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南一北兩條關于書市的消息引人注目：上月結束的上海書展，7天時間吸引了近30萬人次，銷售總碼洋達4814.83萬元；北京地壇書市僅在中秋假期就接待客流近23萬人次，提供蓋章打卡服務的店鋪前更是排了長龍。有因為書市第一次前往地壇的書友大驚，這里根本不像史鐵生筆下的描寫——“園子荒蕪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而是找到了“菜場挑菜”的感覺。
今年是地壇書市重啟的第二年，開幕當天是個工作日，我本想著錯峰前往體驗，卻還是低估了現場的人氣。除了拉著購物車、戴著遮陽帽，明顯有備而來的中老年讀者，現場還多了不少年輕面孔，他們也許是時間支配自由的大學生，也可能是利用中午休息時間的附近上班族。在社交網絡平臺上，“快沖”“經驗帖”等關鍵詞營造著熱烈氛圍，吸引“種草”的網友前往一探究竟。
除了組織出版機構和書店設攤，本屆地壇書市還加入了以國潮動漫IP為切入點的“二次元”專區，專區內的漫畫書、合影展牌、文創周邊、手辦潮玩，被網友評價“二次元濃度”比去年高。此外，還有外地文旅部門精心設計圖文并茂的展板，結合對景點、小吃、文創的推廣宣傳，打出了“跟著閱讀去旅行”的響亮口號。
我注意到，一位書友逛了書市以后“靈魂發問”：人與書的關系是什么？書市如何找到持續的生命力？這些問題的答案，藏在廣大讀者的選擇里，更藏在書市這一文化業態的核心價值理念中。
相比線上購書，即便有商家的大讓利，在書市買書未必更實惠，何況還要算上往返交通、餐飲等額外消費。對于不少讀者來說，逛書市滿足的更可能是某種“情緒價值”，是旨在表達對實體書和線下圖書購買體驗的珍視。對此，人們既無需羞于啟齒，也不必妄自菲薄。正是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紙質書原教旨主義者”，讓出版業更加從容地應對轉型，讓文化以體面的姿態與時代共存。
書市這樣特殊的載體，在制造一時繁榮的同時，也蘊藏著更加深邃的命題：如何實現人與書的對話、人與文化的交融，如何實現城市文脈的滋養與傳續。
我上大學時，每逢周末，學校就會允許經營者到學生活動中心前面的空地擺攤賣書，最盛時多達二三十個攤位。只要眼睛夠尖，時常能“淘”到意外之喜——可能有比學生年齡“老”上好幾輪的經典名著，有絕版已久的小眾學術著作，也會有英文原版《國家地理雜志》《紐約客》等。當然，也少不了主打實用的考試真題集、單詞本等。買定離手以后，書攤老板夸上一句“有眼光”，這樣的默契互動更是讓人沾沾自喜。
北京的書市傳統，融入了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魯迅在北洋政府當公務員時，就時常到琉璃廠、報國寺“淘寶”。當時的書市雖然沒現在洋氣，但已經有了文化綜合業態的樣子，除了賣書，還有古玩、字畫、碑帖、民間藝術等各類經營活動。魯迅逛書市也算不得不務正業，作為教育部僉事的周樹人，其一大職責就是“調查及搜集古物”。后來，魯迅搬到廣州生活時，還一度創業開辦了一家書店，很難說沒有受到北方書業的啟發。
如果說在信息閉塞、出版業滯后的年代，書市的作用是匯聚社會上的各類文化資源，滿足人們一站式文化消費的需求，如今，書市的功能有了更廣闊的拓展空間。作為城市的品牌符號，維系書市的傳統價值無疑是必需的。與此同時，只有以書為媒，打通受眾與文化的連接，書市才有可能煥發更長久的生命力。
比如，強化書市的社交屬性。今年地壇書市，主打古舊書銷售的中國書店舉辦了古籍修復體驗活動，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有大學生結伴騎車而來，以“City read”的形式邊走邊讀，在品嘗文化“大餐”的同時，也收獲了獨屬于“書市搭子”的友誼。“愛書的人自會相遇”，有理由相信，總有讀著史鐵生長大的年輕人，在同一個園子里留下“我與地壇”的青春篇章。
與魯迅時代的常設書市不同，如今多數書市都是臨設性書市。幾天時間，在節日效應帶動下，固然能產生不少人氣，但經營者為籌備書市攤位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小覷，“大賺一場”恐怕是局外人的錯覺。一些市場化的圖書市集嘗試收取入場費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買書”先要買門票的理念。深化書市的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政府部門理應有積極作為。比如，如今的地壇書市非但不收取額外入場費，還在舉辦期間免去公園原有的門票，無疑是人氣爆滿的重要支撐。
讓書市這一文化品牌的根扎得更深、葉長得更茂，而不僅是短暫的盛放，城市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不妨嘗試借鑒西班牙馬德里的“莫亞諾斜坡”，利用公園、廣場等交通便利的公共空間，為有意長期設攤的經營者提供廉價場地，打造“永不落幕的書市”。由此，書市將不僅是市民文化消費的場所，更將成為城市常駐的文化景觀，不僅為推廣全民閱讀，也為文旅融合向縱深發展提供助力。
