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有大量涉及古鐘以及鐘表的描寫。這些描寫既涉及上古禮器樂鐘，也涉及宗教法器佛鐘、道鐘，還不惜筆墨大量描摹了當時最先進的西洋自鳴鐘與懷表。
樂鐘僅為虛寫
中國古鐘有“樂、佛、朝、更”之分。樂鐘即奏樂之鐘，主要是指編鐘，其名得自“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其形狀如瓦合。它上承商代的編鐃，初現于西周初年，鼎盛于西周中期，是為當時上層社會所獨享的禮樂之器，主要應用于廟堂祭祀、婚冠喪葬、軍事征戰、宴享賓客等各種活動中，兼具樂器和禮器功能。樂鐘作為禮器，是統治階層權力和地位的象征。
《紅樓夢》里只有兩次提到樂鐘，且都是虛寫。這兩次描寫都在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雖系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
……
冷子興笑道：“……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這里，“鐘鼎之家”與“鐘鳴鼎食之家”含義相同，都是為了強調林家、賈家曾經擁有過十分顯赫的社會地位。不過在事實上，“鐘鳴鼎食”的場景只存在于先秦時期。秦漢以后，隨著青銅時代的終結，樂鐘及其所代表的禮法制度也走向了衰落。五代時期，“（周）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擊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以至于十二镈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樂之缺壞，無甚于今”。直到宋代，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宋仁宗時期，音樂家與樂工竟不知鐘、磬有“大小之制”，更不知如何鑄造，皇帝也只能感嘆“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清宮編鐘的鑄造以奢侈豪華為能事，其外形多仿先秦古鐘，但測音結果屢屢證明，編鐘五音不調，宮商乖錯，不過是一種金光燦燦的禮儀擺設。
《紅樓夢》寫林家、賈家先世的尊貴，只能用虛寫一筆帶過，而無法詳細描摹他們“鐘鳴鼎食”的具體場面，正是這種現狀的真實反映。
佛道鐘側面略寫
佛鐘，顧名思義是專供寺廟佛家之用。東漢明帝永平年間，佛教傳入中土，此后寺院廣布，佛鐘流行開來，“有寺必有鐘，無鐘即無寺。”佛鐘分為大鐘、僧堂鐘、殿鐘，各有其主，各司其職。“大鐘。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遇圣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入定時，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員、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司主之。僧堂鐘。凡集眾則擊之。遇住持每赴眾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時，各 三 下……堂 司 主之。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眾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道鐘的意蘊大體與佛鐘類似。
《紅樓夢》里對于佛鐘、道鐘均有所涉及，但僅為側面略寫。比如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癡情女情重愈斟情》寫到清虛觀里的“鐘鳴鼓響”以及鐘樓。又如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寫到櫳翠庵的“鐘鳴櫳翠寺，雞唱稻香村”。
著名紅學家蔡義江先生認為，《紅樓夢》是從“石頭”所見所聞的角度進行書寫的，“它的見聞也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圍。那就是石頭只能了解它所見到過的、實際上也就是賈寶玉所接觸過的那個人的種種事情。”實際上，《紅樓夢》設置石頭這個角色，主要是為了便于作者根據主題需要而對情節有所取舍。縱觀《紅樓夢》前八十回，賈寶玉所到過的賈府以外的寺廟、道觀主要有鐵檻寺、饅頭庵、水仙庵和清虛觀。到前幾處，賈寶玉停留時間很短暫，所敘之事也與佛鐘、鐘樓無涉，所以略寫。清虛觀那次是奉元妃之命打醮，賈府闔府出動，排場大、時間長，賈寶玉在觀中的“戲份”也多，所以很自然就寫到了“鐘鳴鼓響”以及“鐘樓”。不過從故事情節來看，對“鐘鳴”“鐘樓”只需提到即可。
櫳翠庵是大觀園內的一座小廟，是“金陵十二釵”之一妙玉的修行之所。這兩句詩系由妙玉所寫，“鐘鳴櫳翠寺”用寺廟鐘鳴來暗示天色已曉，貼切自然，但除此以外也沒有進一步描寫的必要。
朝鐘更鐘付之闕如
朝鐘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后世朝鐘逐漸發展成為朝廷集眾的信號器，是皇帝上朝、出行所鳴之物，成了皇權的象征。明朝宋應星稱：“凡鐘，為金樂之首。其聲一宣，大者聞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視朝、官出署，必用以集眾……”《大清會典》對“君視朝”有更具體的記載：“凡大朝之禮……禮部堂官二人，詣乾清門奏請御殿，午門鳴鐘鼓……”
