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喬妍的心事》改編自作家張悅然的小說《大喬和小喬》，喬妍這個名字分別取自姐姐“喬琳”的姓，妹妹“許妍”的名。電影由趙德胤執導，趙麗穎、辛芷蕾、黃覺等人主演。影片講述了小鎮長大的喬妍經過打拼成為大明星。但一條匿名勒索消息和姐姐的突然造訪，如同一顆石子，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靜，激起一串秘密的漣漪。親情和利益面前，喬妍將如何選擇？影片就此展開敘事。
雙重啟發
張悅然在原著小說后記中談道，《大喬和小喬》的寫作受到兩位愛爾蘭作家的影響——一是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的小說《三人行》，二是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的短篇小說《姐妹》。《三人行》是一個暗黑的故事：一座房子里，生活著父親斯奇勒和女兒薇拉，薇拉四十一歲還未出嫁。三十四歲的男性雜工西德尼來家里鋪磚。這個家庭還存在過一個女兒——薇拉死去的妹妹莫娜，她常年坐在輪椅上。父女倆輪流照顧妹妹莫娜，老父親和未婚的女兒薇拉像是夫妻，西德尼和薇拉的靠近會觸碰到他內心深處的嫉妒。薇拉家里發生了一樁失竊案，這樁案件又和莫娜的死有關。偷竊者到底是誰？誰殺死了莫娜？是西德尼殺的嗎？姐姐薇拉和老父親是否包庇了西德尼？真相如何，小說語焉不詳。小說只用花園里搜出的手套、薇拉的紅色羊毛衫以及斯奇勒所說的“對付玫瑰花得戴手套”等信息邀請讀者去拼湊真相。小說結尾是這樣寫的：“他們黑暗的秘密將會被照亮，以及他們因互相憐憫而產生的愛意：所有這些將會填滿樓上那間空蕩蕩的屋子，填滿房子的每個角落。”
相比之下，克萊爾·吉根的《姐妹》故事非常清晰：貝蒂和路易莎是愛爾蘭鄉下的姐妹，妹妹路易莎嫁到城里，過上了中產階級生活。姐姐貝蒂留下來照顧父親，五十歲了依舊孑然一身尚未結婚。父親去世，貝蒂靠父親留下的房子和存款過日子。但是，父親的遺囑里寫明，路易莎有房子的終身居住權。父親去世后，姐姐貝蒂感到一種強烈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妹妹路易莎被丈夫拋棄，帶著孩子住進了貝蒂的房子。整篇小說的核心圍繞路易莎和貝蒂爭財產展開。小說結尾處，姐姐拿起剪刀，給妹妹路易莎咔嚓咔嚓剪發。路易莎坐在理發椅上，抱怨姐姐一個人占了一座大房子，沒有絲毫同情心。“沒有了頭發，路易莎什么也不是”。小說以此句作為全篇結尾，則別有深意——路易莎就是靠著漂亮的面孔獲得男人的青睞，現在她的一頭金發沒了，得重新思考謀生問題了。至于這座房子最后歸屬于誰，小說沒有提供答案。
克萊爾·吉根在接受《周末畫報》訪談時表示，同長篇小說相比，短篇小說更有張力，沖突也發生得更早——故事開始之前，沖突便已存在。同時，她堅信情節不能讓讀者“匪夷所思”，需要反復掂量斟酌，細節也需要仔細排布，直至安穩地貼合故事的整體架構。《姐妹》中，路易莎被剪掉的金色頭發和莫泊桑筆下的鉆石項鏈一樣，是資產階級虛榮的象征。
雙線敘事
電影《喬妍的心事》受到了這兩篇小說的雙重啟發，設定了兩條核心的敘事路徑。第一條路徑，便是“部分男性控制女性，于是女性想要掙脫”。為此，電影設定了三條分線：明星喬妍受到經紀人沈皓明的擺布，希冀獲得自由；姐姐大喬被緬甸丈夫于亮擺布，于亮為還債務設下陷阱勒索妹妹喬妍，上演自己被綁架的戲碼；大小喬的母親無法自行決定生下孩子，生育臨盆之際被丈夫強打流產針，難產而死。
