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是否接受、是否已經準備好，老齡化社會正快速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普遍現實，各種衍生問題也必然接踵而來。據報道，截至2021年底，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55億，占總人口18.1%。其中，80歲及以上的高齡人口已超過3000萬，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5000萬。而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即為高齡化社會。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正在向著高齡化社會“闊步邁進”。采取什么樣的養老模式，成為擺在每個家庭面前的一道考題。
記得前些年有一本書《平如美棠》很火。在那本書里，從未有過繪畫經歷的高齡作者饒平如，為妻子毛美棠繪制了300多幅畫作，并輔以樸素的文字和情感真摯的小詩，真切地記錄了妻子生命最后時光的點點滴滴。特別是毛美棠罹患腎病和老年癡呆癥后，饒平如推掉所有工作，“每天5點起床，給她梳頭、洗臉、燒飯、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漱口、接管、接倒腹水、還要打胰島素、做記錄，他不放心別人幫忙”。那本書，既是兩位老人相濡以沫的真情流露，也是彼此照料的真實寫照，算得上是現今中國養老模式中較為常見的一種。
養老的經濟困境
作為“先老”社會的日本，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危機。為緩解養老壓力，像日本的秋葉，特地放寬就業年齡限制，騰出崗位，實則為不堪重負的老齡化社會減壓，但此舉充其量只能算是嘗試，并不能真正收到藥到病除之效，畢竟老年人的身體存在更多不確定因素。日本NHK特別節目錄制組曾將鏡頭聚集日本老齡家庭，然后發現“長壽”對有的家庭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雖然不少老人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但因病致貧返貧現象突出。還有一些家庭因為照顧失能老人疲于奔命，最終丟掉工作，導致兩代人破產（《老后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換句話說，經濟問題是擺在養老面前的一座高山，能夠逾越者寥寥無幾。
《陪父母老去》這本書跳出了老人本體，記錄者是與老人長年相伴、邊照料邊觀察的女兒。作者解玉軍以日記體方式，記載了父母從2011年5月30日至2023年7月31日在養老院的日子，這也是兩位老人從古稀奔向耄耋的蹣跚歲月。隨著母親在2023年6月29日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86歲高齡的父親更顯形單影只，一場更大也是更為艱難的考驗擺在父親面前，同樣也擺在他的兩個女兒面前。
解玉軍父親生于1937年，母親生于1938年，父母退休后于1998年搬到作者所在的城市威海。母親2006年罹患房顫，后又染上帕金森癥，前后17年與病魔抗爭，成了母親這段生命旅程中最大的主題，也是父親乃至一家人的主題。從高齡步入重癥，這是許多老人的宿命，也是生命的規律，難以規避，就像是生命給出的一道臨終考題。
對于當下大多數中國家庭而言，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依然是主流，社會化養老的費用普遍較高，一般家庭難以負擔。以解玉軍披露的父母2022年在養老院的開支費用為例：“媽媽每天的費用總計將近400元，爸爸100元，兩個人一個月需要15000元。”幸好她的父母很早就在經濟方面為自己做好了安排，備足了養老的錢，實現了養老的經濟自立。盡管如此，省錢依舊成了他們生活中最大的原則，解母“鑲牙的時候，不肯用貴的，說是又活不了幾天”。
在現實生活中，對更多普通家庭而言，送不送老人去養老院都是一道難題。送去好一點的信得過的養老院，開支不是小數，一般家庭恐難承受；不送的話，對家庭來說，更是一種看不到頭的煎熬，畢竟上有老，下有小。而隨著獨生子女一代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這樣的矛盾只會更加突出。這還不談那些半失能和已全部失能的老人。在社保體系更為健全的城鎮尚且如此，廣大農村地區家庭可能更得面對龐大的養老開支與孝道的雙重煎熬。
養老的道德煎烤
雖然國家大力發展社會養老模式，但對有著幾千年家庭養老傳統的國人而言，仍舊面臨不小的道德挑戰。耶魯大學醫學人類學博士葛玫在云南昆明歷時13個月實地調查采訪之后，寫了《誰住進了養老院：當代中國的“銀發海嘯”與照護難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一書，從老人視角呈現了衰老和照護的日常。葛玫指出，中國“銀發海嘯”正呼嘯而來，而老人、家庭和社會應對還顯倉促，無論是心理接受、技術支持，還是公共保障體系，均有待提升。
