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鳳凰故國——青銅時代曾楚藝術展
展期：2024年9月14日至12月16日
地點：國家博物館
如果說黃河文明以中原文化為代表，那么，長江文明中，吳越文化、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應為代表，其中，又尤以楚文化為最高成就者。
“鳳凰故國——青銅時代曾楚藝術展”集長期以來荊楚地區的考古文物精粹，帶領觀眾探索和認識周代曾、楚兩國的歷史文化、藝術創造與精神信仰，增進和改變了人們對曾、楚兩個南方古國歷史文化的最初認知。
曾國之謎
立國之初，楚的疆域不足百里，但其銳意進取、包容夷夏，春秋時期問鼎中原，號為霸主。戰國時期楚的國力達到鼎盛，位列七雄，在公元前223年被秦滅國前，是南方最大的諸侯國。然而講述楚國的歷史，必須要提到同一地區的曾國。
從古代地圖上看，今湖北省境內的隨棗走廊地處西周的南邊，分封有若干個諸侯國。考古發掘中揭示的曾國，即是漢東諸國中的大者。
1978年，隨州曾侯乙墓的發現舉世震驚。此后的40多年中，曾國考古不斷取得新進展，證明曾國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漢地區的重要諸侯國，是可與齊、晉、魯等大國并列于《史記》中的“世家”。
考古人員分別于2002年和2014年在位于湖北省棗陽市的郭家廟發掘出曾國墓葬和附近的城址，證明這里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國的重要政治中心。郭家廟墓地高等級墓葬及車馬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證實，此時的曾國是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大國，與漢水、淮河流域諸侯國來往密切。曾國戰略位置關鍵，負有為中央王朝打通東南地區以保證銅料供應的重要使命。
然而，曾國與隨國的關系困擾了學術界許久。隨國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姬姓古國，但長期以來，其中心區只見曾國銅器而不見隨國銅器。自2011年起，隨州市東城區文峰塔東周墓地開始進一步發掘，2012-2013年出土的隨國銅器對此后的曾、隨關系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曾國即隨國
2009年，考古人員根據一件曾侯與甬鐘上的長篇銘文，與文獻互證，揭開了“曾隨之謎”。鐘銘記載曾侯與的祖先為周人始祖后稷，故而曾國與周王室同為姬姓。研究者又發現，按文獻記載，隨國也為姬姓。因此，曾、隨兩國的族姓相同。鐘銘記載在吳楚戰爭中，曾國為楚國的盟國，協助楚王復國。而文獻中記載，隨國作為楚國的盟國，在此次戰爭中庇護了楚昭王。兩國史實相同，結合葉家山、郭家廟等考古發現，曾國與隨國在存續時間、地理位置上重合，這些線索越來越顯現，曾國即隨國。
更為明確的證據出現在2013年入藏湖北省博物館的“隨仲羋加鼎”中。研究人員發現其器內、蓋內鑄有相同的銘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羋加食繁，其眉壽無期，子孫永寶用之。”其中“隨”為夫家國名，“羋”是父家楚國族姓，“仲”是排行，“加”為其名，說明這件青銅器是楚王為嫁入隨國的羋姓女子制作的嫁妝，也是罕見的“隨”字銘文銅器。但由于這件文物來自2012年的一次民間征集，并非科學考古發掘出土，因此對銘文中的“隨”和“曾”是否為同一國家，學界仍存有爭議。
答案在2019年隨州棗樹林墓地的發掘中揭曉。考古人員發現190號墓即羋加墓。出土銅器銘文證明羋加為曾侯寶夫人，是曾（隨）一國兩名的有力證據。再結合葉家山墓出土南公銅簋、曾侯與甬鐘銘文等出土文獻，困擾學界40年的“曾隨之謎”徹底畫上了句號。
曾國的始祖南宮適（音擴），是周人祖先“稷”的后代，因為協助周文王、周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漢地區，任務是鎮撫淮夷。淮夷是聚居在江淮地區的部族集團。為控制南方的資源，西周王朝與淮夷發生過多次激烈的戰爭。
曾國立國七百余年，經歷了作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與樞紐到與楚國結為盟友的轉變過程。其在禮樂制度上，有著深厚的文明積淀，是先秦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發展和融合的又一見證。
小而頑強的噩國