第二條路徑，便是圍繞身份做戲。身份的假扮和流動，帶來了強烈的戲劇性沖突。喬妍頂替姐姐參加考試，來到北京，成為大明星；姐姐心生嫉妒，妄圖奪回屬于“喬妍”這個名字下的財富和生活；大喬生下的孩子是黑戶，喬妍想過繼姐姐的孩子，成為“母親”。
經過這兩條核心故事線的編織，道德的“囚徒困境”和博弈論便出現了。博弈的內容，自然是義與利的辯駁，選擇財產還是選擇親情，是保親還是滅親？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現實的模型，反映的是個體的選擇往往并非最佳選擇。對應在“你是喬妍，我也是喬妍”這個問題上，姊妹陷入這樣的囚徒困境：若姐姐揭發妹妹喬妍的冒名頂替，喬妍的明星事業會立刻崩塌，她的如意算盤也會落空；若姐姐沉默不去講述真相，那她便永無出頭之日，不能過上妹妹那樣的生活。
為了加強身份落差，喬妍從小說中的電視臺主持人變成了大明星。為了加強親情囚徒困境的力度，電影將原著小說中的“泰安-北京”空間改換成“緬甸-北京”——來自緬甸的姐姐和從緬甸逃亡到北京的姐夫，加上詐騙新聞，天然地為故事加上一層撲朔迷離的濾鏡。于亮動了歪念，上演“假綁架”的戲碼，讓妻子向妹妹借了1000萬元作為贖金，這一勒索情節讓親情充滿裂隙。
縱觀世界電影史，“雙生花”的電影很多，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金基德的《撒瑪利亞女孩》，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都圍繞身份的互換做戲。《兩生花》講世上有另外一個自己，靈魂可以彼此感應；《撒瑪利亞女孩》借宗教中的受難講命運的延續；《七月與安生》講起初不分你我的閨蜜最后分崩離析，這幾部電影均涉及身份與命運問題。
電影《喬妍的心事》也回到了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提出的問題。早在1923年，魯迅就在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中預言，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墮落，便是回來。但他絕不會想到，喬妍和姐姐的確是出走了，但是依然沒法逃離某些被身份、權勢、資本加持的男性掌控，即便腰纏萬貫，情形依然如此。不過，影片對于男性角色的處理也是本片的遺憾之處，無論是逼女明星喝酒的郁總，還是軟硬兼施的經紀人沈皓明都戲份單一，形象單薄，只承擔起了“工具人”的作用。
唐突的“大團圓”
影片結尾，照舊是中國式的“大團圓”：喬妍擺脫了經紀人的束縛，宣布退出娛樂圈，最后姊妹二人回到緬甸一起帶孩子，一家三口相依為命。這是一個典型的道德大于利益的“中國式”結局。小說中的姊妹“一起去濟南”的愿望，也被電影改成了“一起去看長城”。“看長城”變成了姐妹情感長久的象征。
但不得不說，影片一直在鋪陳的就是姊妹倆各懷心事，互相猜忌，甚至在姐姐生下孩子后喬妍還猶豫要不要奪過來，結尾突然就姐妹情深了。這種收束方式的確唐突。原著小說中，姐姐喬琳生完孩子便跳河自殺了，自殺的因素里包含了與妹妹的身份落差，但更多是社會因素。姐姐的死也改變了妹妹許妍，“有些改變正在她的身上發生，她的耐心比過去多了不少。也許，現在她有機會做另外一個人了”。原著小說的這個結尾悲涼而釋懷，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比之下，電影只是簡單嵌套“戲中戲”，試圖緩沖結尾情深的唐突感。戲中戲里，導演讓扮演護士的女演員強行給喬妍飾演的孕婦打針，企圖令其墮胎。這是一條暗黑的故事走向，可惜這一暗黑線索戛然而止，未能保持到底，鏡頭匆匆閃過，沒有很好地嵌入整體故事中。
