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減法”，對于徐星來說，這個理念已經刻入骨髓。
徐星，這位古生物學家目前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是云南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生代陸相脊椎動物化石及地層學研究。
他最近非常關注科學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材問題。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們的教育要怎樣開展？他的答案是，知識點的重要性在降低，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則越來越重要。中小學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識點、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這個減法做好，中小學生們就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學習”也就更容易了。
就在今年年初，他又多了一個新身份，那就是杭州市丹楓實驗小學名譽校長，同時，徐星還將自己的“院士科普基地”落戶于此，正式以“小學校長”的新身份推進他的科普事業。
是的，除了學術光環，徐星身上還有一個“科普”標簽。他曾協助許多國內外主流媒體制作了數十期/集科普節目和紀錄片，作了近百場科普講座，撰寫科普文章和著作50余篇/本，因此被廣大網友親切地稱為“恐龍院士”。
1月27日，他作了一場20分鐘的科普演講，題目《霸王龍和你的大拇指是一回事嗎》讓人眼前一亮，懸念頓生。短短20分鐘的演講，他把“同源”這個生物學概念的前世今生講述得簡潔又清晰。
近日，《中國科學報》就科學教育、科普等問題對徐星進行了專訪。
“減法”教育：能把握核心就可以了
《中國科學報》：在科普和科學教育方面，你最近在忙哪些事情？
徐星：
最近在作一些科普演講，當然也有到小學擔任名譽校長這件事。關注最多的是化石保護，還有化石科普，包括如何讓博物館吸引更多公眾等這些方面的事情。我另外一個身份是全國政協委員，作了這些方面政策上的探討。
然后就是科學教育，這是我比較關心的，也參與了一點教材修訂工作，確實可以感受到中國在科學教育這方面存在很大發展空間，畢竟一旦這個體系建立了，會影響幾代人。
《中國科學報》：跟國際相比，中國的小學科學教材差距體現在哪兒？可否舉例說明？
徐星：
以“數理化”為例，中小學教材在與高等教育的銜接上可以做得更好。我們的教材囊括了過多的知識點，就科學本身的內涵揭示少了點。
其實教材更多是一種科學精神的傳承和科學思維的訓練，這些東西應該有所體現。如果一味強調知識點的數量，就會讓孩子沒有時間思考，反而不見得起作用。
這也是一個關系到教育本質的問題，尤其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們的教育要怎樣開展？知識點固然重要，是開展科學活動的基礎，但培養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加重要。
從現在的科學發展來講，一定要做減法，只有減法做夠了，我們的學生才有時間去更好地思考、探索，教育質量才能提高。
另一方面要看學科布局。
比如我所在的地球和環境科學領域，包括大氣、海洋、古生物、板塊構造、行星科學等，是一個大學科方向，是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中小學教材里，尤其是中學教材里，地球和環境科學的分量很少，一些重要方向甚至沒有涉及。
所以我們在編教材的時候，要注意反映目前整個學科的布局、科學的構架，在中小學階段就讓它一脈相承下去，這樣孩子們對整個科學體系才能有一個更全面的認知。
從更小的方面，我在和國外一些教材出版商的溝通中體會到，他們的教材設計非常注重把一些基礎的、關鍵的科學概念融入到書本當中。
在編寫教材的時候，對于怎樣去構建這個教材、團隊怎樣搭建、不同的人起什么樣的作用都有非常細致的考慮，所以他們的組織形式更合理。
他們都會請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影響力的一些科學家擔任顧問，在教材編寫初期咨詢科學家們的建議。一方面把科學最核心的東西體現在教材里面，另一方面具體的作者又是編寫教材的專家，更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的形式去面向學生。
我越想就越覺得這個事情重要，它可不是我們作一兩場科普報告能改變的，它會影響全國的學生。
《中國科學報》：如何推廣“探究式學習”？畢竟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試。
徐星：
頂層設計很重要，需要專家以對整個學科的把握從框架上去做“減法”，比如哪些概念是可以刪掉的。
其實中小學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識點、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這個“減法”做好了，中小學生們就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學習”就容易了。
