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連接點”，是關系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更好為當下社會發展服務的核心問題，傳統節日也是如此。
要找到傳統節日與現代生活的“連接點”，需要對以下情況有清晰的認識：中國傳統節日有哪些特點，傳承現狀如何？傳統節日為什么會遇到傳承困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當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節日有何期許，他們希望過怎樣的節日？
中國傳統節日大都肇始于先秦，形成于秦漢，是農耕文化和宗法家族文化的典型反映，有的是慶祝農業生產的豐收、感恩自然和神靈的護佑，如春節；有的是對祖先、先人的懷念和紀念，如清明、冬至；有的是祈求身體健康、生活平安，如端午節、重陽節。由此也形成了中國傳統節日的特點：一是內容務實，所有的節日活動都是為了祈求生產的豐收、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滿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二是形式內斂，以家庭、家族為單位進行，大型群體性活動相對較少；三是氛圍嚴肅，敬祖、敬神、致敬自然的信仰活動較多，純娛樂性活動較少。
傳統節日在中華大地上生成發展，大多已傳承了二千多年，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和中華文化精神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傳統節日雖然仍在傳承，但節日儀式不斷簡化，人們的節日感、過節熱情減弱，總體影響力和社會作用趨于下降。
毋庸置疑，傳統節日在今天遇到了重大的挑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迅猛，產生于農耕文明時期的傳統節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諸多方面已經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生活。同時由于社會的發展，生活方式發生改變，需求發生變化，娛樂方式多樣化……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導致了傳統節日在百姓生活中的存在感有所降低。
傳統節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寓含著中華民族民眾幾千年來的生活經驗和生存智慧。如何找到傳統節日與當下民眾生活的“連接點”，使其繼續發揮作用，成為了當務之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析當下民眾對于節日生活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舉措，對傳統節日進行創造性轉化，以契合當下的生活。
一是加大節日的開放性。傳統節日大多以家庭、家族為單位進行，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家庭逐漸減少，以父母和一二個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成為主體，原來的形式已經難以適應，節日需要走出家庭走向社區，從“內斂”走向“開放”。
比如這些年來元宵燈會、春節社火、端午龍舟競渡、重陽登高的復興和盛行，就說明大型的社區性節日活動更受歡迎。年夜飯，原本絕對是一家一戶關起門來的團聚活動，但現在到賓館、飯店吃年夜飯，在城市里已成為一種時尚，除了可以免除準備年夜飯的勞累之外，更多的是因為大家一起吃年夜飯更加具有節日的氣氛。“熱鬧”“好玩”成為了年輕人對節日的期望，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做些“轉化”，挖掘傳統節日中可以開放的儀式或元素，提升人們對傳統節日的熱度和期盼。
二是增強節日的娛樂性。傳統節日的主題是感恩和祈福，祈求農業生產豐收、家族興旺，所以儀式以祭祀、娛神為主，總體較為嚴肅。在古代社會這些固然重要，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這些在今天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當下人們面臨的問題是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希望過節是精神放松的時間，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更加注重節日的娛樂性，應該盡量淡化節日的娛神成分轉向娛人的功能。
這些年廣東潮汕地區英歌舞的聞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歌舞原本是春節期間祭祖活動中的重要一環，主要是表演給祖先看的，在廣東及港澳臺地區流行，現在的英歌舞雖然仍在宗祠中舉行，但已不局限于宗族內部，而是向社區所有人開放，其古裝的裝扮、鏗鏘的鼓點、激昂的節奏、威武的動作，讓人振奮，吸引了廣大的年輕人。北方地區的社火，也越來越朝娛樂化方向發展，許多地區的民眾都要看完社火、過完元宵節才離家外出工作。
三是給參與者留足位置。傳統節日要吸引年輕人，需要他們的積極參與，只有參與了才能讓他們理解和體會其價值，才能產生認同。
例如山西、陜西、甘肅等黃河沿岸地區春節期間的“九曲黃河燈陣”，每個“陣”參加轉燈的民眾每晚都有數萬人，有的看熱鬧，有的祈求消災，有的祈求平安，幾乎每個村民都積極參與，熱情高漲。甘肅隴南地區的七夕乞巧活動，村村有乞巧點，村子里凡是未出嫁的姑娘，每年都會參加，盛況空前。浙江瑞安的端午節劃龍舟，并不是像其它地區僅僅十幾只參加競渡的龍舟，而是數百只龍舟，村村有龍舟，端午期間域內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是各種各樣的龍舟賽，兩岸擠滿了觀看的民眾。一些在外工作的年輕人端午期間都要回家，或者是參與劃龍舟，或者是為龍舟賽服務。當下年輕人的特點是不愿意做“旁觀者”，不能參與的活動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應該積極挖掘傳統節日中能人人參與的活動。
四是融入新科技。今天已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網絡普及，各種高科技日新月異，傳統節日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這些年，互聯網傳播平臺在傳統節日的宣傳推廣方面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原本局限于某地的節日習俗通過短視頻而名聲大增。一些節日事項也通過網絡而擴大了影響力，如春節集五福活動。
元宵燈會是比較早采用聲光電技術的，成為了全國各地元宵節期間最出彩的部分，像今年上海的豫園燈會，已經采用AI技術。新科技年輕人掌握快，也最容易被他們所接受，所有傳統節日只有融入新科技元素才能廣泛地吸引年輕人。
