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蓑煙雨任平生——蘇東坡生平游記》兩年之后，張君民又推出新著《遇見陶淵明——陶淵明心靈游記》，時代從風云變幻的大宋王朝跳躍至刀光劍影的魏晉之際，風格由酣暢淋漓轉為清遠淳古，頗得蘇公“隨物賦形”之妙。
何以有此變化？按照作者自云：東坡先生已是真性勃發、“千古風流人物”，何以尚拜淵明為不可企及的文章高峰、節操典范？——所謂“淵明吾所師”“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帶著這種疑問，作者將目光再度前移六百多年，聚焦在這位渾身靜穆而又面目飄渺的“田園詩人”身上。其主線便是追溯剖析傳主之人格節操之形成，“遇見”陶淵明的時代、家世、文化浸染、生平實歷、詩文作品，以期還原真貌、洞悉心靈。
時代、人格與文格的交融互織
《遇見陶淵明》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時代勾勒清晰明快，簡明扼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動蕩黑暗的時代，要能捋清其間的政治紛爭、權力更迭、歷史消長，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而作者卻能游刃有余、娓娓道來，不見局促窘迫之感。陶淵明處于晉宋之際，而著者卻從東漢和帝切入，長轡遠馭，追根溯源。
第一章“時代”的總題為“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雖借用陶氏《停云》詩句，亦可見識見。這一章下，“叢林法則”“魏晉風度”“無奈的反彈”這三節標題繼而揭示了時代真相：“知識與仕宦的世襲，是形成士族門閥的主要原因”，“累世相傳歷數百年而不墜的經學之家就成了所謂的‘門第’”；“苦難孕育輝煌的藝術”，“醞釀出另外一種生命力量”。這種歷史的敘述其實貫穿始終，不僅僅限于開篇，使得人物的活動始終有背景可查，“隨叫隨到”，顯示出著者對歷史的熟稔。
其次，陶淵明的詩文成為研究的重心。不僅對其家族的梳理從《命子》一詩開始，而且陶淵明本人的生平經歷、所思所感亦大都通過詩文為證，所以該書從框架上可稱人物傳記，但卻以詩文作品為核心分析內容。這不僅僅由于傳主的生平經歷比較簡單（陶淵明一生游宦雖前后十幾年，但時仕時隱，斷斷續續，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鄉村度過，琴書自娛、躬耕勞作，缺乏如蘇東坡般驚濤駭浪的宦途生涯），而且誠如宋立民先生在評前作《一蓑煙雨任平生——蘇東坡生平游記》時所說：“就‘紀實性’與‘即時性’而言，詩詞在傳記中的‘史料價值’，是不下于書信與日記的，而且其間的情感更為豐富而直接。”故而本書稱“心靈游記”，是突破了一般傳記著作的寫法的，使讀者直面傳主的情感心理，由此輻射開去，與詩文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共同構織成一個廣闊的精神世界，由點及面。
如在“先賢”一章中，即讓讀者逐一了解陶淵明筆下贊美和崇尚的古圣先賢，由此去挖掘陶淵明的精神來源。而在“歸隱”一章之“南村素心人”一節，則從陶淵明“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詩句尋索開去，將顏延之、慧遠法師、周續之、王弘、殷景仁、張野、羊松齡、龐遵等交游對象納入敘述行列，既展示了傳主的平生事跡，更擴充了歷史與文化的空間。
當然，更重要的是全書對陶淵明精神世界的合理而優美的發掘論述。從“那可是當時開得最卑微、最樸素的一朵文藝小花”，到“他的文學世界成為其后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歸宿”，其人格質素何以形成？作者認為，陶淵明一方面“有著曾祖父陶侃出身寒微所具有的質樸和勤奮”，另一方面“也有著外祖父孟嘉士族階層所具有的高貴與鎮靜”，陶淵明追溯與尋找著的是一種榮耀、一種高貴，甚至是一種不屈、一種規律和選擇。家世背景成為陶淵明性格人品的重要基因。
放眼陶淵明短暫而又漫長的五十六年人生，作者指出那是“一條人格與文格交融互織的人生脈絡”，是“一條以儒家的仁厚、孤介為主線，伴以道法自然的率真與知足，形成他獨有的窮困潦倒卻又自足尊嚴的奇妙人生之路”。從質性自然、委懷琴書的少年時代，到“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的生命轉折，再至徹底歸隱田園、以至晚年，勾畫了柴桑古村落里美麗靜謐的生長環境、“弱年逢家乏”的物質條件、儒學根柢的奠定、四仕四隱的原委，再現了陶潛不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個性，同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的雄豪健壯亦是其本色。尤其“唯《閑情》一賦”這一節，更是將少年（一說喪偶之后）淵明的細膩浪漫表現得奇妙華美，“秀出天外”。終身不廢人事的靖節先生的深情于此可見。至于“逃祿的根源”，則以《感士不遇賦》為審視對象，指出“稱情適性”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陶淵明一生所堅持的法則。