有趣的是，周王室分封今湖北地區的若干個諸侯國中，還有一個鄂國，金文作“噩國”。據文獻記載，姞姓的噩在商代是地處山西鄉寧一帶的方國，噩侯與姬昌、九侯并列三公。隨州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的發現說明此時噩國已遷封到隨州，其東二十公里即是曾國葉家山貴族墓地。與方圓不過二百公里的“大國”曾國相比，噩當然是一蕞爾小國。
然而，正是這個小國制作了震驚文博界的青銅重器。2007年在湖北隨州羊子山發生了犯罪分子盜掘未遂事件，考古人員在隨后的搶救性發掘中發現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埋沒了3000多年的噩國歷史赫然展現在人們面前。墓中出土的一類“神面紋”青銅器在其他地區從未見過。其主體部分是一張高浮雕的面孔，無論是雙眼、眉毛，還是鼻部，都近似人的五官寫實。
別小看曾國旁邊的這個小小噩國，它的歷史更為悠久。在《戰國策·趙策三》和《史記·殷本紀》中都有記載，商紂王殺了“三公”之一的鄂侯。而隨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侯墓的發現證明鄂國并沒有被滅國，周初時仍在。不僅如此，這個小國還給這一地區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名字“鄂”。今天湖北省的簡稱，既不是楚，也不是荊，更不是曾，而是鄂，這正是小小噩國生命力延伸的象征。
曾楚同盟
周朝建立后，周王室依據血緣親疏和功勞大小進行了分封。其中，血緣結構是周王進行政治權力分配的核心思路，王室宗族血緣紐帶成為選擇地方代理人的主要依據，而異姓宗族在政治權力分配體系中的位置，則由其宗族始祖與文王、武王之間的親疏關系決定，并通過與姬姓宗族的累世通婚維持。
傳世和出土文獻顯示，楚人的祖先有老童、祝融、季連、鬻熊等。據楚人自己的神話，楚得名于鬻熊之妻妣湛難產死后以楚（荊條）捆扎下葬。商末，楚人季連之后鬻熊投周，輔佐周文王成就大業。這一族勢力雖參與了滅商，但非姬姓，周成王分封鬻熊后代熊繹于荊山，稱“楚子”，楚立國，封地面積不過百里。盡管如此，楚仍成為周王室經營江漢地區的重要力量。
春秋中晚期，周王室衰微，曾國與此時國力上升的楚國結盟。公元前506年，吳國軍隊攻破了楚郢都。在這次戰爭中，曾國和楚國共同抵御了吳國，并協助楚昭王復國。
楚國復興之路
《左傳》中有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定公四年，王奔隨。”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正值晉楚爭霸的后期，南邊的吳王闔閭聯合蔡、唐兩國軍隊攻伐楚國，吳師大敗楚軍，并乘勝攻占楚郢都，楚昭王亡命于云夢、鄖等地，最后逃奔至隨國。吳國要求隨國交出楚王。隨人表示，隨雖然弱小，但與楚國世代結為盟國，不能叛楚，因此拒不從命，庇護了楚昭王。
后來，楚大臣申包胥到秦國乞師求救，起初未得到回應，于是他在秦城墻外哭了七天七夜，終于感動了秦哀公，是為史上有名的“哭秦庭”。秦出兵大敗吳師，迫使吳王闔閭撤兵，楚昭王得以返郢復國。
秦助楚擊退吳國后，昭王任命令尹子西，“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公元前489年，楚惠王即位后繼續任用令尹子西，招賢納諫，重振楚國。惠王后期，滅陳、蔡、杞等國，疆域擴展到東海、淮海、泗水一帶。
昭惠中興，國力超過了莊王時期，也開啟了百家爭鳴的空間。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到楚，老子的道家思想也產生于這一時期。楚地出土大量儒家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
戰國時期，“天下莫強于秦、楚”，一段時期內，形成了秦、楚爭天下的態勢。但因楚國變法未能徹底，喪失了統一中國的機遇，但它統一南方，整合了各地文化，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鳳鳥的國度
春秋戰國時期，長年烽火連天，楚國歷經了一個由弱小到強盛的過程。楚文化漸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獨有的風格與特色。
屈原在《離騷》中有“鳳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從大量的考古發現來看，楚人尚鳳，他們認為人的生命是一個環形的演進方式，鳳鳥遇火而合、永存不死的氣概，符合楚人對于生命的看法。他們不僅將鳳鳥作為圖騰崇拜物，也賦予了鳳鳥涅槃的精神。在楚人制作的各種器物中，出現了豐富多樣的鳳鳥造型與裝飾。