內容決定形式，核心內容定下來了，教學就會有更大空間。
實事求是地講，讓很多一線科學家花費大量時間參與到中小學教育中來是不現實的，只能做個示范。所以根本上講，還是需要教育體制本身把減法做夠了，留下足夠的空間，老師們一定有辦法去探究各種各樣的讓學生感興趣、深入思維訓練的教學手段。
如果你把這個空間塞得滿滿的，他就不太可能去作任何嘗試了。我們的教育部門已經開始在這一方向上發力，希望未來能夠更加完善。
《中國科學報》：現在很多家長特別重視培養孩子的實踐能力，與其上一個星期的課，可能不如抽出半天時間帶他去博物館看化石更有教育效果，是這樣嗎？
徐星：
我想應該是強調實踐能力的時候了。
現在的孩子都不喜歡出門，因此他的實踐經驗、感性認識就太少。所以我們怎樣給他們創造更多機會，讓他們能親身用自己的味覺、嗅覺或者視覺去感知這個世界，這其實是現在科學相關教育中很缺失的一環。
像你講的，古生物學的優勢在于有化石、有具體的形象，這就是為什么孩子喜歡古生物的比較多，因為他們用肉眼能看見，或者用手能觸碰到，這是人的一種本能，也是我們做好科普的一個載體。包括動植物學、天文學也是具備這種天然優勢的。
科普經驗：要有所取舍
《中國科學報》：科普演講《霸王龍和你的大拇指是一回事嗎》從題目到講解都充滿了設計感，你是怎么設計這種科普作品的？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徐星：
大家都知道“標題黨”，其實也是強調標題很重要，是第一位的。
比如我做恐龍科普比較多，在恐龍當中，霸王龍是大家更熟悉的一種恐龍，也是動物世界中最知名的物種之一。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對這個物種的科學研究也是最多的，所以我們做科普的時候，應該盡量放到題目中來。
另外一點，科普的目的是要進行科學普及，要惠及更多的人。如果關注的人很少，那么就沒有達到目的，做科普還有什么意義？
關于這個問題，實際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家都有爭論，到底是科學更重要，還是普及更重要？有時候科學語言和科普語言（或者說是公眾語言）之間的轉化是有難度的，有時甚至是不能實現的。
用公眾語言來講解一些嚴格的科學概念時，可能會產生誤導，但是不是就不應該介紹了？
我覺得科學家需要嘗試解決這些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做科普時有所取舍。
具體到霸王龍和人類大拇指關系的問題，嚴格來說，大拇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其實這個范疇是遠遠超過了大拇指的概念。可不可以用其他題目呢？也可以，但吸引力可能就不夠了。
《中國科學報》：這些年的科普工作中，我們能直觀感受到你科普演講水平的提高，從題目到內容，從語調到節奏，我們很想知道你做了哪些努力？
徐星：
是這樣，包括昨天（1月30日）我們在課題組年終總結會上也提了一下，希望年輕老師、學生包括我們自己作科普報告的時候，無論是大報告還是5分鐘的小報告，每次作完都要反思一下：這個報告好不好，目的達到了沒有，能不能改進它？
最終我們并不是說完成任務就行了，而是要帶著責任感和神圣的榮譽感去做這件事。
我們很少能停下來思考，包括科研項目有問題，可能會一帶而過，尤其像那種熱點研究。
突然有個熱點，研究人員就匆匆忙忙上馬，匆匆忙忙采數據，然后匆匆忙忙得出一些結論，很少有時間仔細思考熱點背后有哪些科學問題，或者說存在哪些難點。
我發現在準備科普報告的時候，反而會讓你有機會冷靜下來思考這些問題，客觀上也是對我們科研的一個反哺，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推動自己的研究方向，讓你的思維更加清晰。
《中國科學報》：作為小學名譽校長，你打算做哪些事情？以及“徐星院士科普基地”將會是什么樣子？
徐星：
實事求是講，真要讓科學家去中小學花很多時間做科學教育，不是很現實。即便說在個別學校開展試點，也是缺乏推廣價值的。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更多是一種示范效應，希望科學家、公眾和國家對中小學的科學教育多關注一下，更感興趣一點，也能夠促使中小學的校長、老師們投入更多精力在科學教育這方面。
杭州市丹楓實驗小學是一所示范類學校，社團活動特別豐富，包括跟科學相關的農業、無人機、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學實踐活動辦得非常好，這些讓我感到非常驚訝，還沒見過科學教育做得這么好的小學。我們就想能不能更多幫助他們做一點事情呢？
第一個選項，可以每年去為孩子們上幾次課，作幾場科普報告，跟同學們交流；第二個選項，可以跟學校的科學教師組織一些座談，分享我們作為科學家對科學的理解，或許能幫助他們在教學中做一些探索和實踐。
科普，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職業方向
《中國科學報》：你曾建議在大學中設置科普專業，能不能詳細談一下這個理念的現實問題？
徐星：
就科普的專業設置而言，有兩個難點。
一個是從事科普的學生不僅要經過專業的理科訓練，還要接受文科及表達能力方面的良好訓練。實際上，這兩個人群經常結合不到一起，文理兼修是很難達到的。
還有一個更麻煩的點在于，現在科學里面的分工太細了，你要去設一個科普專業，學科領域重點究竟在哪里？培訓體系如何建立？