以上是尋找“連接點”的主要路徑和傳統節日需要進行“現代轉化”的領域。傳統節日只有契合當代人的需要，尤其是年輕人的需求，才能有序傳承。
當然傳統節日的“現代轉化”，也必須要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準則，符合傳統節日的核心內涵，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觀念。
例如，重陽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這一天，人們要登高、飲菊花酒、插茱萸、吃重陽糕、放風箏等。避禍除邪消災、強身健體是重陽節主要的文化內涵。而且重陽節很早就與祈壽、敬老結合在一起，曹丕在《九日與鐘繇書》中就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些地方逐漸把重陽節定為老人節，倡導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風氣。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法律明確每年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重陽節的這種“轉化”符合其本身的文化內涵，是對重陽節的成功“再造”，更是契合了中國社會趨于老齡化的需求以及人們對健康的關切。
清明節的祭祖原本主要是祭祀宗族的祖先和逝去的家人，民國時期增加了對黃帝、炎帝等中華民族先祖的公祭活動，近些年來逐漸擴大到對當代先賢、革命先烈的祭祀紀念。這種變化把祭祀對象從家庭、家族先祖擴展到國家先烈，禮敬先人、慎終追遠的文化內涵并沒有發生變化，培養感恩文化、家國情懷的社會功能也沒有變。
近些年來，也有一些對傳統節日的“轉化”背離了其本來的文化內涵，如把七夕節“打造”成中國情人節的做法。七夕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七夕節原本與愛情、情人沒有絲毫關系，反映的是中國農耕文明時期，由于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女性希望自己能夠心靈手巧，所以向織女星乞巧。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七夕向織女星乞巧以及牛郎織女故事中七夕相會情節的緣故，兩者逐漸合二為一，南朝梁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首先把兩者放到了一起，“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針，或陳幾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商家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刻意突出牛郎織女故事中的愛情元素，以此來“打造”中國的情人節。而這種套用西方節日的“轉化”，顯然背離了七夕節“乞巧”的文化內涵，并不可取。
對傳統節日進行適當的“現代轉化”，找到傳統節日與現代生活的“連接點”，既是傳統節日本身傳承的需要，也是滿足民眾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
作者：鄭土有 復旦大學教授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找到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連接點”，是關系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更好為當下社會發展服務的核心問題，傳統節日也是如此。
要找到傳統節日與現代生活的“連接點”，需要對以下情況有清晰的認識：中國傳統節日有哪些特點，傳承現狀如何？傳統節日為什么會遇到傳承困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當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節日有何期許，他們希望過怎樣的節日？
中國傳統節日大都肇始于先秦，形成于秦漢，是農耕文化和宗法家族文化的典型反映，有的是慶祝農業生產的豐收、感恩自然和神靈的護佑，如春節；有的是對祖先、先人的懷念和紀念，如清明、冬至；有的是祈求身體健康、生活平安，如端午節、重陽節。由此也形成了中國傳統節日的特點：一是內容務實，所有的節日活動都是為了祈求生產的豐收、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滿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二是形式內斂，以家庭、家族為單位進行，大型群體性活動相對較少；三是氛圍嚴肅，敬祖、敬神、致敬自然的信仰活動較多，純娛樂性活動較少。
傳統節日在中華大地上生成發展，大多已傳承了二千多年，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和中華文化精神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傳統節日雖然仍在傳承，但節日儀式不斷簡化，人們的節日感、過節熱情減弱，總體影響力和社會作用趨于下降。
毋庸置疑，傳統節日在今天遇到了重大的挑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迅猛，產生于農耕文明時期的傳統節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諸多方面已經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生活。同時由于社會的發展，生活方式發生改變，需求發生變化，娛樂方式多樣化……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導致了傳統節日在百姓生活中的存在感有所降低。
傳統節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寓含著中華民族民眾幾千年來的生活經驗和生存智慧。如何找到傳統節日與當下民眾生活的“連接點”，使其繼續發揮作用，成為了當務之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析當下民眾對于節日生活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舉措，對傳統節日進行創造性轉化，以契合當下的生活。
一是加大節日的開放性。傳統節日大多以家庭、家族為單位進行，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家庭逐漸減少，以父母和一二個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成為主體，原來的形式已經難以適應，節日需要走出家庭走向社區，從“內斂”走向“開放”。