《呂氏春秋·古樂》中有“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石磬是中國古代打擊樂器之一，通過對大小和厚度的調整來控制音調。1970年江陵紀南城遺址出土的戰國彩繪鳳紋石磬，以鳳鳥為主題紋飾，其余部位用羽紋襯托。同時出土發現的共有25具彩繪石磬，大多保存完整，音質優美，出土后仍能演奏樂曲。
展廳中一件戰國時期的青銅立鳥盆中立一鳳鳥，腹部有4個銜環鋪首，器身飾蟠螭紋、勾連云紋，鳳鳥飾羽紋、翅膀飾云紋。青銅盆、盤均為重要的祭祀水器，器內常飾有動物紋樣，立鳳鳥者少見。
鄂西是中國漆樹的原產地之一。戰國時期的曾國、楚國漆器種類繁多，應用廣泛，禮器、兵器、用器、葬具，幾乎無所不包。以造型奇幻、制作精巧、紋樣華麗、色彩鮮艷，在先秦工藝美術史上獨樹一幟。
展廳中有一件戰國時期的彩繪獸鳥紋漆矢箙面板。矢箙為箭囊。扁盒形的面板中部透雕一只鳳鳥，鳥頭向下。中間鳳鳥的左右有鳳、豹各一只，豹作回首狀，鳳作站立狀，邊框上部浮雕兩條小蛇。
周人“比德于玉”，并賦予玉禮器的功能，在服飾、祭祀、葬儀中都有體現。楚人好玉，楚玉承襲了中原風格，但不乏新意。戰國中晚期的龍鳳紋玉飾上，上部刻兩只對喙鳳鳥，下部為一條雙身共首龍。
荊州博物館的重要藏品戰國龍鳳虎紋繡羅單衣袖，為灰白色羅繡地，繡線可見紅棕、黃綠、土黃、橘紅、黑、灰色，其中心紋樣為龍、鳳、虎。紋樣中的一側是一只頂冠鳳鳥，作跳躍狀，雙翅張開，腳踏小龍；另一側是一只滿身布紅黑長紋的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朝前方奔逐大龍。這件“羅”衣袖質地稀疏、薄如蟬翼、工藝復雜。紋樣中鳳處在主體位置，用翼壓制龍和虎，體現出楚文化中對鳳鳥的崇拜。
從這些文物可見，楚人對鳳鳥的設計，大都經過了再創造，體現了從自然物體的本身屬性上升到楚人自身意念的過程。巧奪天工的手法展現出楚人在南方這一片山林澤國中生存時對于周圍事物的觀察與描述，無不散發出楚人奔放不羈的浪漫氣質，無不透露出與中原迥異的思維方式，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最引人注目的青銅鹿角立鶴挺立于展廳中。這件1978年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由鶴身、鶴腿、鹿角、底板榫接組成，鶴的頭、頸與鹿角均錯金裝飾，背脊與雙翅周邊鑲嵌綠松石（已佚），吻部右側有“曾侯乙作持用終”七字銘文。中國古代視鶴為神鳥，奉鹿為瑞獸。此件文物為鹿、鶴合體，或與當時人們的信仰有關。
建鼓是一種以柱貫載的打擊樂器,是中國古代樂舞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青銅鹿角立鶴同年同地出土的曾侯乙建鼓銅座，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建鼓實物。該青銅鼓座的鑄造采用了分鑄、鑄接和焊接相結合的方法，由8對大龍和數十條糾結穿繞的小龍構成，龍身鑲嵌綠松石，造型繁復精美。
2002年出土于湖北棗陽市九連墩2號墓的虎座鳥架鼓（也稱虎座鳳架鼓），雖然展出的是復制品，但觀眾仍驚嘆于精美的造型與裝飾。這件大型樂器由兩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臥虎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長腿昂首、引吭高歌的鳳鳥。背向而立的鳳鳥中間，一面大鼓，懸掛在鳳冠之上，兩只小獸，后足蹬在鳳鳥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體髹黑漆，運用紅、黃色彩繪。
張正明在《楚文化史》中寫道：“一個民族是否能夠獨辟蹊徑，取決于他們是否能盡情如意地發揮文化獨創性。這種文化獨創性發揮的程度，大致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民族自豪感增強的幅度相適應。”3000年前的楚人，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實踐當中，對于需要解決的生存問題、對于自身及周邊事物的觀察、對于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對于社會體制的推進，都滲透在曾、楚文化藝術的發展之中。
八百年波瀾壯闊的荊楚歷史，折射在奇譎瑰麗的文物上，印證了荊楚大地盛衰榮枯的變化。
展覽：鳳凰故國——青銅時代曾楚藝術展