《紅樓夢》前八十回未曾提及朝鐘。一方面，按照前引蔡義江的觀點，這是由于賈寶玉從未上過朝；另一方面，為避免刺激當權者的敏感神經，此書第一回即明確表示書中內容“毫不干涉時世”。
更鐘，是指中國古代城市向公眾統一報時的器具。漢末崔寔的《政論》有“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之句，可知當時已有鳴鐘報時之制。據《南齊書》記載：
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于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唯應五鼓及三鼓也。
早在元朝，鐘鼓樓就已成為京城的標志建筑。“（至元）九年二月，改號大都，遷居民以實之，建鐘鼓樓于城中。”元大都鐘鼓樓現已無存。現存的北京城鐘、鼓二樓系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所建，清代沿用此建筑（其間曾經火毀重建）。有學者考證提出，今天北京鼓樓、鐘樓位置即元代齊政樓（鼓樓）、鐘樓位置。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雍正、乾隆時期，《紅樓夢》中賈府所處的位置是在京城。雖然作者一再強調書中所寫“無朝代年紀可考”，又故意將故事發生的地點模糊化，但是北京自從元代起就設有鐘鼓樓，都城用鐘聲報時的制度更是從漢代就已形成。
《紅樓夢》甲戌本《凡例》中有一條說：“此書只是著意于閨中，故敘閨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當然出之于作者有所忌諱，但這也與其所構思的石頭的可能見聞范圍相一致。賈寶玉從來沒有機會上朝，所以聽不到朝鐘尚可理解。但是京城鐘鼓樓那洪亮震耳的鐘鼓聲，他絕不至于聽不見的。但為什么《紅樓夢》對更鐘只字不提呢？
自鳴鐘懷表大量出現
在對更鐘只字不提的同時，《紅樓夢》里出現了大量有關自鳴鐘和懷表的描寫。更鐘的主要功能是報時——由于其采用傳統計時方式，準確地說，它只是“報更”，而且在晚上一更三點到早上五更三點之間只有更鼓聲，而完全沒有鐘聲。賈府里上下人等擁有大量能精準計時和報時的自鳴鐘與懷表，這使京城鐘樓里巨鐘所發出的洪亮聲音顯得可有可無。
《紅樓夢》里關于自鳴鐘的描寫，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第六回《賈寶玉初試云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從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劉姥姥的角度寫來，更加渲染出視覺、聽覺之強烈沖擊力：
劉姥姥只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柜篩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么愛物兒？有甚用呢？”正呆時，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
這寫的是王熙鳳房里的自鳴鐘。在賈寶玉住處怡紅院，“外間房中十錦格上”同樣有自鳴鐘。賈府的自鳴鐘不僅數量多，而且奢華貴重。第七十二回《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寫鳳姐說“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須知，在劉姥姥那里，二十多兩銀子就“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這個“金自鳴鐘”的奢華貴重不言而喻。
關于懷表，《紅樓夢》更是頻頻提及。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寫道：
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
在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制風雨詞》，對賈寶玉的這塊“表”的大小、材質作了進一步的描寫：
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一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擾的你勞了半日神。”
有些地方則同時寫到自鳴鐘和懷表，如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所寫：
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鐘幾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說著，便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
這里提到“那勞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表明當時修理西洋鐘表已經成為一個成熟行業。
