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1925年7月，王國維在清華學校作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講演，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的著名論斷。百年來，出土簡帛文獻不斷發現，已促成簡帛學這一“新學問”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發現的簡牘總量約30萬枚，帛書已發現數十件之多。早在1993年，歷史學家李學勤即指出：“簡帛書籍的大量涌現，正在改變古代學術史的面貌，影響甚為深遠。”有關簡帛研究的專著和論文不斷涌現，成果豐碩。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劉國忠的著作《簡帛有聲：出土簡帛的文獻學研究》（以下簡稱《簡帛有聲》）稱得上是一部簡帛學研究領域的前沿性成果。
《簡帛有聲：出土簡帛的文獻學研究》，劉國忠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價：138元。（出版社供圖）
劉國忠于1999年撰寫了首篇有關簡帛文獻的論文《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再探》，之后他又先后參與清華簡、長沙五一廣場簡的整理工作。至今，劉國忠已在簡帛研究領域深耕25年，其治學立足簡帛文獻，注重多學科交叉研究，將微觀考證與理論思考相結合。
本書共收錄43篇文章，主要涉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等簡帛文獻的研究。書中深入淺出地探討了出土簡帛所反映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文王稱王”“武王受命”“周公居東”等命題。
《中庸》“武王末受命”句向來難解，而關鍵在如何訓釋“末”字。歷來學者大致持兩種意見。鄭玄、孔穎達等學者將“末”理解為“老”，這是主流觀點。有學者則將“末”讀為“無”，或讀為“未”，或為“未”的誤字，即武王沒有受命。這兩種觀點均有捍格難解之處。劉國忠在《據清華簡釋〈中庸〉“武王末受命”》一文中，根據清華簡《保訓》《程寤》《四告》等文獻，盡可能還原周人眼中“文王受命”的真實內涵，即周武王繼承文王開創的基業而取得克殷的勝利。至于《中庸》“武王末受命”中的“末”，應理解為“最終”，即武王最終接受了天命。劉國忠此種訓釋也有相關書證，他引《尚書·召誥》“王末有成命”，蔡沈即將“末”訓為“終”。如此，《中庸》“武王末受命”句的理解圓通無礙，該文讀來酣暢淋漓，令人茅塞頓開。
書中類似文章還有多篇，均為對傳世經典文本作的微觀考證。更重要的是，劉國忠還著眼于中國古代文明史與學術史的重要課題，在書中特別注重利用出土簡帛文獻，辨析相關史料，揭示被遮蔽的歷史。
例如，在西周史領域，劉國忠關注了文王受命與稱王兩個問題。“文王受命”在古籍中多有記述，但該事件的具體過程在古籍中有不同說法，特別是漢代緯書中相關記述更是離奇荒誕，令人難以信服。《清華簡〈程寤〉與“文王受命”》一文中提出，所謂“文王受命”，“其依據很可能正是太姒所描述的這一夢境以及相關的占測結果”。此種推論豐富了我們對“文王受命”的認識，現在已得到學界較為廣泛的認同。
劉國忠還深入探討清華簡《保訓》“惟王五十年”的史學價值，明確指出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稱王，且可確認其在位年數為50年，這對重新審視周文王時期商、周關系有較大幫助。此外，他還通過分析清華簡《金縢》“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的記述，檢視“周公居東”學術史問題，肯定了偽孔傳等把周公居東解釋為“周公東征”的傳統觀點。
立足簡帛文獻，既重新審視重大學術問題，也關注數術文獻、行政文書，探討以往被遮蔽的思想文化史以及基層日常行政管理等諸多問題。可以說，書中呈現出了簡帛文獻中多彩斑斕的歷史世界。加之劉國忠深入淺出的論述、簡潔曉暢的文筆，在繁雜的歷史中抽絲剝繭，讓讀者在輕松的閱讀過程中領略簡帛文獻的魅力。
100多年來，簡帛文獻的發現與研究是中華文明歷史傳承研究中的重要環節。如今，簡帛學已成為國際性的顯學。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用新的理論、新的觀點與新的方法，推動不同研究領域走向融合，搭建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但是，相較于實證研究，簡帛學在研究對象、基本概念、學科體系等基本理論問題方面尚需加強。目前，學界已注重加強對簡帛學的理論建設。同時，國內學界不斷加強與國外相關領域學者的交流與合作。劉國忠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對于簡帛學建設的幾點思考》一文中，他結合清華簡的研究與保護經驗，對簡帛文獻保護與整理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理論思考。
這部著作體現出來的研究視野、研究方法與理論關懷，無疑將推動簡帛學研究走向深處，刷新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知。
（作者孫進系煙臺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劉子珍系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講師）
本文鏈接：研究簡帛，走進被遮蔽的歷史http://m.sq15.cn/show-11-238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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