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張曼菱將費孝通、宗璞、梅祖彥（梅貽琦之子）、聞立雕（聞一多之子）等一批西南聯大師生及家屬請到昆明，請他們一一確認了當年生活的舊址。跨越五十多年的故地重訪，遙憶當年，睹物思人，感慨萬千。
1998年，張曼菱啟動了西南聯大紀錄片項目，先后采訪聯大相關人物200多位，包括中國社會學學科奠基人費孝通，著名數學家陳省身，“兩彈一星”功臣朱光亞、王希季，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著名哲學史家任繼愈等，形成了珍貴的第一手訪談視頻和文字資料。2003年，紀錄片在央視播出后，立即引起轟動。
去年，張曼菱出版了《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一書。全書分為人物、話題、紀念、一所戰時大學的“形”與“神”四個專題，張曼菱通過訪談，漸次拼接出梅貽琦、聞一多、劉文典、鄧稼先等西南聯大重要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同時，她還仔細搜集和認真求證，厘清了一些歷史爭議。讀著張曼菱的這些文字，西南聯大的輪廓逐漸清晰，腦海里陡然跳出梅貽琦的那句話：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有骨頭”的讀書人
關于西南聯大的著作，總是百看不厭。每每讀到這段令人熱血沸騰的歷史，腦海里總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幕幕：在湘黔滇的崇山峻嶺中，一群斯文先生與年輕人，三五成群，結伴而行；在昆明的日軍炸彈聲中，教授與學子紛紛奔走避彈，稍有間隙便掏出書本；面對物質的極度匱乏，教書人與讀書人邊學習邊謀生……
通過對多人回憶的拼接，世界教育界史上罕見的“衣冠南渡”逐漸褪去歷史的塵埃。歷史的鏡頭拉回到1937年底。南京淪陷后，武漢亦頻遭日軍空襲，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共同組建不久的長沙臨時大學（后改稱為“西南聯合大學”）再遇危機。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爆發在長沙臨大的激烈爭論，后由錢穆做了總結——“要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讀書也是救國’”。當局決定，西南聯大遷往云南昆明，但又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面對即將開啟的湘黔滇長途跋涉，曾極力倡導“士人”品格的近代詩人聞一多說：“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他帶頭加入到“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絕不是游山玩水，風吹雨打，山路崎嶇，絕非常人所能及，加入者必須有較好的體魄。有學生加入是因為經濟困難，無法承擔繞道越南的旅費，也有的則是“志之所向”，比如任繼愈。當年的“湘黔滇旅行團”，計有教師11人，學生284人，在1938年2月20日離開長沙，至4月28日抵達昆明，前后歷時68天，行程3500里。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于這次艱苦的行走，并不像今天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蜿蜒壯觀，實際上是合中有分，即北大、清華和南開師生各自結伴。這次“旅行”，同時又像是一次深入中國腹地的研學。師生們第一次深入到西南社會底層，親眼目擊了西南社會的文化、經濟及生活現狀，對中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當年還是清華助教的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吳征鎰更是邊走邊收集植物標本。
張曼菱了解到，“湘黔滇旅行團”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旅行，讀書人的風骨熱情也大大感染了沿途民眾。師生所到之處，常常引起當地民眾的高度關注和熱烈歡迎，許多地方更是盡可能地為師生提供便利。“在一個偏僻的小縣城，縣長貼出布告，稱這些路過的大學生是‘振興民族的領導者’，要求當地人為他們提供干凈的住處。而一位保長在集市上敲鑼，傳令鄉民們不能漲價，因為有學生老師要路過和購買。”
“烽火讀書”的磅礴熱情