葛玫發現，社會養老模式遠未被廣大普通百姓所接受，尤其是老人自己。不愿或者努力減少對子女的養老負擔，這是大多數老人的樸素愿望，但往往不太切合普遍嚴格遵崇孝悌傳統的社會實際。對于子女而言，養老的最大困境在于對抗病魔對上一輩的襲擾。雖然社會保障體系日臻完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往往仍舊不足以完全抵銷老人的治病成本。這也意味面對老人的病痛，不管老人再如何體諒后代，依然不足以真正減少負擔。表面上看，這種負擔更大程度體現在經濟層面，實際上必然轉移到道德層面。治還是不治，與到底花多大代價治，這本身就存在道德悖論，其實也是一種困境。
葛玫在書中還呈現了另一重道德困境。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兒孫滿堂、幾世同堂，曾是許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幸福模樣。如果老人自身排斥社會養老模式，那就意味著子女一旦推崇社會養老模式，將面臨極為嚴峻的道德苛責。國人重視家庭倫理，自認為家庭養老是與生俱來的道義責任，如果將老人送至養老院，至少從形式上看，割斷了老人與“兒孫”之間的地理聯系，所謂“天倫之樂”無異于“紙上談兵”。現實中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多個子女為分擔養老負擔，偶會采取將老人夫婦分開贍養的做法。如此一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負擔，但對共同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夫妻而言，又像是一道精神上的人為創傷。
葛玫指出：“過去家庭養老等同于家人養老，如今家庭養老指老年人待在自己家里養老。”隨著年輕一代自主意識的變化，他們對私人空間或者小家庭生活空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和父母在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通過“距離”制造“美”，與老人分開居住。雖然這是避免婆媳或公媳矛盾的一種有效手段，不過這也意味著養老更像是老人的自我養老，條件好點的家庭興許還可能雇請護工加以照料。
至少在現階段，構建社會養老模式不只是簡單的解決物質難題，還包括道德倫理的重新建構。也只有從道義上贏得社會的普遍認同，社會養老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為越來越多家庭既合乎倫理又合乎現實的常態化選擇。
養老的倫理重構
在黃渤主演的電影《殺生》中有這么一個耐人尋味的橋段。牛結實偷偷爬進眾人看護的志在打破長壽記錄的老人身邊，給老人喂了一口酒。老人美滋滋地嘗了一口，然后帶著滿臉的幸福離開了人世。而牛結實此舉卻令那些一心想以種種辦法為老人續命從而打破長壽村壽命記錄的村民極為不滿。到底是帶著滿臉的幸福先別人世，還是在病痛煎熬中茍活？電影呈現了具有強烈對比性的現實，但這道考題一旦出現在我們身邊，往往會受到新的也是更大的煎烤。
解玉軍在《陪父母老去》開篇中寫道：衰老就像黃昏來臨時的一場考試，一邊是想要答題的迫切心情，一邊是越來越暗淡的光線，越來越看不清的試題。當黑暗全面籠罩，坐在試卷前面的人心里才明白，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是因為，養老是一場關于生活與道德的博弈之戰。一個普遍的事實是，對老人尤其是身染疾病的老人的陪伴，常常是一個漫長而又重復的過程。有時長達數十年，子女們不得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復，時間終將消磨一切，也包括耐心。
這些瑣碎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讀懂，才能在沉淀中頓悟生命的意義。養老，是我們對緣份的終極守候；陪伴，則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那么，怎樣的守候與尊重，才最符合生命的規律？
擁有30年從醫經歷的老年醫學家路易斯·阿倫森在《銀發世代：重新定義老年、反思醫療體系、重構老年生活》中通過分析50個真實病例，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在書中，阿倫森用充滿人文色彩的語言寫出了她從學習醫學、從事老年病照護和研究以來對老年人從生理、病理到心理的醫學觀察，并給出了她對于醫療體系現狀的思考。在阿倫森看來，時下人們對于衰老的認識往往弊多于利，習慣從創造社會價值的功利化角度審視，忽視老年生活的意義。但退休并不是生活的暮年，而應是一段全新的、也應該是極為有趣的生活經歷。
阿倫森并不看好發達國家推行的養老院模式，認為“養老機構是行政單位，本質上來講沒有個人色彩，在結構上側重于成本和效率”。而對于老人來說，生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身體健康和生活保障，還包括“長期穩定、有意義的人際關系”，養老院“剝奪了老人以及其他人進行跨代交流的機會”。重構老年生活是一個需要持續投入的漫長過程，但首先是視角的切換，即拋棄功利化因素，換之以從老人生活、就醫和情感等需求角度出發。也只有這樣，醫療體系才可能以提升老人生活的幸福值，而不是簡單地以壽命為指標。而醫學技術對老人而言，不應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而應更大程度上體現人文關懷，包括臨終關懷，說白了，就是最大程度尊重老人的自身意愿。
可以看出，當前養老的最大困境或是亟待倫理重構。一言以蔽之，只有從倫理層面為傳統孝道松綁，才可能真正解開養老家庭的那些道德枷鎖。
