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中，“行走文學”熱潮興起。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阿來，不僅是著名作家，更是行走文學的踐行者。阿來新書《去有風的曠野》呈現了他作為植物學癡迷者和博學者的側面。在阿來筆下，風景不再是人物活動的“背景板”，也是自己深藏的內心世界。
行走對作家、對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
2024年歲末，阿來在北京大學參加“漫談島嶼意象”《我在島嶼讀書》分享活動。結束后，學生意猶未盡，拿著書找阿來簽名、合影、交流。坐在半圓形講堂的階梯頂部，阿來接受記者專訪，分享對文學、島嶼、植物、行走、AI等話題的思考。
新的一年來了，阿來依然會一刻不停地行走、讀書和寫作。
“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交相輝映”
在分享活動現場，阿來對北京大學的學子說，他來這座校園，“來得最多的不是中文系，更多是生物系”。教師會帶著阿來在北大校園各處行走，比如去未名湖畔看植物生長情況。在園子里走遍、看遍，“最后沒有地方去了，他們打開生物標本館，給我看過去采集來的那些巖石，看那些動物和植物標本”。
在讀書綜藝節目中，阿來展現了他對自然的熱愛和熟悉。走在植物繁茂的海島上，阿來非常輕松地說出這些長在熱帶的植物名字，比如黃蟬、鬼針草、蟛蜞菊、四照花等。
拿著聶魯達的《詩歌總集》，阿來感慨，在島嶼讀書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一個模仿人間的圖書館，一個跟城市有關系又有隔離的客觀地理空間。
雖然阿來沒有參與后來的節目，嘉賓依然會在聊天中不經意地提到他，比如在聊到海島上植物叫什么名字的時候。當記者提到這個細節時，阿來笑言：“偶爾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他們會問我植物的問題。”
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教授、北京作家協會主席、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李洱聊起阿來的一段往事：“多年前曾和阿來一起去倫敦的海德公園游覽，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在用單反相機拍各種植物，反復對焦、反復研究，感覺他每走兩步就好像在安第斯山脈走了100米，在不斷打開一個又一個世界。當然，也耽誤了我們很長時間，因為一直在等他。”
評論家李敬澤也稱贊阿來是一個博物學家，他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佩，“有一種凝視和珍惜”。
無論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倉山的云海，還是稻城亞丁的巖石，在阿來的筆下，都不僅是自然風光，更是探討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關系基點。
《去有風的曠野》中，讀者能感覺到，阿來選擇把心交給曠野，去深入每一片土地，去探險，去“解鎖”奇遇。“一個小時走5公里和一個小時飛720公里，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有時候能給人提供一種慰藉，所以我總是要抽時間從河谷地帶的人間社會出去，經過人間，最后到沒有人間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麗會給你安慰。”
阿來對記者說，山川、河流是地理的“骨架”，這上頭生活著不同族群的人，而他的觀察和寫作是想體現“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交相輝映”。他笑言，在作家群體中，自己在研究生物多樣性這方面“還可以”。
除了掌握豐富的植物學知識，戶外技能也必不可少。阿來提到，河流的上游地區大部分都是無人地帶，要徒步、露營等，“需要一點野外生存的能力”。
人人都是島嶼，有些時候需要打開自己
作家莫言曾評價阿來：“如果世界文學是一個百花園的話，那阿來的創作是這個百花園當中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一朵。”
李洱認為，正是因為不斷地行走，才讓以阿來為代表的一類作家，對這個世界永遠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也讓他們的創作題材越來越豐富。
2024年，阿來沒停下腳步。他向記者透露，那些值得分享的故事，讀者都會在書里看到——“我經常走得很多，因為幾乎很難停下來。我寫作讀書，很多時候都是在路上發生的”。
阿來說，行走是中國文學界的傳統，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風景。
他從十幾歲就開始到處行走。“我們一起出發，一直走到山西，回來感覺很好，既強健身體，又開闊眼界。第二年又去山東、安徽、江蘇，一直到浙江……這一走兩年，什么都不管，就是為了走，為了在路上看看不同的風景。所以我也算是個行動派吧！”
