨秀的13封珍貴信札。”
這條很小的新聞讓張丁很激動，“因為陳獨秀的信太重要了，它不僅反映了《新青年》當時的論爭，還反映出《新青年》的辦刊思路是如何在爭論中確立的。”張丁直覺這批重要文物不可多得，于是便緊盯事件發展。
拍賣會預備于5月下旬舉辦，主辦單位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組織了預展。張丁到現場觀看，再次受到震撼。隨后，第二次預展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張丁再次到現場觀看，看后便下定了決心。
“看完展回來我們博物館就給學校打報告了，說陳獨秀的這13封信特別重要。但是我擔心自己人微言輕，于是就找了一位專家學者，這位老師看后非常同意我的判斷，之后也報給人大博物館副館長、主管副校長，大家都很支持，但都下不了決心，畢竟學校沒去拍過文物，且拍賣金額估計是筆大數目。”
這時，張丁想到了時任人大文學院院長的孫郁，他覺得“孫郁老師本身就是專家，又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是懂行人，說話肯定有用”。
“我們博物館的領導去找校長，說孫郁老師懂，你們問問他。最后校長問孫郁，你說這個東西有多大價值，值不值得買？孫郁說，很值得買，比您蓋兩棟大樓有價值得多。”校長于是當即拍板參加競拍，當時恰好一位人大校友欲捐款1000萬元給學校，資金問題也解決了。
“拍賣舉牌也是這位捐款校友去的。”張丁記得當時拍賣場面非常熱烈，好多單位也都有意競爭，“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京大學都想要，還有很多私人藏家參與競拍，最后是495萬元落槌，加上傭金，成交價554.4萬元。”
陳獨秀這批信現在成了人民大學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后來結集影印出版，孫郁寫前言，張丁寫后記。
張丁也因此事與孫郁結緣。張丁出書請孫郁題詞，孫郁略加思索后寫道：“家書乃進入歷史的入口。”張丁回憶，當時還不太理解，覺得是很平凡的話，后來卻是越琢磨感覺越好。他直言這句話成了自己的一個指針，決心順著家書去打開一個廣闊的歷史世界，他也更深地感悟到：“家書可能不是歷史本身，但是進入歷史的一個獨特入口。”
拉個買菜的小車送來了2000多封家書
家書博物館常年面向社會征集家書，很多捐贈故事都令張丁難忘。
他記得長期在中央對外貿易部任職的老專家吳德融，“他在外貿部工作期間還曾在我國駐民主德國大使館商務處工作過，任商務參贊。他與妻子葛德蕓是大學同學，后為同事，同在外貿部門工作。”
張丁說：“吳老先生是從《北京晚報》的一則報道上看到我們后聯系到我的，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希望在身體、精神條件都好的時候，給不舍得丟掉的這些家書找一個好的歸宿，所以他看見晚報上這條消息也是喜出望外。他將收藏的書信整理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拉著個買菜的小車，就給我們送來了，總共送了四五次。”張丁統計，自2016年以來，吳德融夫婦陸續向家書博物館捐贈了家書2000余封、日記近百冊。“他做外貿工作，又在大使館工作過，給幾代領導人當過翻譯。他的信反映了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外貿系統的某些狀況，有他跟外國朋友的通信，還有和家人之間的。他的字很好看，信中中文加德文、英文啥都有，讀起來很詼諧。”
吳德融先生今年90多歲了，身體依然健康，夫妻倆同住在燕郊的一家養老院里。8月下旬，張丁還曾陪德國萊比錫大學孔子學院的外方院長專門去看望了他。
更令人欣喜的是，吳德融在養老院碰到了老朋友朱甫曉。倆人聊起天，朱甫曉老人聽說吳德融妥善安置了家里的書信，非常羨慕，因為她家里信也多，保存了一輩子，正發愁沒辦法處理。
張丁得到吳德融的信息后初步判斷，朱甫曉老人保存的信件是一批成系列、有價值的家書，因為她的家世也非同一般。
“朱阿姨保存的主要是父女之間的通信，她父親是上世紀20年代北大外語系的高材生，后來留學日本，名叫朱企霞，本身就是知名作家。朱阿姨1957年考入北大外語系德語專業，她是家中長女，特別懂事，他們父女間的書信交流，是父親約定一周一封，雷打不動。”張丁說：“每一封信都有好幾頁。”朱企霞1982年去世，父女倆的通信到1982年止，全都保留了下來。
張丁回憶：“我當時到朱阿姨家，看到她初步整理好的一大堆信件，非常震撼。記得朱阿姨跟我說，自己只有一個愿望，就是能把父親這些信印出書來。”張丁當時就保證，克服重重困難也要幫她實現這個愿望。
張丁真做了這事，他忙里偷閑，和助手一起，帶領學生志愿者將朱甫曉捐贈的信一封封拍照掃描，并做了釋讀，“他們的父女兩地書有四五百封，還有朱阿姨與母親、兄弟姐妹之間的信，總共1600多封。現在這些錄出來的文字都交給朱阿姨校對呢。她86歲了，兒子也很熱心，總是抽空和媽媽一起弄。”張丁說。
閱讀家書 讓人仿佛時時沐浴在親情的陽光中
還有一位譚安利先生，他在把家書捐給家書館之前，將它們結集成冊，并請張丁寫了序言。
