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9年重看柏林邵賓納劇院的《哈姆雷特》，它看起來既舊又新。
這部首演于2008年的舞臺劇不可避免地帶著年代的印記，奧斯特瑪雅導演在臺上使用的即時攝影和多媒體影像技術在如今看起來有些舊了。拉斯·艾丁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瘋狂表演卻不受時間磨損，他讓同臺的演員和觀眾都提心吊膽，這個發胖、邋遢、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歷經16年仍然嶄新，是一個從此時此刻的世界里走來的、罹患政治性抑郁的年輕人。舞臺技術會“過時”，但奧斯特瑪雅和艾丁格這對邵賓納黃金搭檔的創作意識是鮮活的，他們用極端的、挑釁的、調侃的姿態打開一部經典，可這也許才是靠近莎士比亞的方式？當哈姆雷特不再干凈、克制、高貴，他挺著大肚子，不修邊幅地用西裝兜住一頭亂發，對臺上臺下的人們說著德語夾雜英語的胡話，這時他儼然是我們時代的酒神，把莎士比亞拽到當下的劇場里。
這部作品曾被嚴肅的學院派質疑“導演闡釋壓倒原作者意圖”，時過境遷，我們有必要維護奧斯特瑪雅，他用骯臟的活力沖擊了優雅的僵化，他意識到當代觀眾對哈姆雷特的故事已經太熟悉，于是大膽略去原作的鋪敘，直奔這個作品最“硬核”的部分。“葬禮剩下的殘羹冷炙，正好宴請婚筵的賓客。”這是哈姆雷特的臺詞，但莎士比亞的劇本里葬禮和婚筵都沒有正面出現。奧斯特瑪雅最大膽的改編是在短短幾分鐘的開場，通過舞臺的移動裝置，讓筵席的長桌覆蓋在泥濘的墳場上——這直觀且充滿沖擊力的劇場方式，讓莎士比亞文本中那個被權力和欲望腐蝕的世界，具體且迫近地出現了。
這部《哈姆雷特》把墳場和歡場拉到一處，也把當代觀眾和莎士比亞的距離拉近了。就像艾丁格屢次談到的，他不再焦灼于“想象以王子的方式念出臺詞”，轉而關注“我念臺詞”，關注“臺詞從我的身體里喚起的情感”，他扮演的這個在刻薄和善良、窩囊和失控之間反復無常的胖子，不是遙遠的王子，而是我們時代無力行動的年輕人。德語譯本沒有改變原作的韻文，可是哈姆雷特念出的每一句對白和獨白都是當下的模樣，是這個時代的呼喊與細語。
哈姆雷特是捧著DV登場的，帶著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烙印，這個有著時代局限屬性的舞臺行為卻赤裸地揭示了原作最重要的主題：表演和觀眾。哈姆雷特為了拒絕加入虛偽的表演，選擇表演瘋狂，他出戲入戲地扮演瘋子，同時觀察記錄著他所在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表演，他是演員，也是觀眾。這個裝瘋賣傻的哈姆雷特更讓“全世界的草臺班子表演”沖破舞臺和觀眾席之間的隱形墻壁，他興致勃勃地鼓動全場為他蹩腳的劍術加油，為“決斗”這場浮夸的表演吶喊，他化身為降臨劇場的酒神，這讓莎士比亞的喜劇性不再限于插科打諢的幾句臺詞，喜劇成為流淌在悲劇軀體里的血液。表演越是荒唐，笑聲越是輕浮，最終愈深地加劇了悲劇的余味：喧囂落定，只剩死寂。
艾丁格說，持續演出《哈姆雷特》的16年里，不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而是哈姆雷特塑造了他。這是一個演員面對經典所表達的謙卑，又何嘗不是一份自信的藝術宣言，他看清了“哈姆雷特”經過400年流傳，成為一個“原型人物”，他活在8世紀的丹麥，也活在17世紀的英國，同樣附身在這個時代的語境里。“生存還是毀滅”“人們甘心久困于患難中”“重重顧慮使我們全成了懦夫”……擲地有聲的這一句句臺詞，不僅是寫于400年前的韻文，也是正面迎擊時代的叩問，莎士比亞仍在我們中間，他從未遠離。
時隔9年重看柏林邵賓納劇院的《哈姆雷特》，它看起來既舊又新。