鐘表是14世紀以后在歐洲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最初傳入中國的地方當為葡萄牙人占據的澳門。清初王士禎曾寫到澳門三巴寺（圣保祿教堂，今“大三巴牌坊”即其遺址）的一座“巨鐘”：“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輒蟾蜍移籌指某位。”
我國在清代以前一直以圭表、日晷、漏壺計時。歐洲機械鐘表傳入我國以后，逐漸取代了傳統計時器。十八世紀，清代宮廷即大量使用機械鐘表。這些鐘表以英國產品居多，亦有法國、瑞士等其它西方國家的，還有我國自行制造的。西方國家的鐘表主要由粵海關監督從洋商手中購置，貢入皇宮。清代廣州、蘇州等地制造的鐘表精品，也被貢入內廷。故宮交泰殿皇帝寶座邊就陳列著一座廣造西式鐘。此鐘高約18英尺，在清宮版刻的《皇朝禮器圖式》中有一幅圖釋。
清代在內務府造辦處下設做鐘處，以制造、修繕鐘表為專職。乾隆時期是做鐘處制造鐘表的鼎盛時期。宮中承做的這些鐘表，多以優良木材為外殼，上嵌琺瑯或描以金漆等，色調莊嚴凝重。這些鐘表既繼承了我國的工藝傳統，又融匯了東西計時之法，形成別具一格的皇家風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式鐘表在宮廷的受寵，必然引發王公貴族對這類奢侈品的熱烈追逐。賈家作為“鐘鳴鼎食”之家，開國功臣之后，賈元春又是當朝皇妃，賈府擁有大量西式鐘表也就不足為怪了。《紅樓夢》所寫賈府對西式鐘表的大量使用，可以看作當時社會普遍現象的一個縮影。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宮廷以及貴族家庭已廣泛使用西式鐘表，但是作為傳統的京城報時設施的鐘鼓樓，用以計時的方法卻并沒有與時俱進，而是保持著舊日傳統甚至倒退到更原始的方式。“元、明時期，駐樓官員繼續使用老式的宋代滴漏計時器來測定擊鼓撞鐘的時辰。這個滴漏在明代遺失了，清代則使用時辰香以定更次。此種計時器是將壓制的熏香置于金屬盤上，熏香被盤成繁復的圖案，類似于印章上的刻字。點著后的熏香順著軌跡燃燒，通過一個個標志時段的記號，每個時段通常為一個夜更。”
隨著十七、十八世紀中西貿易不斷增加而越來越深入的中西文化交流，給封建集權的古老中國帶來了民主思想的萌芽，而這正是《紅樓夢》里以賈寶玉、林黛玉為代表的青年男女敢于打破封建禮教桎梏、勇敢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大背景。某種意義上，《紅樓夢》對代表進步思想的西洋鐘表大量描寫、對象征落伍觀念的京城更鐘有意忽視，也正是這種思想的一個折射。
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有大量涉及古鐘以及鐘表的描寫。這些描寫既涉及上古禮器樂鐘，也涉及宗教法器佛鐘、道鐘，還不惜筆墨大量描摹了當時最先進的西洋自鳴鐘與懷表。
樂鐘僅為虛寫
中國古鐘有“樂、佛、朝、更”之分。樂鐘即奏樂之鐘，主要是指編鐘，其名得自“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其形狀如瓦合。它上承商代的編鐃，初現于西周初年，鼎盛于西周中期，是為當時上層社會所獨享的禮樂之器，主要應用于廟堂祭祀、婚冠喪葬、軍事征戰、宴享賓客等各種活動中，兼具樂器和禮器功能。樂鐘作為禮器，是統治階層權力和地位的象征。
《紅樓夢》里只有兩次提到樂鐘，且都是虛寫。這兩次描寫都在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雖系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
……
冷子興笑道：“……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這里，“鐘鼎之家”與“鐘鳴鼎食之家”含義相同，都是為了強調林家、賈家曾經擁有過十分顯赫的社會地位。不過在事實上，“鐘鳴鼎食”的場景只存在于先秦時期。秦漢以后，隨著青銅時代的終結，樂鐘及其所代表的禮法制度也走向了衰落。五代時期，“（周）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擊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以至于十二镈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樂之缺壞，無甚于今”。直到宋代，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宋仁宗時期，音樂家與樂工竟不知鐘、磬有“大小之制”，更不知如何鑄造，皇帝也只能感嘆“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清宮編鐘的鑄造以奢侈豪華為能事，其外形多仿先秦古鐘，但測音結果屢屢證明，編鐘五音不調，宮商乖錯，不過是一種金光燦燦的禮儀擺設。
《紅樓夢》寫林家、賈家先世的尊貴，只能用虛寫一筆帶過，而無法詳細描摹他們“鐘鳴鼎食”的具體場面，正是這種現狀的真實反映。
佛道鐘側面略寫