最近，一南一北兩條關于書市的消息引人注目：上月結束的上海書展，7天時間吸引了近30萬人次，銷售總碼洋達4814.83萬元；北京地壇書市僅在中秋假期就接待客流近23萬人次，提供蓋章打卡服務的店鋪前更是排了長龍。有因為書市第一次前往地壇的書友大驚，這里根本不像史鐵生筆下的描寫——“園子荒蕪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而是找到了“菜場挑菜”的感覺。
今年是地壇書市重啟的第二年，開幕當天是個工作日，我本想著錯峰前往體驗，卻還是低估了現場的人氣。除了拉著購物車、戴著遮陽帽，明顯有備而來的中老年讀者，現場還多了不少年輕面孔，他們也許是時間支配自由的大學生，也可能是利用中午休息時間的附近上班族。在社交網絡平臺上，“快沖”“經驗帖”等關鍵詞營造著熱烈氛圍，吸引“種草”的網友前往一探究竟。
除了組織出版機構和書店設攤，本屆地壇書市還加入了以國潮動漫IP為切入點的“二次元”專區，專區內的漫畫書、合影展牌、文創周邊、手辦潮玩，被網友評價“二次元濃度”比去年高。此外，還有外地文旅部門精心設計圖文并茂的展板，結合對景點、小吃、文創的推廣宣傳，打出了“跟著閱讀去旅行”的響亮口號。
我注意到，一位書友逛了書市以后“靈魂發問”：人與書的關系是什么？書市如何找到持續的生命力？這些問題的答案，藏在廣大讀者的選擇里，更藏在書市這一文化業態的核心價值理念中。
相比線上購書，即便有商家的大讓利，在書市買書未必更實惠，何況還要算上往返交通、餐飲等額外消費。對于不少讀者來說，逛書市滿足的更可能是某種“情緒價值”，是旨在表達對實體書和線下圖書購買體驗的珍視。對此，人們既無需羞于啟齒，也不必妄自菲薄。正是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紙質書原教旨主義者”，讓出版業更加從容地應對轉型，讓文化以體面的姿態與時代共存。
書市這樣特殊的載體，在制造一時繁榮的同時，也蘊藏著更加深邃的命題：如何實現人與書的對話、人與文化的交融，如何實現城市文脈的滋養與傳續。
我上大學時，每逢周末，學校就會允許經營者到學生活動中心前面的空地擺攤賣書，最盛時多達二三十個攤位。只要眼睛夠尖，時常能“淘”到意外之喜——可能有比學生年齡“老”上好幾輪的經典名著，有絕版已久的小眾學術著作，也會有英文原版《國家地理雜志》《紐約客》等。當然，也少不了主打實用的考試真題集、單詞本等。買定離手以后，書攤老板夸上一句“有眼光”，這樣的默契互動更是讓人沾沾自喜。
北京的書市傳統，融入了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魯迅在北洋政府當公務員時，就時常到琉璃廠、報國寺“淘寶”。當時的書市雖然沒現在洋氣，但已經有了文化綜合業態的樣子，除了賣書，還有古玩、字畫、碑帖、民間藝術等各類經營活動。魯迅逛書市也算不得不務正業，作為教育部僉事的周樹人，其一大職責就是“調查及搜集古物”。后來，魯迅搬到廣州生活時，還一度創業開辦了一家書店，很難說沒有受到北方書業的啟發。
如果說在信息閉塞、出版業滯后的年代，書市的作用是匯聚社會上的各類文化資源，滿足人們一站式文化消費的需求，如今，書市的功能有了更廣闊的拓展空間。作為城市的品牌符號，維系書市的傳統價值無疑是必需的。與此同時，只有以書為媒，打通受眾與文化的連接，書市才有可能煥發更長久的生命力。
比如，強化書市的社交屬性。今年地壇書市，主打古舊書銷售的中國書店舉辦了古籍修復體驗活動，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有大學生結伴騎車而來，以“City read”的形式邊走邊讀，在品嘗文化“大餐”的同時，也收獲了獨屬于“書市搭子”的友誼。“愛書的人自會相遇”，有理由相信，總有讀著史鐵生長大的年輕人，在同一個園子里留下“我與地壇”的青春篇章。
與魯迅時代的常設書市不同，如今多數書市都是臨設性書市。幾天時間，在節日效應帶動下，固然能產生不少人氣，但經營者為籌備書市攤位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小覷，“大賺一場”恐怕是局外人的錯覺。一些市場化的圖書市集嘗試收取入場費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買書”先要買門票的理念。深化書市的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政府部門理應有積極作為。比如，如今的地壇書市非但不收取額外入場費，還在舉辦期間免去公園原有的門票，無疑是人氣爆滿的重要支撐。
讓書市這一文化品牌的根扎得更深、葉長得更茂，而不僅是短暫的盛放，城市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不妨嘗試借鑒西班牙馬德里的“莫亞諾斜坡”，利用公園、廣場等交通便利的公共空間，為有意長期設攤的經營者提供廉價場地，打造“永不落幕的書市”。由此，書市將不僅是市民文化消費的場所，更將成為城市常駐的文化景觀，不僅為推廣全民閱讀，也為文旅融合向縱深發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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