從1938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聯合結束，西南聯大前后僅存九年。但就是這短短的九年，卻樹立了一座難以逾越的教育豐碑：截至今天，西南聯大學子中共有2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5位最高科學獎得主，8位兩彈一星元勛，154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一堆耀眼成就的背后，卻是當年聯大師生的“烽火讀書”生活。跑警報，是西南聯大的教學常態。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至1944年，昆明共遭遇日軍29次轟炸。根據火箭專家王希季的回憶：“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跑警報那個地方，課是不上的，回來補。自己跑警報，你帶的東西可以做作業。”炸歸炸，學歸學，炸彈無法阻止師生的腳步。
抗戰年代，幾乎什么都缺，而輾轉數千公里的西南聯大，教材更是奇缺，但教授們不等不靠，各思良策。翻譯家趙瑞蕻回憶：“戰事倥傯之中，上燕卜蓀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秦火之后，天下無書，儒士背誦整部經書授徒。”據數學家江澤涵之子江丕權、江丕棟回憶，他們的姑夫胡適從美國給父親寄了一本新出的拓撲學著作，書到昆明，算學系的所有人都來手抄。朱自清、王力、聞一多等人為節約紙張，更是相互傳看手稿；當聽說有學者回國，“吳大猷馬上安排他（李政道）與這個人談話，講國際科學前沿的研究動向”。
生活條件更是艱苦異常，但沒有人放松對教學和學業的要求。上至清華校長梅貽琦，下至學生個人，幾乎都會面臨難以想象的生活困難。為貼補家用，梅貽琦夫人學賣“定勝糕”的故事廣為流傳。許多教授也自強自立，或兼職、或碼字賣錢、或刻字補貼家用。一些學生則在當地中小學校兼職。張曼菱曾聽父親講起，西南聯大老師的鞋幫和鞋底分開后，拿繩子捆在一起接著穿。為節約生活成本，一些教授不得不帶領家人在遠離校區的地方生活，每周都要進城去上課。據江氏兄弟回憶，江澤涵是坐船、周培源是騎馬去昆明市區的聯大校舍上課的。而為了能夠找到一個讀書交流的所在，一些學生還聚在茶館，以最小的花費，開展茶館沙龍。
直到今天，西南聯大的嚴謹治學態度依然令人敬佩。艱苦也沒能成為當年降低教學標準的理由，“在聯大的每一個學期，嚴格的篩選都在進行著。學分不夠，就留級；再不夠，就退學”。楊振寧到美國一流大學后，居然“沒有感覺到我們落后，西南聯大這些學校的教師對教學的態度都很認真，比起美國今天最好的大學的老師教本科生的態度，平均來講要好”。順著這一視角看去，西南聯大得以培養出如此規模的大師，絕非偶然。
日漸清晰的歷史細節
張曼菱呈現的歷史細節豐富而又飽滿。書中，她除了仔細梳理整起事件的脈絡，還本著嚴謹的歷史態度，以詳實的事例和數據，厘清了一些爭議。
對于一些人鼓吹的“越艱苦越出成果”的高調，張曼菱堅決予以批判，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西南聯大的成果并不是‘日本人打出來’的，而是靠‘吃老本’。如果沒有日本人的野蠻入侵，（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大學正處于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實際上因為戰亂，輟學的人很多，8000學生畢業不過約3000人。科研幾乎停止，本應從事學術前沿研究的教授都投入了本科教育”。張曼菱認為，如果沒有戰爭的生靈涂炭，歷經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教育，極可能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機。
眾所周知，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共同組成，三校師資力量的被動融合，學術交流更為普遍。物理學家沈克琦回憶，在物理課中，各位先生有的偏重熱力學，有的偏重電學，有的偏重粒子，都開出很多的參考書，讓學生去深挖，這就叫作“開窗戶”，可以各自發揮，各有倚重，并不是按照教學大綱照本宣科。但三校并不是簡單地整合成一所大學，盡管名義上如此，實際合中有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昆明各自設立辦事處，保留著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學系統，負責處理各校自身的事務。再比如，因有庚子賠款退款，清華教授待遇相對要好。在招生方面，三校雖采取聯合招生，但對此前的老學生采取的依然是老辦法。
通過本書，張曼菱還對學界由來已久的幾個爭議進行了一一澄清。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三位校長，即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她也做了剖析，直言不諱地指出，梅、蔣二人有時會撂挑子，而蔣因為侵占學校資源曾為師生詬病。此外，對于西南聯大校歌的作詞，通過分析多條不同線索，張曼菱最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詞作者應為羅庸，而非馮友蘭。
厘清這些細節，有助于還原一個真實的西南聯大。在真實的歷史面前，那些大師級人物性格各異，縱使有些瑕疵，依然令人心生景仰。