其實個別大學已經設置了科普專業方向的碩士學位點，但我覺得還可以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科學普及是創新國家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關系到國家從短周期轉向長周期建設理念的改變。設置和完善科普專業是有必要的，只不過難點在于我們怎樣落地，這個需要大家進一步探討。
《中國科學報》：既然本科專業還不夠現實，從研究生階段開始實踐會不會更可行？
徐星：
是的。本科階段很難實現，研究生階段更合適。
現在研究生每年招生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所以在研究生群體當中，我們是可以篩選到一批愿意從事科普方向的人才的。
現在國家也在鼓勵交叉學科，最終這些研究生被培養出來后，并不指望他們每個人都去做學術，很多人還要走向社會其他崗位，其中有一部分就可以選擇走向專業化、職業化的科普。
目前國家在一些大學已經開展試點，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這幾年我經常給學生們灌輸這樣的理念，不見得非要將自己定位在學術研究上，就職業選擇而言，科普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中國科學報》：那么什么樣的人適合做科普？
徐星：
最關鍵是有興趣。
我身邊有個例子，有個學生從小就喜歡古生物學，上大學就非要選這個專業。但在學習過程中，我慢慢感覺到他可能不是特別適合做科研，后來他就選擇了科普方向，本科畢業后去了重慶自然博物館工作。
這幾年他科普做得非常好，包括他寫出來的一些東西，不比市面上一些有名的科普專家差，原因是什么？是他確實喜歡。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如何才能做出更好的科普作品？
徐星：
最好的科普一定是項團隊工作。比如我們要寫一個科學繪本，如果孩子看不懂，那就是一個失敗的繪本。
像我們這些科學家也好，專業的科學記者也好，因為都受過專業訓練，在這個領域中的時間太久了，有時候很難再從一個孩子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世界。
反過來講，可能我們只需要把核心內容告訴充滿童心的作家，請他表現出來，效果往往更好。科學家要善于跟這些有能力的藝術家、文學家，有童心的人合作。
《中國科學報》：做科普的時候是如何與年青一代建立共鳴，準確“揣摩”他們心思的？這對很多科學家來說是一個做科普的難點。
徐星：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關注點和興趣，遇到的困難也不同?，F在互聯網把人與人拉近了，所以年輕人的“比較”心態遠遠強于我們那個時代，這無形中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也就會產生過多的焦慮。
我們都知道國家經濟發展目前已從高速轉向中低速，整個社會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我們也好，年輕人也好，怎樣去適應新的變化，尤其在思想上、精神狀態上怎樣去適應這樣的變化，實際上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現在常給學生講的一個觀點是，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總是隨波逐流，被推著走，那么你會永遠處在一種緊張焦慮當中。要學會建立自己的生活狀態、生活節奏，更多由自己來掌控，盡量少受外界的負面影響。
這就又回歸到做科普的一個核心概念，無論是對孩子也好，對年輕人也好，我們要學會做一些“減法”，目標不要太多，也不要太高。
《中國科學報》：如何才能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科普？
徐星：
很多年輕人不愿投身科普的原因在于社會觀念。
現在整個社會是比較功利的，凡事都追求效果。比如做科研，如果能很快拿到各種“帽子”，你的待遇就能更好解決，也就更容易拿到好的資源。
當我們普遍去講究效率的時候，大家就會焦慮，尤其在互聯網時代，大家更容易攀比，且攀比的標準也比較單一，指標很少。
但做科普不是這樣的，它功利性不是那么強，并不能給你帶來榮譽上或者經濟上的直接利益。
不過，隨著《科學普及法》的修訂和國家系列政策的出臺，我們將會有一個對科普人更加友好的社會環境，這將鼓勵更多年輕人從事科普事業。
另外，我們也要培養孩子們建立起一種多樣化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一旦這樣的人群多起來，才能慢慢建立一個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態系統，讓科普活動得到更多認可。
另外從個體角度講，我們也要更多關注自我，關注這件事是不是給自己帶來了發自內心的平靜和喜悅，哪怕沒有那么多經濟回報，也不要過多糾結它。我想只有社會和個體共同做出努力，這個環境才能被慢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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