不管我們是否接受、是否已經準備好，老齡化社會正快速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普遍現實，各種衍生問題也必然接踵而來。據報道，截至2021年底，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55億，占總人口18.1%。其中，80歲及以上的高齡人口已超過3000萬，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5000萬。而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即為高齡化社會。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正在向著高齡化社會“闊步邁進”。采取什么樣的養老模式，成為擺在每個家庭面前的一道考題。
記得前些年有一本書《平如美棠》很火。在那本書里，從未有過繪畫經歷的高齡作者饒平如，為妻子毛美棠繪制了300多幅畫作，并輔以樸素的文字和情感真摯的小詩，真切地記錄了妻子生命最后時光的點點滴滴。特別是毛美棠罹患腎病和老年癡呆癥后，饒平如推掉所有工作，“每天5點起床，給她梳頭、洗臉、燒飯、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漱口、接管、接倒腹水、還要打胰島素、做記錄，他不放心別人幫忙”。那本書，既是兩位老人相濡以沫的真情流露，也是彼此照料的真實寫照，算得上是現今中國養老模式中較為常見的一種。
養老的經濟困境
作為“先老”社會的日本，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危機。為緩解養老壓力，像日本的秋葉，特地放寬就業年齡限制，騰出崗位，實則為不堪重負的老齡化社會減壓，但此舉充其量只能算是嘗試，并不能真正收到藥到病除之效，畢竟老年人的身體存在更多不確定因素。日本NHK特別節目錄制組曾將鏡頭聚集日本老齡家庭，然后發現“長壽”對有的家庭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雖然不少老人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但因病致貧返貧現象突出。還有一些家庭因為照顧失能老人疲于奔命，最終丟掉工作，導致兩代人破產（《老后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換句話說，經濟問題是擺在養老面前的一座高山，能夠逾越者寥寥無幾。
《陪父母老去》這本書跳出了老人本體，記錄者是與老人長年相伴、邊照料邊觀察的女兒。作者解玉軍以日記體方式，記載了父母從2011年5月30日至2023年7月31日在養老院的日子，這也是兩位老人從古稀奔向耄耋的蹣跚歲月。隨著母親在2023年6月29日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86歲高齡的父親更顯形單影只，一場更大也是更為艱難的考驗擺在父親面前，同樣也擺在他的兩個女兒面前。
解玉軍父親生于1937年，母親生于1938年，父母退休后于1998年搬到作者所在的城市威海。母親2006年罹患房顫，后又染上帕金森癥，前后17年與病魔抗爭，成了母親這段生命旅程中最大的主題，也是父親乃至一家人的主題。從高齡步入重癥，這是許多老人的宿命，也是生命的規律，難以規避，就像是生命給出的一道臨終考題。
對于當下大多數中國家庭而言，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依然是主流，社會化養老的費用普遍較高，一般家庭難以負擔。以解玉軍披露的父母2022年在養老院的開支費用為例：“媽媽每天的費用總計將近400元，爸爸100元，兩個人一個月需要15000元。”幸好她的父母很早就在經濟方面為自己做好了安排，備足了養老的錢，實現了養老的經濟自立。盡管如此，省錢依舊成了他們生活中最大的原則，解母“鑲牙的時候，不肯用貴的，說是又活不了幾天”。
在現實生活中，對更多普通家庭而言，送不送老人去養老院都是一道難題。送去好一點的信得過的養老院，開支不是小數，一般家庭恐難承受；不送的話，對家庭來說，更是一種看不到頭的煎熬，畢竟上有老，下有小。而隨著獨生子女一代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這樣的矛盾只會更加突出。這還不談那些半失能和已全部失能的老人。在社保體系更為健全的城鎮尚且如此，廣大農村地區家庭可能更得面對龐大的養老開支與孝道的雙重煎熬。
養老的道德煎烤
雖然國家大力發展社會養老模式，但對有著幾千年家庭養老傳統的國人而言，仍舊面臨不小的道德挑戰。耶魯大學醫學人類學博士葛玫在云南昆明歷時13個月實地調查采訪之后，寫了《誰住進了養老院：當代中國的“銀發海嘯”與照護難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一書，從老人視角呈現了衰老和照護的日常。葛玫指出，中國“銀發海嘯”正呼嘯而來，而老人、家庭和社會應對還顯倉促，無論是心理接受、技術支持，還是公共保障體系，均有待提升。
葛玫發現，社會養老模式遠未被廣大普通百姓所接受，尤其是老人自己。不愿或者努力減少對子女的養老負擔，這是大多數老人的樸素愿望，但往往不太切合普遍嚴格遵崇孝悌傳統的社會實際。對于子女而言，養老的最大困境在于對抗病魔對上一輩的襲擾。雖然社會保障體系日臻完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往往仍舊不足以完全抵銷老人的治病成本。這也意味面對老人的病痛，不管老人再如何體諒后代，依然不足以真正減少負擔。表面上看，這種負擔更大程度體現在經濟層面，實際上必然轉移到道德層面。治還是不治，與到底花多大代價治，這本身就存在道德悖論，其實也是一種困境。