2000年8月，張曼菱將費孝通、宗璞、梅祖彥（梅貽琦之子）、聞立雕（聞一多之子）等一批西南聯大師生及家屬請到昆明，請他們一一確認了當年生活的舊址。跨越五十多年的故地重訪，遙憶當年，睹物思人，感慨萬千。
1998年，張曼菱啟動了西南聯大紀錄片項目，先后采訪聯大相關人物200多位，包括中國社會學學科奠基人費孝通，著名數學家陳省身，“兩彈一星”功臣朱光亞、王希季，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著名哲學史家任繼愈等，形成了珍貴的第一手訪談視頻和文字資料。2003年，紀錄片在央視播出后，立即引起轟動。
去年，張曼菱出版了《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一書。全書分為人物、話題、紀念、一所戰時大學的“形”與“神”四個專題，張曼菱通過訪談，漸次拼接出梅貽琦、聞一多、劉文典、鄧稼先等西南聯大重要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同時，她還仔細搜集和認真求證，厘清了一些歷史爭議。讀著張曼菱的這些文字，西南聯大的輪廓逐漸清晰，腦海里陡然跳出梅貽琦的那句話：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有骨頭”的讀書人
關于西南聯大的著作，總是百看不厭。每每讀到這段令人熱血沸騰的歷史，腦海里總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幕幕：在湘黔滇的崇山峻嶺中，一群斯文先生與年輕人，三五成群，結伴而行；在昆明的日軍炸彈聲中，教授與學子紛紛奔走避彈，稍有間隙便掏出書本；面對物質的極度匱乏，教書人與讀書人邊學習邊謀生……
通過對多人回憶的拼接，世界教育界史上罕見的“衣冠南渡”逐漸褪去歷史的塵埃。歷史的鏡頭拉回到1937年底。南京淪陷后，武漢亦頻遭日軍空襲，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共同組建不久的長沙臨時大學（后改稱為“西南聯合大學”）再遇危機。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爆發在長沙臨大的激烈爭論，后由錢穆做了總結——“要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讀書也是救國’”。當局決定，西南聯大遷往云南昆明，但又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面對即將開啟的湘黔滇長途跋涉，曾極力倡導“士人”品格的近代詩人聞一多說：“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他帶頭加入到“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絕不是游山玩水，風吹雨打，山路崎嶇，絕非常人所能及，加入者必須有較好的體魄。有學生加入是因為經濟困難，無法承擔繞道越南的旅費，也有的則是“志之所向”，比如任繼愈。當年的“湘黔滇旅行團”，計有教師11人，學生284人，在1938年2月20日離開長沙，至4月28日抵達昆明，前后歷時68天，行程3500里。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于這次艱苦的行走，并不像今天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蜿蜒壯觀，實際上是合中有分，即北大、清華和南開師生各自結伴。這次“旅行”，同時又像是一次深入中國腹地的研學。師生們第一次深入到西南社會底層，親眼目擊了西南社會的文化、經濟及生活現狀，對中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當年還是清華助教的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吳征鎰更是邊走邊收集植物標本。
張曼菱了解到，“湘黔滇旅行團”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旅行，讀書人的風骨熱情也大大感染了沿途民眾。師生所到之處，常常引起當地民眾的高度關注和熱烈歡迎，許多地方更是盡可能地為師生提供便利。“在一個偏僻的小縣城，縣長貼出布告，稱這些路過的大學生是‘振興民族的領導者’，要求當地人為他們提供干凈的住處。而一位保長在集市上敲鑼，傳令鄉民們不能漲價，因為有學生老師要路過和購買。”
“烽火讀書”的磅礴熱情
從1938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聯合結束，西南聯大前后僅存九年。但就是這短短的九年，卻樹立了一座難以逾越的教育豐碑：截至今天，西南聯大學子中共有2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5位最高科學獎得主，8位兩彈一星元勛，154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一堆耀眼成就的背后，卻是當年聯大師生的“烽火讀書”生活。跑警報，是西南聯大的教學常態。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至1944年，昆明共遭遇日軍29次轟炸。根據火箭專家王希季的回憶：“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跑警報那個地方，課是不上的，回來補。自己跑警報，你帶的東西可以做作業。”炸歸炸，學歸學，炸彈無法阻止師生的腳步。