從桃花源到歸去來
著者善于裁剪材料、巧妙布局。如“閑飲東窗”一節，將詩人關乎飲酒的詩句典故一并敘述，并統計其一百二十六首詩篇中與飲酒有關的文字，共九十多處?？梢哉f，陶淵明“把酒大量地寫入詩中，幾乎篇篇詩中有酒，可謂有史以來第一人”。而在他《飲酒》組詩二十首中，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批判的詩篇幾乎約占半數，說明陶淵明并不是人們通常想象的脫離塵世、超然物外、忘情現實。
尤其對陶淵明晚年的歸結，以“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為題，首先描述的是著名的《桃花源記》：“就像一個迷路在沙漠之中干渴得要死的人，前望茫茫沙海，幻化出煙波浩渺的水面，饑餓與病痛也讓陶淵明的眼前幻化出海市蜃樓，朦朧之中，他化作一位漁夫，劃著一只小船，順著一條桃林夾岸、落英繽紛的溪流，走進了一個夢幻的世外桃源。”這樣的合理想象，對于體察詩人的心境、揭示精神的隱秘頗有助益。而檀道濟的接濟粱肉與淵明的“麾而去之”，更將病入膏肓的詩人的節操升華為具象。
全書最后三節“死如之何”“最后的牽念”“歸去來兮”，可看做淵明臨死前的三部曲，顯示出他對死亡的達觀、慨嘆，對兒女們的骨肉深情。最后作者以一首《擬古九首（其五）》作結：“這位東方之士，神也？人也？陶淵明本人也。”他“清晨出廬，沿著一條青松相伴的山路，攀緣而上，直入山巔。山上白云繚繞，亭臺樓閣，‘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這里沒有寒冷，沒有饑餓”，“那把斷了弦的琴也在那里，只是琴弦早已修復。手把琴來，先彈奏幽怨的《別鶴操》，再彈高潔的《雙鳳離鸞》，激越又悠揚的琴聲穿越天際，引來了成群的青鸞”。余音裊裊，回味不盡！
就是這樣，作者以陶淵明大量的詩文本身作傳記的資料，輔以相關史料，解釋引申，翻譯評論，以期獲得對傳主的全面認識。全書資料詳實，取舍精當，不僅使人了解陶淵明本人的事跡，同時歷史上的相關高人逸士、道德賢良亦在在多有。
著者雖云全書完全根據梁啟超《陶淵明年譜》紀年紀事，但其間的發揮想象又是傳記作者必備的素養。優美的語言與歷史的熟稔應是優秀傳記的重要條件。
“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
通過該書的“四觀”，所謂以時觀人、以人觀人、以文觀人、以境觀人，我們的確可以對陶淵明有一個較為立體地了解，而不是簡單的“田園詩人”的名號及渾身靜穆、似乎缺乏情感交游的固有印象。“以‘六經’為主的儒家經典成了主導他一生的核心思想”，除了家族傳承的基因，陶淵明人格節操的形成，“更重要的是飽讀詩書的文化浸潤”。
對于陶淵明的思想傾向，歷來眾說紛紜，聚訟不休，其實儒道兩家在陶淵明身上得到很好的統一。早在1923年，開創近現代陶淵明研究的梁啟超撰文《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提出陶淵明雖生長在玄學、佛學氛圍中，其“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卻都在儒學”,“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梁啟超稱贊陶淵明是“真人”，其文藝是“真文藝”，并認為陶淵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兩句話，真可為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他將“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作為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
這對于我們今天的人都有很好的啟發，安貧樂道與隨運任化本身就是無法截然劃開的，沒有對自然之“道”的領悟，是無法“安貧”的，也無法獲得天人合一般的快樂，也不會搬柴運水、不避風日。儒家之道亦講求順應人情之“自然”，反對隔絕人世、絕情去欲。郭象講“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便是對儒道兩家的調和。在這個意義上，這本陶淵明“心靈游記”，對于我們今天思考生活的合理方式、生命的存在狀態、真正的人的價值體現，都有適得其時的作用。