佛鐘，顧名思義是專供寺廟佛家之用。東漢明帝永平年間，佛教傳入中土，此后寺院廣布，佛鐘流行開來，“有寺必有鐘，無鐘即無寺。”佛鐘分為大鐘、僧堂鐘、殿鐘，各有其主，各司其職。“大鐘。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遇圣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入定時，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員、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司主之。僧堂鐘。凡集眾則擊之。遇住持每赴眾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時，各 三 下……堂 司 主之。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眾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道鐘的意蘊大體與佛鐘類似。
《紅樓夢》里對于佛鐘、道鐘均有所涉及，但僅為側面略寫。比如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癡情女情重愈斟情》寫到清虛觀里的“鐘鳴鼓響”以及鐘樓。又如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寫到櫳翠庵的“鐘鳴櫳翠寺，雞唱稻香村”。
著名紅學家蔡義江先生認為，《紅樓夢》是從“石頭”所見所聞的角度進行書寫的，“它的見聞也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圍。那就是石頭只能了解它所見到過的、實際上也就是賈寶玉所接觸過的那個人的種種事情。”實際上，《紅樓夢》設置石頭這個角色，主要是為了便于作者根據主題需要而對情節有所取舍。縱觀《紅樓夢》前八十回，賈寶玉所到過的賈府以外的寺廟、道觀主要有鐵檻寺、饅頭庵、水仙庵和清虛觀。到前幾處，賈寶玉停留時間很短暫，所敘之事也與佛鐘、鐘樓無涉，所以略寫。清虛觀那次是奉元妃之命打醮，賈府闔府出動，排場大、時間長，賈寶玉在觀中的“戲份”也多，所以很自然就寫到了“鐘鳴鼓響”以及“鐘樓”。不過從故事情節來看，對“鐘鳴”“鐘樓”只需提到即可。
櫳翠庵是大觀園內的一座小廟，是“金陵十二釵”之一妙玉的修行之所。這兩句詩系由妙玉所寫，“鐘鳴櫳翠寺”用寺廟鐘鳴來暗示天色已曉，貼切自然，但除此以外也沒有進一步描寫的必要。
朝鐘更鐘付之闕如
朝鐘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后世朝鐘逐漸發展成為朝廷集眾的信號器，是皇帝上朝、出行所鳴之物，成了皇權的象征。明朝宋應星稱：“凡鐘，為金樂之首。其聲一宣，大者聞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視朝、官出署，必用以集眾……”《大清會典》對“君視朝”有更具體的記載：“凡大朝之禮……禮部堂官二人，詣乾清門奏請御殿，午門鳴鐘鼓……”
《紅樓夢》前八十回未曾提及朝鐘。一方面，按照前引蔡義江的觀點，這是由于賈寶玉從未上過朝；另一方面，為避免刺激當權者的敏感神經，此書第一回即明確表示書中內容“毫不干涉時世”。
更鐘，是指中國古代城市向公眾統一報時的器具。漢末崔寔的《政論》有“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之句，可知當時已有鳴鐘報時之制。據《南齊書》記載：
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于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唯應五鼓及三鼓也。
早在元朝，鐘鼓樓就已成為京城的標志建筑。“（至元）九年二月，改號大都，遷居民以實之，建鐘鼓樓于城中。”元大都鐘鼓樓現已無存。現存的北京城鐘、鼓二樓系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所建，清代沿用此建筑（其間曾經火毀重建）。有學者考證提出，今天北京鼓樓、鐘樓位置即元代齊政樓（鼓樓）、鐘樓位置。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雍正、乾隆時期，《紅樓夢》中賈府所處的位置是在京城。雖然作者一再強調書中所寫“無朝代年紀可考”，又故意將故事發生的地點模糊化，但是北京自從元代起就設有鐘鼓樓，都城用鐘聲報時的制度更是從漢代就已形成。
《紅樓夢》甲戌本《凡例》中有一條說：“此書只是著意于閨中，故敘閨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當然出之于作者有所忌諱，但這也與其所構思的石頭的可能見聞范圍相一致。賈寶玉從來沒有機會上朝，所以聽不到朝鐘尚可理解。但是京城鐘鼓樓那洪亮震耳的鐘鼓聲，他絕不至于聽不見的。但為什么《紅樓夢》對更鐘只字不提呢？
自鳴鐘懷表大量出現
在對更鐘只字不提的同時，《紅樓夢》里出現了大量有關自鳴鐘和懷表的描寫。更鐘的主要功能是報時——由于其采用傳統計時方式，準確地說，它只是“報更”，而且在晚上一更三點到早上五更三點之間只有更鼓聲，而完全沒有鐘聲。賈府里上下人等擁有大量能精準計時和報時的自鳴鐘與懷表，這使京城鐘樓里巨鐘所發出的洪亮聲音顯得可有可無。
《紅樓夢》里關于自鳴鐘的描寫，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第六回《賈寶玉初試云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從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劉姥姥的角度寫來，更加渲染出視覺、聽覺之強烈沖擊力：