抗戰年代，幾乎什么都缺，而輾轉數千公里的西南聯大，教材更是奇缺，但教授們不等不靠，各思良策。翻譯家趙瑞蕻回憶：“戰事倥傯之中，上燕卜蓀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秦火之后，天下無書，儒士背誦整部經書授徒。”據數學家江澤涵之子江丕權、江丕棟回憶，他們的姑夫胡適從美國給父親寄了一本新出的拓撲學著作，書到昆明，算學系的所有人都來手抄。朱自清、王力、聞一多等人為節約紙張，更是相互傳看手稿；當聽說有學者回國，“吳大猷馬上安排他（李政道）與這個人談話，講國際科學前沿的研究動向”。
生活條件更是艱苦異常，但沒有人放松對教學和學業的要求。上至清華校長梅貽琦，下至學生個人，幾乎都會面臨難以想象的生活困難。為貼補家用，梅貽琦夫人學賣“定勝糕”的故事廣為流傳。許多教授也自強自立，或兼職、或碼字賣錢、或刻字補貼家用。一些學生則在當地中小學校兼職。張曼菱曾聽父親講起，西南聯大老師的鞋幫和鞋底分開后，拿繩子捆在一起接著穿。為節約生活成本，一些教授不得不帶領家人在遠離校區的地方生活，每周都要進城去上課。據江氏兄弟回憶，江澤涵是坐船、周培源是騎馬去昆明市區的聯大校舍上課的。而為了能夠找到一個讀書交流的所在，一些學生還聚在茶館，以最小的花費，開展茶館沙龍。
直到今天，西南聯大的嚴謹治學態度依然令人敬佩。艱苦也沒能成為當年降低教學標準的理由，“在聯大的每一個學期，嚴格的篩選都在進行著。學分不夠，就留級；再不夠，就退學”。楊振寧到美國一流大學后，居然“沒有感覺到我們落后，西南聯大這些學校的教師對教學的態度都很認真，比起美國今天最好的大學的老師教本科生的態度，平均來講要好”。順著這一視角看去，西南聯大得以培養出如此規模的大師，絕非偶然。
日漸清晰的歷史細節
張曼菱呈現的歷史細節豐富而又飽滿。書中，她除了仔細梳理整起事件的脈絡，還本著嚴謹的歷史態度，以詳實的事例和數據，厘清了一些爭議。
對于一些人鼓吹的“越艱苦越出成果”的高調，張曼菱堅決予以批判，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西南聯大的成果并不是‘日本人打出來’的，而是靠‘吃老本’。如果沒有日本人的野蠻入侵，（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大學正處于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實際上因為戰亂，輟學的人很多，8000學生畢業不過約3000人。科研幾乎停止，本應從事學術前沿研究的教授都投入了本科教育”。張曼菱認為，如果沒有戰爭的生靈涂炭，歷經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教育，極可能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機。
眾所周知，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共同組成，三校師資力量的被動融合，學術交流更為普遍。物理學家沈克琦回憶，在物理課中，各位先生有的偏重熱力學，有的偏重電學，有的偏重粒子，都開出很多的參考書，讓學生去深挖，這就叫作“開窗戶”，可以各自發揮，各有倚重，并不是按照教學大綱照本宣科。但三校并不是簡單地整合成一所大學，盡管名義上如此，實際合中有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昆明各自設立辦事處，保留著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學系統，負責處理各校自身的事務。再比如，因有庚子賠款退款，清華教授待遇相對要好。在招生方面，三校雖采取聯合招生，但對此前的老學生采取的依然是老辦法。
通過本書，張曼菱還對學界由來已久的幾個爭議進行了一一澄清。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三位校長，即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她也做了剖析，直言不諱地指出，梅、蔣二人有時會撂挑子，而蔣因為侵占學校資源曾為師生詬病。此外，對于西南聯大校歌的作詞，通過分析多條不同線索，張曼菱最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詞作者應為羅庸，而非馮友蘭。
厘清這些細節，有助于還原一個真實的西南聯大。在真實的歷史面前，那些大師級人物性格各異，縱使有些瑕疵，依然令人心生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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