展期：2024年9月14日至12月16日
地點：國家博物館
如果說黃河文明以中原文化為代表，那么，長江文明中，吳越文化、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應為代表，其中，又尤以楚文化為最高成就者。
“鳳凰故國——青銅時代曾楚藝術展”集長期以來荊楚地區的考古文物精粹，帶領觀眾探索和認識周代曾、楚兩國的歷史文化、藝術創造與精神信仰，增進和改變了人們對曾、楚兩個南方古國歷史文化的最初認知。
曾國之謎
立國之初，楚的疆域不足百里，但其銳意進取、包容夷夏，春秋時期問鼎中原，號為霸主。戰國時期楚的國力達到鼎盛，位列七雄，在公元前223年被秦滅國前，是南方最大的諸侯國。然而講述楚國的歷史，必須要提到同一地區的曾國。
從古代地圖上看，今湖北省境內的隨棗走廊地處西周的南邊，分封有若干個諸侯國。考古發掘中揭示的曾國，即是漢東諸國中的大者。
1978年，隨州曾侯乙墓的發現舉世震驚。此后的40多年中，曾國考古不斷取得新進展，證明曾國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漢地區的重要諸侯國，是可與齊、晉、魯等大國并列于《史記》中的“世家”。
考古人員分別于2002年和2014年在位于湖北省棗陽市的郭家廟發掘出曾國墓葬和附近的城址，證明這里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國的重要政治中心。郭家廟墓地高等級墓葬及車馬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證實，此時的曾國是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大國，與漢水、淮河流域諸侯國來往密切。曾國戰略位置關鍵，負有為中央王朝打通東南地區以保證銅料供應的重要使命。
然而，曾國與隨國的關系困擾了學術界許久。隨國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姬姓古國，但長期以來，其中心區只見曾國銅器而不見隨國銅器。自2011年起，隨州市東城區文峰塔東周墓地開始進一步發掘，2012-2013年出土的隨國銅器對此后的曾、隨關系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曾國即隨國
2009年，考古人員根據一件曾侯與甬鐘上的長篇銘文，與文獻互證，揭開了“曾隨之謎”。鐘銘記載曾侯與的祖先為周人始祖后稷，故而曾國與周王室同為姬姓。研究者又發現，按文獻記載，隨國也為姬姓。因此，曾、隨兩國的族姓相同。鐘銘記載在吳楚戰爭中，曾國為楚國的盟國，協助楚王復國。而文獻中記載，隨國作為楚國的盟國，在此次戰爭中庇護了楚昭王。兩國史實相同，結合葉家山、郭家廟等考古發現，曾國與隨國在存續時間、地理位置上重合，這些線索越來越顯現，曾國即隨國。
更為明確的證據出現在2013年入藏湖北省博物館的“隨仲羋加鼎”中。研究人員發現其器內、蓋內鑄有相同的銘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羋加食繁，其眉壽無期，子孫永寶用之。”其中“隨”為夫家國名，“羋”是父家楚國族姓，“仲”是排行，“加”為其名，說明這件青銅器是楚王為嫁入隨國的羋姓女子制作的嫁妝，也是罕見的“隨”字銘文銅器。但由于這件文物來自2012年的一次民間征集，并非科學考古發掘出土，因此對銘文中的“隨”和“曾”是否為同一國家，學界仍存有爭議。
答案在2019年隨州棗樹林墓地的發掘中揭曉。考古人員發現190號墓即羋加墓。出土銅器銘文證明羋加為曾侯寶夫人，是曾（隨）一國兩名的有力證據。再結合葉家山墓出土南公銅簋、曾侯與甬鐘銘文等出土文獻，困擾學界40年的“曾隨之謎”徹底畫上了句號。
曾國的始祖南宮適（音擴），是周人祖先“稷”的后代，因為協助周文王、周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漢地區，任務是鎮撫淮夷。淮夷是聚居在江淮地區的部族集團。為控制南方的資源，西周王朝與淮夷發生過多次激烈的戰爭。
曾國立國七百余年，經歷了作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與樞紐到與楚國結為盟友的轉變過程。其在禮樂制度上，有著深厚的文明積淀，是先秦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發展和融合的又一見證。
小而頑強的噩國