張丁說，譚安利家族是一個親情交織的大家庭，母子情、父女情、祖孫情、兄弟情、婆媳情、姐弟情、夫妻情，都令我動容。譚安利的母親譚珊英多年一人撫養三個兒子，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兒子長大成人后，頗能理解母親。兄弟三人分處茶陵、湘潭、衡陽三地，母親則盡可能地在每個兒子家住上一段時間，兒子們都非常珍惜與母親相處的時光，盡心孝敬。在與母親分開的日子，他們則通過家書表達對母親的牽掛與關愛。譚安利在1982 年1 月30 日致母親并哥嫂信中寫道：“媽媽身體欠佳，使我們做兒女的時時掛牽。……媽媽健康長壽，是我們兒孫之輩最衷心的祝愿。我們最大的欣慰也莫過于此。”在1982 年6 月9 日譚安陵致母親、哥嫂的信中，也透露著濃濃的親情：“只要媽媽的身體好，我們就放心。希望媽媽不要太節省，想吃什么就要細哥他們去買。我們離你們幾百里遠，就只好辛苦哥嫂了。”
婆媳情也令張丁印象深刻。“婆媳關系是家庭關系中最難相處的一種關系，可是譚珊英與次子譚安利的妻子尹慕蓮卻相處得很好，親如母女。無論是與媳婦共同生活的日子，還是分開居住的歲月，譚珊英總是給兒媳婦最深的理解和最親的關懷，每次給兒子寫信時都要帶上兒媳。“每當我想起慕蓮，她是那么的關心我、體貼我，我確實以有這樣一個女兒感到無限快慰！特別是，她有一點和我最相同的，即不會說漂亮話，我最喜歡這種人，因為，說不如干，外美不如內美。”婆婆的理解和關心讓尹慕蓮記在心間，自己則以感恩和孝敬回報婆婆。在婆婆去世多年之后，尹慕蓮還時常回憶與婆婆相處的日子。“我多么懷念婆婆在世的日子，我和她在一起時那種不含物欲污染的純潔親情啊！”
張丁感嘆，閱讀這些家書，讓人仿佛時時沐浴在親情的陽光中，感受到溫暖和力量。
家書是傳遞中國聲音的良好載體
人大家書博物館辦過兩個常設展，臨時展已舉辦10余個。這兩年家書博物館作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吸引了大量的參觀團體。張丁和同事們常常一天接待四五撥參觀團體，忙得腳不識閑。“大量的團體參觀占用了我們很多的時間，我們現在專職人員只有兩個，漸漸地就應付不過來了。”
人手成為家書館運轉的一個大問題，人手不足也成為制約家書館發展的最大困難。
張丁想到了扶持學生社團，培養學生講解員。在全國高校成立了第一個家書社團——人民大學家書學社。“我們發現，經濟學科的學生喜歡家書題材的最多，如商學院、經濟學院、財政金融學院等，反而不是文史檔案類學科。”
家書館還與大學團委合作，在新生中發起過“第一封家書”活動，納入新生的入學教育，對學校的學生思政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有學生組成研究家書小組，申報科研課題，張丁不遺余力給他們指導提供資料，不少學生因此做出了研究成果，有的還獲獎了。
張丁很看重家書研究，對此他已寫了100多篇文章，但他坦言自己只是粗淺的研究，“就是簡單歸類、解讀，沒有上升到規律的挖掘。”他希望把家書做成數據庫，讓學者們更方便地利用，“但目前還不成熟，人力、物力都不夠，工作量太大了。我們兩個專職人員，從征集、整理到展覽、挖掘、各種接待參觀，著實應付不過來。”
張丁還看重家書的出版，出了20多本書，但遠未達到他的理想狀態。“我的理想是出系列，做一套史料叢書，不定期或者連續出版，現在多為散點專題出版，不成規模。”
讓張丁感到欣慰的是，近幾年博物館的國際化交流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他說多年來一直有走出國門的愿望，因為中國家書代表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反映了中國人的精神和情感，它應該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載體。
苦于找不到機會的張丁恰逢人大博物館新館長李貞實的到來，“李館長原來就在我們學校外事處負責國際交流工作，分管孔子學院，他在國際交流方面是行家，所以他來了以后，人大博物館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現在，博物館動員起了人大的留學生團體，培養了國際講解員隊伍，“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等，都有。”
人大博物館還在海外聯合辦展，已經做過兩次，目前正在籌辦第三次——與德國萊比錫大學孔子學院合作德國家書展，選了吳德融、朱甫曉、趙蘅等的15組家書。8月下旬，德國的兩個朋友來看，他們認為這是文化遺產，不是個人隱私。
張丁介紹：“這次合作的孔院執行院長是我們人大校友，去年4月他來參觀了家書博物館的展覽后，說太有意思了，因為孔子學院也要搞一些文化活動，所以就促成了此次展覽，預計本月23日就要在萊比錫大學開展了。”有意思的是，孔院執行院長也給家書館捐了家書，他是德國人，捐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學讀書期間給家人寫的17封信。
張丁最近申報了一個課題——中國家書學研究。他認為這是一個新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很難簡單歸于文學、歷史或檔案。家書是一個冷門絕學，如果沒有人去研究很容易斷絕，所以他想招收家書研究生，讓這門學問能夠延續下去。“中國家書文化擁有2000多年的歷史，因為突然進入了電子化時代，所以到我們這一代恐怕要畫個句號了。我覺得如今進入了后家書時代，我也無時無刻不在關注它的發展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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