在《一蓑煙雨任平生——蘇東坡生平游記》兩年之后，張君民又推出新著《遇見陶淵明——陶淵明心靈游記》，時代從風云變幻的大宋王朝跳躍至刀光劍影的魏晉之際，風格由酣暢淋漓轉為清遠淳古，頗得蘇公“隨物賦形”之妙。
何以有此變化？按照作者自云：東坡先生已是真性勃發、“千古風流人物”，何以尚拜淵明為不可企及的文章高峰、節操典范？——所謂“淵明吾所師”“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帶著這種疑問，作者將目光再度前移六百多年，聚焦在這位渾身靜穆而又面目飄渺的“田園詩人”身上。其主線便是追溯剖析傳主之人格節操之形成，“遇見”陶淵明的時代、家世、文化浸染、生平實歷、詩文作品，以期還原真貌、洞悉心靈。
時代、人格與文格的交融互織
《遇見陶淵明》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時代勾勒清晰明快，簡明扼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動蕩黑暗的時代，要能捋清其間的政治紛爭、權力更迭、歷史消長，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而作者卻能游刃有余、娓娓道來，不見局促窘迫之感。陶淵明處于晉宋之際，而著者卻從東漢和帝切入，長轡遠馭，追根溯源。
第一章“時代”的總題為“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雖借用陶氏《停云》詩句，亦可見識見。這一章下，“叢林法則”“魏晉風度”“無奈的反彈”這三節標題繼而揭示了時代真相：“知識與仕宦的世襲，是形成士族門閥的主要原因”，“累世相傳歷數百年而不墜的經學之家就成了所謂的‘門第’”；“苦難孕育輝煌的藝術”，“醞釀出另外一種生命力量”。這種歷史的敘述其實貫穿始終，不僅僅限于開篇，使得人物的活動始終有背景可查，“隨叫隨到”，顯示出著者對歷史的熟稔。
其次，陶淵明的詩文成為研究的重心。不僅對其家族的梳理從《命子》一詩開始，而且陶淵明本人的生平經歷、所思所感亦大都通過詩文為證，所以該書從框架上可稱人物傳記，但卻以詩文作品為核心分析內容。這不僅僅由于傳主的生平經歷比較簡單（陶淵明一生游宦雖前后十幾年，但時仕時隱，斷斷續續，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鄉村度過，琴書自娛、躬耕勞作，缺乏如蘇東坡般驚濤駭浪的宦途生涯），而且誠如宋立民先生在評前作《一蓑煙雨任平生——蘇東坡生平游記》時所說：“就‘紀實性’與‘即時性’而言，詩詞在傳記中的‘史料價值’，是不下于書信與日記的，而且其間的情感更為豐富而直接。”故而本書稱“心靈游記”，是突破了一般傳記著作的寫法的，使讀者直面傳主的情感心理，由此輻射開去，與詩文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共同構織成一個廣闊的精神世界，由點及面。
如在“先賢”一章中，即讓讀者逐一了解陶淵明筆下贊美和崇尚的古圣先賢，由此去挖掘陶淵明的精神來源。而在“歸隱”一章之“南村素心人”一節，則從陶淵明“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詩句尋索開去，將顏延之、慧遠法師、周續之、王弘、殷景仁、張野、羊松齡、龐遵等交游對象納入敘述行列，既展示了傳主的平生事跡，更擴充了歷史與文化的空間。
當然，更重要的是全書對陶淵明精神世界的合理而優美的發掘論述。從“那可是當時開得最卑微、最樸素的一朵文藝小花”，到“他的文學世界成為其后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歸宿”，其人格質素何以形成？作者認為，陶淵明一方面“有著曾祖父陶侃出身寒微所具有的質樸和勤奮”，另一方面“也有著外祖父孟嘉士族階層所具有的高貴與鎮靜”，陶淵明追溯與尋找著的是一種榮耀、一種高貴，甚至是一種不屈、一種規律和選擇。家世背景成為陶淵明性格人品的重要基因。
放眼陶淵明短暫而又漫長的五十六年人生，作者指出那是“一條人格與文格交融互織的人生脈絡”，是“一條以儒家的仁厚、孤介為主線，伴以道法自然的率真與知足，形成他獨有的窮困潦倒卻又自足尊嚴的奇妙人生之路”。從質性自然、委懷琴書的少年時代，到“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的生命轉折，再至徹底歸隱田園、以至晚年，勾畫了柴桑古村落里美麗靜謐的生長環境、“弱年逢家乏”的物質條件、儒學根柢的奠定、四仕四隱的原委，再現了陶潛不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個性，同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的雄豪健壯亦是其本色。尤其“唯《閑情》一賦”這一節，更是將少年（一說喪偶之后）淵明的細膩浪漫表現得奇妙華美，“秀出天外”。終身不廢人事的靖節先生的深情于此可見。至于“逃祿的根源”，則以《感士不遇賦》為審視對象，指出“稱情適性”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陶淵明一生所堅持的法則。