電影《喬妍的心事》改編自作家張悅然的小說《大喬和小喬》，喬妍這個名字分別取自姐姐“喬琳”的姓，妹妹“許妍”的名。電影由趙德胤執導，趙麗穎、辛芷蕾、黃覺等人主演。影片講述了小鎮長大的喬妍經過打拼成為大明星。但一條匿名勒索消息和姐姐的突然造訪，如同一顆石子，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靜，激起一串秘密的漣漪。親情和利益面前，喬妍將如何選擇？影片就此展開敘事。
雙重啟發
張悅然在原著小說后記中談道，《大喬和小喬》的寫作受到兩位愛爾蘭作家的影響——一是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的小說《三人行》，二是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的短篇小說《姐妹》。《三人行》是一個暗黑的故事：一座房子里，生活著父親斯奇勒和女兒薇拉，薇拉四十一歲還未出嫁。三十四歲的男性雜工西德尼來家里鋪磚。這個家庭還存在過一個女兒——薇拉死去的妹妹莫娜，她常年坐在輪椅上。父女倆輪流照顧妹妹莫娜，老父親和未婚的女兒薇拉像是夫妻，西德尼和薇拉的靠近會觸碰到他內心深處的嫉妒。薇拉家里發生了一樁失竊案，這樁案件又和莫娜的死有關。偷竊者到底是誰？誰殺死了莫娜？是西德尼殺的嗎？姐姐薇拉和老父親是否包庇了西德尼？真相如何，小說語焉不詳。小說只用花園里搜出的手套、薇拉的紅色羊毛衫以及斯奇勒所說的“對付玫瑰花得戴手套”等信息邀請讀者去拼湊真相。小說結尾是這樣寫的：“他們黑暗的秘密將會被照亮，以及他們因互相憐憫而產生的愛意：所有這些將會填滿樓上那間空蕩蕩的屋子，填滿房子的每個角落。”
相比之下，克萊爾·吉根的《姐妹》故事非常清晰：貝蒂和路易莎是愛爾蘭鄉下的姐妹，妹妹路易莎嫁到城里，過上了中產階級生活。姐姐貝蒂留下來照顧父親，五十歲了依舊孑然一身尚未結婚。父親去世，貝蒂靠父親留下的房子和存款過日子。但是，父親的遺囑里寫明，路易莎有房子的終身居住權。父親去世后，姐姐貝蒂感到一種強烈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妹妹路易莎被丈夫拋棄，帶著孩子住進了貝蒂的房子。整篇小說的核心圍繞路易莎和貝蒂爭財產展開。小說結尾處，姐姐拿起剪刀，給妹妹路易莎咔嚓咔嚓剪發。路易莎坐在理發椅上，抱怨姐姐一個人占了一座大房子，沒有絲毫同情心。“沒有了頭發，路易莎什么也不是”。小說以此句作為全篇結尾，則別有深意——路易莎就是靠著漂亮的面孔獲得男人的青睞，現在她的一頭金發沒了，得重新思考謀生問題了。至于這座房子最后歸屬于誰，小說沒有提供答案。
克萊爾·吉根在接受《周末畫報》訪談時表示，同長篇小說相比，短篇小說更有張力，沖突也發生得更早——故事開始之前，沖突便已存在。同時，她堅信情節不能讓讀者“匪夷所思”，需要反復掂量斟酌，細節也需要仔細排布，直至安穩地貼合故事的整體架構。《姐妹》中，路易莎被剪掉的金色頭發和莫泊桑筆下的鉆石項鏈一樣，是資產階級虛榮的象征。
雙線敘事
電影《喬妍的心事》受到了這兩篇小說的雙重啟發，設定了兩條核心的敘事路徑。第一條路徑，便是“部分男性控制女性，于是女性想要掙脫”。為此，電影設定了三條分線：明星喬妍受到經紀人沈皓明的擺布，希冀獲得自由；姐姐大喬被緬甸丈夫于亮擺布，于亮為還債務設下陷阱勒索妹妹喬妍，上演自己被綁架的戲碼；大小喬的母親無法自行決定生下孩子，生育臨盆之際被丈夫強打流產針，難產而死。
第二條路徑，便是圍繞身份做戲。身份的假扮和流動，帶來了強烈的戲劇性沖突。喬妍頂替姐姐參加考試，來到北京，成為大明星；姐姐心生嫉妒，妄圖奪回屬于“喬妍”這個名字下的財富和生活；大喬生下的孩子是黑戶，喬妍想過繼姐姐的孩子，成為“母親”。