有趣的是，周王室分封今湖北地區的若干個諸侯國中，還有一個鄂國，金文作“噩國”。據文獻記載，姞姓的噩在商代是地處山西鄉寧一帶的方國，噩侯與姬昌、九侯并列三公。隨州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的發現說明此時噩國已遷封到隨州，其東二十公里即是曾國葉家山貴族墓地。與方圓不過二百公里的“大國”曾國相比，噩當然是一蕞爾小國。
然而，正是這個小國制作了震驚文博界的青銅重器。2007年在湖北隨州羊子山發生了犯罪分子盜掘未遂事件，考古人員在隨后的搶救性發掘中發現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埋沒了3000多年的噩國歷史赫然展現在人們面前。墓中出土的一類“神面紋”青銅器在其他地區從未見過。其主體部分是一張高浮雕的面孔，無論是雙眼、眉毛，還是鼻部，都近似人的五官寫實。
別小看曾國旁邊的這個小小噩國，它的歷史更為悠久。在《戰國策·趙策三》和《史記·殷本紀》中都有記載，商紂王殺了“三公”之一的鄂侯。而隨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侯墓的發現證明鄂國并沒有被滅國，周初時仍在。不僅如此，這個小國還給這一地區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名字“鄂”。今天湖北省的簡稱，既不是楚，也不是荊，更不是曾，而是鄂，這正是小小噩國生命力延伸的象征。
曾楚同盟
周朝建立后，周王室依據血緣親疏和功勞大小進行了分封。其中，血緣結構是周王進行政治權力分配的核心思路，王室宗族血緣紐帶成為選擇地方代理人的主要依據，而異姓宗族在政治權力分配體系中的位置，則由其宗族始祖與文王、武王之間的親疏關系決定，并通過與姬姓宗族的累世通婚維持。
傳世和出土文獻顯示，楚人的祖先有老童、祝融、季連、鬻熊等。據楚人自己的神話，楚得名于鬻熊之妻妣湛難產死后以楚（荊條）捆扎下葬。商末，楚人季連之后鬻熊投周，輔佐周文王成就大業。這一族勢力雖參與了滅商，但非姬姓，周成王分封鬻熊后代熊繹于荊山，稱“楚子”，楚立國，封地面積不過百里。盡管如此，楚仍成為周王室經營江漢地區的重要力量。
春秋中晚期，周王室衰微，曾國與此時國力上升的楚國結盟。公元前506年，吳國軍隊攻破了楚郢都。在這次戰爭中，曾國和楚國共同抵御了吳國，并協助楚昭王復國。
楚國復興之路
《左傳》中有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定公四年，王奔隨。”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正值晉楚爭霸的后期，南邊的吳王闔閭聯合蔡、唐兩國軍隊攻伐楚國，吳師大敗楚軍，并乘勝攻占楚郢都，楚昭王亡命于云夢、鄖等地，最后逃奔至隨國。吳國要求隨國交出楚王。隨人表示，隨雖然弱小，但與楚國世代結為盟國，不能叛楚，因此拒不從命，庇護了楚昭王。
后來，楚大臣申包胥到秦國乞師求救，起初未得到回應，于是他在秦城墻外哭了七天七夜，終于感動了秦哀公，是為史上有名的“哭秦庭”。秦出兵大敗吳師，迫使吳王闔閭撤兵，楚昭王得以返郢復國。
秦助楚擊退吳國后，昭王任命令尹子西，“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公元前489年，楚惠王即位后繼續任用令尹子西，招賢納諫，重振楚國。惠王后期，滅陳、蔡、杞等國，疆域擴展到東海、淮海、泗水一帶。
昭惠中興，國力超過了莊王時期，也開啟了百家爭鳴的空間。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到楚，老子的道家思想也產生于這一時期。楚地出土大量儒家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
戰國時期，“天下莫強于秦、楚”，一段時期內，形成了秦、楚爭天下的態勢。但因楚國變法未能徹底，喪失了統一中國的機遇，但它統一南方，整合了各地文化，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鳳鳥的國度
春秋戰國時期，長年烽火連天，楚國歷經了一個由弱小到強盛的過程。楚文化漸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獨有的風格與特色。
屈原在《離騷》中有“鳳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從大量的考古發現來看，楚人尚鳳，他們認為人的生命是一個環形的演進方式，鳳鳥遇火而合、永存不死的氣概，符合楚人對于生命的看法。他們不僅將鳳鳥作為圖騰崇拜物，也賦予了鳳鳥涅槃的精神。在楚人制作的各種器物中，出現了豐富多樣的鳳鳥造型與裝飾。