從桃花源到歸去來
著者善于裁剪材料、巧妙布局。如“閑飲東窗”一節，將詩人關乎飲酒的詩句典故一并敘述，并統計其一百二十六首詩篇中與飲酒有關的文字，共九十多處。可以說，陶淵明“把酒大量地寫入詩中，幾乎篇篇詩中有酒，可謂有史以來第一人”。而在他《飲酒》組詩二十首中，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批判的詩篇幾乎約占半數，說明陶淵明并不是人們通常想象的脫離塵世、超然物外、忘情現實。
尤其對陶淵明晚年的歸結，以“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為題，首先描述的是著名的《桃花源記》：“就像一個迷路在沙漠之中干渴得要死的人，前望茫茫沙海，幻化出煙波浩渺的水面，饑餓與病痛也讓陶淵明的眼前幻化出海市蜃樓，朦朧之中，他化作一位漁夫，劃著一只小船，順著一條桃林夾岸、落英繽紛的溪流，走進了一個夢幻的世外桃源。”這樣的合理想象，對于體察詩人的心境、揭示精神的隱秘頗有助益。而檀道濟的接濟粱肉與淵明的“麾而去之”，更將病入膏肓的詩人的節操升華為具象。
全書最后三節“死如之何”“最后的牽念”“歸去來兮”，可看做淵明臨死前的三部曲，顯示出他對死亡的達觀、慨嘆，對兒女們的骨肉深情。最后作者以一首《擬古九首（其五）》作結：“這位東方之士，神也？人也？陶淵明本人也。”他“清晨出廬，沿著一條青松相伴的山路，攀緣而上，直入山巔。山上白云繚繞，亭臺樓閣，‘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這里沒有寒冷，沒有饑餓”，“那把斷了弦的琴也在那里，只是琴弦早已修復。手把琴來，先彈奏幽怨的《別鶴操》，再彈高潔的《雙鳳離鸞》，激越又悠揚的琴聲穿越天際，引來了成群的青鸞”。余音裊裊，回味不盡！
就是這樣，作者以陶淵明大量的詩文本身作傳記的資料，輔以相關史料，解釋引申，翻譯評論，以期獲得對傳主的全面認識。全書資料詳實，取舍精當，不僅使人了解陶淵明本人的事跡，同時歷史上的相關高人逸士、道德賢良亦在在多有。
著者雖云全書完全根據梁啟超《陶淵明年譜》紀年紀事，但其間的發揮想象又是傳記作者必備的素養。優美的語言與歷史的熟稔應是優秀傳記的重要條件。
“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
通過該書的“四觀”，所謂以時觀人、以人觀人、以文觀人、以境觀人，我們的確可以對陶淵明有一個較為立體地了解，而不是簡單的“田園詩人”的名號及渾身靜穆、似乎缺乏情感交游的固有印象。“以‘六經’為主的儒家經典成了主導他一生的核心思想”，除了家族傳承的基因，陶淵明人格節操的形成，“更重要的是飽讀詩書的文化浸潤”。
對于陶淵明的思想傾向，歷來眾說紛紜，聚訟不休，其實儒道兩家在陶淵明身上得到很好的統一。早在1923年，開創近現代陶淵明研究的梁啟超撰文《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提出陶淵明雖生長在玄學、佛學氛圍中，其“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卻都在儒學”,“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梁啟超稱贊陶淵明是“真人”，其文藝是“真文藝”，并認為陶淵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兩句話，真可為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他將“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作為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
這對于我們今天的人都有很好的啟發，安貧樂道與隨運任化本身就是無法截然劃開的，沒有對自然之“道”的領悟，是無法“安貧”的，也無法獲得天人合一般的快樂，也不會搬柴運水、不避風日。儒家之道亦講求順應人情之“自然”，反對隔絕人世、絕情去欲。郭象講“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便是對儒道兩家的調和。在這個意義上，這本陶淵明“心靈游記”，對于我們今天思考生活的合理方式、生命的存在狀態、真正的人的價值體現，都有適得其時的作用。
本文鏈接：素心真人：探尋陶淵明的心靈世界http://m.sq15.cn/show-6-109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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