葛玫在書中還呈現了另一重道德困境。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兒孫滿堂、幾世同堂，曾是許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幸福模樣。如果老人自身排斥社會養老模式，那就意味著子女一旦推崇社會養老模式，將面臨極為嚴峻的道德苛責。國人重視家庭倫理，自認為家庭養老是與生俱來的道義責任，如果將老人送至養老院，至少從形式上看，割斷了老人與“兒孫”之間的地理聯系，所謂“天倫之樂”無異于“紙上談兵”。現實中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多個子女為分擔養老負擔，偶會采取將老人夫婦分開贍養的做法。如此一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負擔，但對共同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夫妻而言，又像是一道精神上的人為創傷。
葛玫指出：“過去家庭養老等同于家人養老，如今家庭養老指老年人待在自己家里養老。”隨著年輕一代自主意識的變化，他們對私人空間或者小家庭生活空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和父母在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通過“距離”制造“美”，與老人分開居住。雖然這是避免婆媳或公媳矛盾的一種有效手段，不過這也意味著養老更像是老人的自我養老，條件好點的家庭興許還可能雇請護工加以照料。
至少在現階段，構建社會養老模式不只是簡單的解決物質難題，還包括道德倫理的重新建構。也只有從道義上贏得社會的普遍認同，社會養老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為越來越多家庭既合乎倫理又合乎現實的常態化選擇。
養老的倫理重構
在黃渤主演的電影《殺生》中有這么一個耐人尋味的橋段。牛結實偷偷爬進眾人看護的志在打破長壽記錄的老人身邊，給老人喂了一口酒。老人美滋滋地嘗了一口，然后帶著滿臉的幸福離開了人世。而牛結實此舉卻令那些一心想以種種辦法為老人續命從而打破長壽村壽命記錄的村民極為不滿。到底是帶著滿臉的幸福先別人世，還是在病痛煎熬中茍活？電影呈現了具有強烈對比性的現實，但這道考題一旦出現在我們身邊，往往會受到新的也是更大的煎烤。
解玉軍在《陪父母老去》開篇中寫道：衰老就像黃昏來臨時的一場考試，一邊是想要答題的迫切心情，一邊是越來越暗淡的光線，越來越看不清的試題。當黑暗全面籠罩，坐在試卷前面的人心里才明白，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是因為，養老是一場關于生活與道德的博弈之戰。一個普遍的事實是，對老人尤其是身染疾病的老人的陪伴，常常是一個漫長而又重復的過程。有時長達數十年，子女們不得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復，時間終將消磨一切，也包括耐心。
這些瑣碎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讀懂，才能在沉淀中頓悟生命的意義。養老，是我們對緣份的終極守候；陪伴，則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那么，怎樣的守候與尊重，才最符合生命的規律？
擁有30年從醫經歷的老年醫學家路易斯·阿倫森在《銀發世代：重新定義老年、反思醫療體系、重構老年生活》中通過分析50個真實病例，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在書中，阿倫森用充滿人文色彩的語言寫出了她從學習醫學、從事老年病照護和研究以來對老年人從生理、病理到心理的醫學觀察，并給出了她對于醫療體系現狀的思考。在阿倫森看來，時下人們對于衰老的認識往往弊多于利，習慣從創造社會價值的功利化角度審視，忽視老年生活的意義。但退休并不是生活的暮年，而應是一段全新的、也應該是極為有趣的生活經歷。
阿倫森并不看好發達國家推行的養老院模式，認為“養老機構是行政單位，本質上來講沒有個人色彩，在結構上側重于成本和效率”。而對于老人來說，生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身體健康和生活保障，還包括“長期穩定、有意義的人際關系”，養老院“剝奪了老人以及其他人進行跨代交流的機會”。重構老年生活是一個需要持續投入的漫長過程，但首先是視角的切換，即拋棄功利化因素，換之以從老人生活、就醫和情感等需求角度出發。也只有這樣，醫療體系才可能以提升老人生活的幸福值，而不是簡單地以壽命為指標。而醫學技術對老人而言，不應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而應更大程度上體現人文關懷，包括臨終關懷，說白了，就是最大程度尊重老人的自身意愿。
可以看出，當前養老的最大困境或是亟待倫理重構。一言以蔽之，只有從倫理層面為傳統孝道松綁，才可能真正解開養老家庭的那些道德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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