《呂氏春秋·古樂》中有“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石磬是中國古代打擊樂器之一，通過對大小和厚度的調整來控制音調。1970年江陵紀南城遺址出土的戰國彩繪鳳紋石磬，以鳳鳥為主題紋飾，其余部位用羽紋襯托。同時出土發現的共有25具彩繪石磬，大多保存完整，音質優美，出土后仍能演奏樂曲。
展廳中一件戰國時期的青銅立鳥盆中立一鳳鳥，腹部有4個銜環鋪首，器身飾蟠螭紋、勾連云紋，鳳鳥飾羽紋、翅膀飾云紋。青銅盆、盤均為重要的祭祀水器，器內常飾有動物紋樣，立鳳鳥者少見。
鄂西是中國漆樹的原產地之一。戰國時期的曾國、楚國漆器種類繁多，應用廣泛，禮器、兵器、用器、葬具，幾乎無所不包。以造型奇幻、制作精巧、紋樣華麗、色彩鮮艷，在先秦工藝美術史上獨樹一幟。
展廳中有一件戰國時期的彩繪獸鳥紋漆矢箙面板。矢箙為箭囊。扁盒形的面板中部透雕一只鳳鳥，鳥頭向下。中間鳳鳥的左右有鳳、豹各一只，豹作回首狀，鳳作站立狀，邊框上部浮雕兩條小蛇。
周人“比德于玉”，并賦予玉禮器的功能，在服飾、祭祀、葬儀中都有體現。楚人好玉，楚玉承襲了中原風格，但不乏新意。戰國中晚期的龍鳳紋玉飾上，上部刻兩只對喙鳳鳥，下部為一條雙身共首龍。
荊州博物館的重要藏品戰國龍鳳虎紋繡羅單衣袖，為灰白色羅繡地，繡線可見紅棕、黃綠、土黃、橘紅、黑、灰色，其中心紋樣為龍、鳳、虎。紋樣中的一側是一只頂冠鳳鳥，作跳躍狀，雙翅張開，腳踏小龍；另一側是一只滿身布紅黑長紋的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朝前方奔逐大龍。這件“羅”衣袖質地稀疏、薄如蟬翼、工藝復雜。紋樣中鳳處在主體位置，用翼壓制龍和虎，體現出楚文化中對鳳鳥的崇拜。
從這些文物可見，楚人對鳳鳥的設計，大都經過了再創造，體現了從自然物體的本身屬性上升到楚人自身意念的過程。巧奪天工的手法展現出楚人在南方這一片山林澤國中生存時對于周圍事物的觀察與描述，無不散發出楚人奔放不羈的浪漫氣質，無不透露出與中原迥異的思維方式，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最引人注目的青銅鹿角立鶴挺立于展廳中。這件1978年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由鶴身、鶴腿、鹿角、底板榫接組成，鶴的頭、頸與鹿角均錯金裝飾，背脊與雙翅周邊鑲嵌綠松石（已佚），吻部右側有“曾侯乙作持用終”七字銘文。中國古代視鶴為神鳥，奉鹿為瑞獸。此件文物為鹿、鶴合體，或與當時人們的信仰有關。
建鼓是一種以柱貫載的打擊樂器,是中國古代樂舞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青銅鹿角立鶴同年同地出土的曾侯乙建鼓銅座，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建鼓實物。該青銅鼓座的鑄造采用了分鑄、鑄接和焊接相結合的方法，由8對大龍和數十條糾結穿繞的小龍構成，龍身鑲嵌綠松石，造型繁復精美。
2002年出土于湖北棗陽市九連墩2號墓的虎座鳥架鼓（也稱虎座鳳架鼓），雖然展出的是復制品，但觀眾仍驚嘆于精美的造型與裝飾。這件大型樂器由兩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臥虎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長腿昂首、引吭高歌的鳳鳥。背向而立的鳳鳥中間，一面大鼓，懸掛在鳳冠之上，兩只小獸，后足蹬在鳳鳥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體髹黑漆，運用紅、黃色彩繪。
張正明在《楚文化史》中寫道：“一個民族是否能夠獨辟蹊徑，取決于他們是否能盡情如意地發揮文化獨創性。這種文化獨創性發揮的程度，大致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民族自豪感增強的幅度相適應。”3000年前的楚人，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實踐當中，對于需要解決的生存問題、對于自身及周邊事物的觀察、對于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對于社會體制的推進，都滲透在曾、楚文化藝術的發展之中。
八百年波瀾壯闊的荊楚歷史，折射在奇譎瑰麗的文物上，印證了荊楚大地盛衰榮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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