劉姥姥只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柜篩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么愛物兒？有甚用呢？”正呆時，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
這寫的是王熙鳳房里的自鳴鐘。在賈寶玉住處怡紅院，“外間房中十錦格上”同樣有自鳴鐘。賈府的自鳴鐘不僅數量多，而且奢華貴重。第七十二回《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寫鳳姐說“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須知，在劉姥姥那里，二十多兩銀子就“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這個“金自鳴鐘”的奢華貴重不言而喻。
關于懷表，《紅樓夢》更是頻頻提及。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寫道：
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
在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制風雨詞》，對賈寶玉的這塊“表”的大小、材質作了進一步的描寫：
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一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擾的你勞了半日神。”
有些地方則同時寫到自鳴鐘和懷表，如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所寫：
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鐘幾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說著，便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
這里提到“那勞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表明當時修理西洋鐘表已經成為一個成熟行業。
鐘表是14世紀以后在歐洲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最初傳入中國的地方當為葡萄牙人占據的澳門。清初王士禎曾寫到澳門三巴寺（圣保祿教堂，今“大三巴牌坊”即其遺址）的一座“巨鐘”：“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輒蟾蜍移籌指某位。”
我國在清代以前一直以圭表、日晷、漏壺計時。歐洲機械鐘表傳入我國以后，逐漸取代了傳統計時器。十八世紀，清代宮廷即大量使用機械鐘表。這些鐘表以英國產品居多，亦有法國、瑞士等其它西方國家的，還有我國自行制造的。西方國家的鐘表主要由粵海關監督從洋商手中購置，貢入皇宮。清代廣州、蘇州等地制造的鐘表精品，也被貢入內廷。故宮交泰殿皇帝寶座邊就陳列著一座廣造西式鐘。此鐘高約18英尺，在清宮版刻的《皇朝禮器圖式》中有一幅圖釋。
清代在內務府造辦處下設做鐘處，以制造、修繕鐘表為專職。乾隆時期是做鐘處制造鐘表的鼎盛時期。宮中承做的這些鐘表，多以優良木材為外殼，上嵌琺瑯或描以金漆等，色調莊嚴凝重。這些鐘表既繼承了我國的工藝傳統，又融匯了東西計時之法，形成別具一格的皇家風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式鐘表在宮廷的受寵，必然引發王公貴族對這類奢侈品的熱烈追逐。賈家作為“鐘鳴鼎食”之家，開國功臣之后，賈元春又是當朝皇妃，賈府擁有大量西式鐘表也就不足為怪了。《紅樓夢》所寫賈府對西式鐘表的大量使用，可以看作當時社會普遍現象的一個縮影。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宮廷以及貴族家庭已廣泛使用西式鐘表，但是作為傳統的京城報時設施的鐘鼓樓，用以計時的方法卻并沒有與時俱進，而是保持著舊日傳統甚至倒退到更原始的方式。“元、明時期，駐樓官員繼續使用老式的宋代滴漏計時器來測定擊鼓撞鐘的時辰。這個滴漏在明代遺失了，清代則使用時辰香以定更次。此種計時器是將壓制的熏香置于金屬盤上，熏香被盤成繁復的圖案，類似于印章上的刻字。點著后的熏香順著軌跡燃燒，通過一個個標志時段的記號，每個時段通常為一個夜更。”
隨著十七、十八世紀中西貿易不斷增加而越來越深入的中西文化交流，給封建集權的古老中國帶來了民主思想的萌芽，而這正是《紅樓夢》里以賈寶玉、林黛玉為代表的青年男女敢于打破封建禮教桎梏、勇敢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大背景。某種意義上，《紅樓夢》對代表進步思想的西洋鐘表大量描寫、對象征落伍觀念的京城更鐘有意忽視，也正是這種思想的一個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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