這部首演于2008年的舞臺劇不可避免地帶著年代的印記，奧斯特瑪雅導演在臺上使用的即時攝影和多媒體影像技術在如今看起來有些舊了。拉斯·艾丁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瘋狂表演卻不受時間磨損，他讓同臺的演員和觀眾都提心吊膽，這個發胖、邋遢、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歷經16年仍然嶄新，是一個從此時此刻的世界里走來的、罹患政治性抑郁的年輕人。舞臺技術會“過時”，但奧斯特瑪雅和艾丁格這對邵賓納黃金搭檔的創作意識是鮮活的，他們用極端的、挑釁的、調侃的姿態打開一部經典，可這也許才是靠近莎士比亞的方式？當哈姆雷特不再干凈、克制、高貴，他挺著大肚子，不修邊幅地用西裝兜住一頭亂發，對臺上臺下的人們說著德語夾雜英語的胡話，這時他儼然是我們時代的酒神，把莎士比亞拽到當下的劇場里。
這部作品曾被嚴肅的學院派質疑“導演闡釋壓倒原作者意圖”，時過境遷，我們有必要維護奧斯特瑪雅，他用骯臟的活力沖擊了優雅的僵化，他意識到當代觀眾對哈姆雷特的故事已經太熟悉，于是大膽略去原作的鋪敘，直奔這個作品最“硬核”的部分。“葬禮剩下的殘羹冷炙，正好宴請婚筵的賓客。”這是哈姆雷特的臺詞，但莎士比亞的劇本里葬禮和婚筵都沒有正面出現。奧斯特瑪雅最大膽的改編是在短短幾分鐘的開場，通過舞臺的移動裝置，讓筵席的長桌覆蓋在泥濘的墳場上——這直觀且充滿沖擊力的劇場方式，讓莎士比亞文本中那個被權力和欲望腐蝕的世界，具體且迫近地出現了。
這部《哈姆雷特》把墳場和歡場拉到一處，也把當代觀眾和莎士比亞的距離拉近了。就像艾丁格屢次談到的，他不再焦灼于“想象以王子的方式念出臺詞”，轉而關注“我念臺詞”，關注“臺詞從我的身體里喚起的情感”，他扮演的這個在刻薄和善良、窩囊和失控之間反復無常的胖子，不是遙遠的王子，而是我們時代無力行動的年輕人。德語譯本沒有改變原作的韻文，可是哈姆雷特念出的每一句對白和獨白都是當下的模樣，是這個時代的呼喊與細語。
哈姆雷特是捧著DV登場的，帶著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烙印，這個有著時代局限屬性的舞臺行為卻赤裸地揭示了原作最重要的主題：表演和觀眾。哈姆雷特為了拒絕加入虛偽的表演，選擇表演瘋狂，他出戲入戲地扮演瘋子，同時觀察記錄著他所在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表演，他是演員，也是觀眾。這個裝瘋賣傻的哈姆雷特更讓“全世界的草臺班子表演”沖破舞臺和觀眾席之間的隱形墻壁，他興致勃勃地鼓動全場為他蹩腳的劍術加油，為“決斗”這場浮夸的表演吶喊，他化身為降臨劇場的酒神，這讓莎士比亞的喜劇性不再限于插科打諢的幾句臺詞，喜劇成為流淌在悲劇軀體里的血液。表演越是荒唐，笑聲越是輕浮，最終愈深地加劇了悲劇的余味：喧囂落定，只剩死寂。
艾丁格說，持續演出《哈姆雷特》的16年里，不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而是哈姆雷特塑造了他。這是一個演員面對經典所表達的謙卑，又何嘗不是一份自信的藝術宣言，他看清了“哈姆雷特”經過400年流傳，成為一個“原型人物”，他活在8世紀的丹麥，也活在17世紀的英國，同樣附身在這個時代的語境里。“生存還是毀滅”“人們甘心久困于患難中”“重重顧慮使我們全成了懦夫”……擲地有聲的這一句句臺詞，不僅是寫于400年前的韻文，也是正面迎擊時代的叩問，莎士比亞仍在我們中間，他從未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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