比如這些年來元宵燈會、春節社火、端午龍舟競渡、重陽登高的復興和盛行，就說明大型的社區性節日活動更受歡迎。年夜飯，原本絕對是一家一戶關起門來的團聚活動，但現在到賓館、飯店吃年夜飯，在城市里已成為一種時尚，除了可以免除準備年夜飯的勞累之外，更多的是因為大家一起吃年夜飯更加具有節日的氣氛。“熱鬧”“好玩”成為了年輕人對節日的期望，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做些“轉化”，挖掘傳統節日中可以開放的儀式或元素，提升人們對傳統節日的熱度和期盼。
二是增強節日的娛樂性。傳統節日的主題是感恩和祈福，祈求農業生產豐收、家族興旺，所以儀式以祭祀、娛神為主，總體較為嚴肅。在古代社會這些固然重要，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這些在今天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當下人們面臨的問題是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希望過節是精神放松的時間，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更加注重節日的娛樂性，應該盡量淡化節日的娛神成分轉向娛人的功能。
這些年廣東潮汕地區英歌舞的聞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歌舞原本是春節期間祭祖活動中的重要一環，主要是表演給祖先看的，在廣東及港澳臺地區流行，現在的英歌舞雖然仍在宗祠中舉行，但已不局限于宗族內部，而是向社區所有人開放，其古裝的裝扮、鏗鏘的鼓點、激昂的節奏、威武的動作，讓人振奮，吸引了廣大的年輕人。北方地區的社火，也越來越朝娛樂化方向發展，許多地區的民眾都要看完社火、過完元宵節才離家外出工作。
三是給參與者留足位置。傳統節日要吸引年輕人，需要他們的積極參與，只有參與了才能讓他們理解和體會其價值，才能產生認同。
例如山西、陜西、甘肅等黃河沿岸地區春節期間的“九曲黃河燈陣”，每個“陣”參加轉燈的民眾每晚都有數萬人，有的看熱鬧，有的祈求消災，有的祈求平安，幾乎每個村民都積極參與，熱情高漲。甘肅隴南地區的七夕乞巧活動，村村有乞巧點，村子里凡是未出嫁的姑娘，每年都會參加，盛況空前。浙江瑞安的端午節劃龍舟，并不是像其它地區僅僅十幾只參加競渡的龍舟，而是數百只龍舟，村村有龍舟，端午期間域內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是各種各樣的龍舟賽，兩岸擠滿了觀看的民眾。一些在外工作的年輕人端午期間都要回家，或者是參與劃龍舟，或者是為龍舟賽服務。當下年輕人的特點是不愿意做“旁觀者”，不能參與的活動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應該積極挖掘傳統節日中能人人參與的活動。
四是融入新科技。今天已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網絡普及，各種高科技日新月異，傳統節日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這些年，互聯網傳播平臺在傳統節日的宣傳推廣方面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原本局限于某地的節日習俗通過短視頻而名聲大增。一些節日事項也通過網絡而擴大了影響力，如春節集五福活動。
元宵燈會是比較早采用聲光電技術的，成為了全國各地元宵節期間最出彩的部分，像今年上海的豫園燈會，已經采用AI技術。新科技年輕人掌握快，也最容易被他們所接受，所有傳統節日只有融入新科技元素才能廣泛地吸引年輕人。
以上是尋找“連接點”的主要路徑和傳統節日需要進行“現代轉化”的領域。傳統節日只有契合當代人的需要，尤其是年輕人的需求，才能有序傳承。
當然傳統節日的“現代轉化”，也必須要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準則，符合傳統節日的核心內涵，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觀念。
例如，重陽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這一天，人們要登高、飲菊花酒、插茱萸、吃重陽糕、放風箏等。避禍除邪消災、強身健體是重陽節主要的文化內涵。而且重陽節很早就與祈壽、敬老結合在一起，曹丕在《九日與鐘繇書》中就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些地方逐漸把重陽節定為老人節，倡導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風氣。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法律明確每年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重陽節的這種“轉化”符合其本身的文化內涵，是對重陽節的成功“再造”，更是契合了中國社會趨于老齡化的需求以及人們對健康的關切。
清明節的祭祖原本主要是祭祀宗族的祖先和逝去的家人，民國時期增加了對黃帝、炎帝等中華民族先祖的公祭活動，近些年來逐漸擴大到對當代先賢、革命先烈的祭祀紀念。這種變化把祭祀對象從家庭、家族先祖擴展到國家先烈，禮敬先人、慎終追遠的文化內涵并沒有發生變化，培養感恩文化、家國情懷的社會功能也沒有變。
近些年來，也有一些對傳統節日的“轉化”背離了其本來的文化內涵，如把七夕節“打造”成中國情人節的做法。七夕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七夕節原本與愛情、情人沒有絲毫關系，反映的是中國農耕文明時期，由于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女性希望自己能夠心靈手巧，所以向織女星乞巧。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七夕向織女星乞巧以及牛郎織女故事中七夕相會情節的緣故，兩者逐漸合二為一，南朝梁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首先把兩者放到了一起，“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針，或陳幾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商家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刻意突出牛郎織女故事中的愛情元素，以此來“打造”中國的情人節。而這種套用西方節日的“轉化”，顯然背離了七夕節“乞巧”的文化內涵，并不可取。
對傳統節日進行適當的“現代轉化”，找到傳統節日與現代生活的“連接點”，既是傳統節日本身傳承的需要，也是滿足民眾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
作者：鄭土有 復旦大學教授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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