經過這兩條核心故事線的編織，道德的“囚徒困境”和博弈論便出現了。博弈的內容，自然是義與利的辯駁，選擇財產還是選擇親情，是保親還是滅親？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現實的模型，反映的是個體的選擇往往并非最佳選擇。對應在“你是喬妍，我也是喬妍”這個問題上，姊妹陷入這樣的囚徒困境：若姐姐揭發妹妹喬妍的冒名頂替，喬妍的明星事業會立刻崩塌，她的如意算盤也會落空；若姐姐沉默不去講述真相，那她便永無出頭之日，不能過上妹妹那樣的生活。
為了加強身份落差，喬妍從小說中的電視臺主持人變成了大明星。為了加強親情囚徒困境的力度，電影將原著小說中的“泰安-北京”空間改換成“緬甸-北京”——來自緬甸的姐姐和從緬甸逃亡到北京的姐夫，加上詐騙新聞，天然地為故事加上一層撲朔迷離的濾鏡。于亮動了歪念，上演“假綁架”的戲碼，讓妻子向妹妹借了1000萬元作為贖金，這一勒索情節讓親情充滿裂隙。
縱觀世界電影史，“雙生花”的電影很多，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金基德的《撒瑪利亞女孩》，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都圍繞身份的互換做戲。《兩生花》講世上有另外一個自己，靈魂可以彼此感應；《撒瑪利亞女孩》借宗教中的受難講命運的延續；《七月與安生》講起初不分你我的閨蜜最后分崩離析，這幾部電影均涉及身份與命運問題。
電影《喬妍的心事》也回到了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提出的問題。早在1923年，魯迅就在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中預言，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墮落，便是回來。但他絕不會想到，喬妍和姐姐的確是出走了，但是依然沒法逃離某些被身份、權勢、資本加持的男性掌控，即便腰纏萬貫，情形依然如此。不過，影片對于男性角色的處理也是本片的遺憾之處，無論是逼女明星喝酒的郁總，還是軟硬兼施的經紀人沈皓明都戲份單一，形象單薄，只承擔起了“工具人”的作用。
唐突的“大團圓”
影片結尾，照舊是中國式的“大團圓”：喬妍擺脫了經紀人的束縛，宣布退出娛樂圈，最后姊妹二人回到緬甸一起帶孩子，一家三口相依為命。這是一個典型的道德大于利益的“中國式”結局。小說中的姊妹“一起去濟南”的愿望，也被電影改成了“一起去看長城”。“看長城”變成了姐妹情感長久的象征。
但不得不說，影片一直在鋪陳的就是姊妹倆各懷心事，互相猜忌，甚至在姐姐生下孩子后喬妍還猶豫要不要奪過來，結尾突然就姐妹情深了。這種收束方式的確唐突。原著小說中，姐姐喬琳生完孩子便跳河自殺了，自殺的因素里包含了與妹妹的身份落差，但更多是社會因素。姐姐的死也改變了妹妹許妍，“有些改變正在她的身上發生，她的耐心比過去多了不少。也許，現在她有機會做另外一個人了”。原著小說的這個結尾悲涼而釋懷，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比之下，電影只是簡單嵌套“戲中戲”，試圖緩沖結尾情深的唐突感。戲中戲里，導演讓扮演護士的女演員強行給喬妍飾演的孕婦打針，企圖令其墮胎。這是一條暗黑的故事走向，可惜這一暗黑線索戛然而止，未能保持到底，鏡頭匆匆閃過，沒有很好地嵌入整體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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