他提到自己小說寫到的所有場景，一定是真實看到過的。“我從來沒有自己構想過。寫吃什么飯？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文化習俗？這些都是我在現實中看見的、考察得來的，所以我必須不停行走。”
“如果有一天我停止行走了，我就枯竭了。”
阿來會為了追尋文學的目的地而行走。年輕時，最讓他“把自己打開”的閱讀時刻，是讀到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他讀了幾十遍，有機會就想去走走，看惠特曼去過的地方。
除此之外，阿來一門心思要去聶魯達走過的地方。
智利某大學曾經請阿來去教學，他制訂了20天旅行計劃，思路是拿著一本聶魯達的詩集，在詩集中勾出這些地名。“我要去這些地方，為什么？因為詩人寫到了。許多國家我沒有去過，是因為沒有讀過他們作家的書。”
《我在島嶼讀書3》中，中國和希臘兩種文明“粒子對撞”，東西方文明的相交相融得到了更多具象化的表達。
在阿來看來，五大洋其實正好把大陸分成了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島嶼”，這些島嶼被語言、種族隔絕開來，文化卻用一種互通的力量，讓它們緊密相連。“文化各自具有獨特性，但文明就是全人類共享的成果。所以我們喜歡希臘，喜歡希臘的那片海，也是對那樣一種文明發端的憧憬。”
阿來對記者說，人人都是一個島嶼，有些時候需要“打開”自己，和別人溝通。“尤其寫作的人，應該具有‘隨時變成一座孤島’的能力，但是我們隨時也可以影響另一座島嶼。”
文學家要對世界表現最大的誠意
在2024年尾聲，辭舊迎新的時間節點，阿來回答了一些“熱點”話題，比如文學出海。“文學出海是潤物無聲的，不要操之過急，這是自然發生的。”他認為，當文學自身的品質、自身的氣象都達到較高水準時，自然而然就會吸引海外讀者去閱讀；如果沒有達到相當的水準，“強塞”給別人也達不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阿來覺得，在國內反響很好的文學作品，翻譯到海外，外國讀者自然也能產生興趣，去主動閱讀。海外和國內的文化市場存在一些共同的特性。
近兩年，讀者也會看到阿來出現在當下流行的短視頻平臺、直播間里，比如在“阿來書房”做線上直播課。
阿來說，他并不排斥這些新媒體傳播方式，但自己也不會過問、操心。傳播的事情，就交給專門的團隊去負責。
2024年，人們熱衷于討論人工智能給各行各業帶來的改變。AI會對文藝創作帶來怎樣的影響？
阿來很直率地表示，操心討論“技術的更新迭代帶來什么”沒有必要，因為“該來的要來”。“對于AI，我們唯一需要擔心的是它的進化會不會超出人的控制，除此之外沒什么好說的。”
寫完一本書就立馬奔赴下一本書，一直是阿來的創作狀態。他提到，寫作是一個重新建構“健康的自己”的過程。
“人需要不斷建設自己，變得更加寬廣、豐富一點，也包括更加健康。這個健康不光是指身體，思想、情緒等其實都很重要。我們人是需要某種幸福感，是需要成就的，必須在不同的方向量力而行，做自己。”
在阿來心中，文學家要對世界表現最大的誠意。“希望這個世界好，希望這個世界美。”
過去的一年中，“行走文學”熱潮興起。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阿來，不僅是著名作家，更是行走文學的踐行者。阿來新書《去有風的曠野》呈現了他作為植物學癡迷者和博學者的側面。在阿來筆下，風景不再是人物活動的“背景板”，也是自己深藏的內心世界。
行走對作家、對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
2024年歲末，阿來在北京大學參加“漫談島嶼意象”《我在島嶼讀書》分享活動。結束后，學生意猶未盡，拿著書找阿來簽名、合影、交流。坐在半圓形講堂的階梯頂部，阿來接受記者專訪，分享對文學、島嶼、植物、行走、AI等話題的思考。
新的一年來了，阿來依然會一刻不停地行走、讀書和寫作。
“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交相輝映”
在分享活動現場，阿來對北京大學的學子說，他來這座校園，“來得最多的不是中文系，更多是生物系”。教師會帶著阿來在北大校園各處行走，比如去未名湖畔看植物生長情況。在園子里走遍、看遍，“最后沒有地方去了，他們打開生物標本館，給我看過去采集來的那些巖石，看那些動物和植物標本”。
在讀書綜藝節目中，阿來展現了他對自然的熱愛和熟悉。走在植物繁茂的海島上，阿來非常輕松地說出這些長在熱帶的植物名字，比如黃蟬、鬼針草、蟛蜞菊、四照花等。
拿著聶魯達的《詩歌總集》，阿來感慨，在島嶼讀書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一個模仿人間的圖書館，一個跟城市有關系又有隔離的客觀地理空間。
雖然阿來沒有參與后來的節目，嘉賓依然會在聊天中不經意地提到他，比如在聊到海島上植物叫什么名字的時候。當記者提到這個細節時，阿來笑言：“偶爾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他們會問我植物的問題。”
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教授、北京作家協會主席、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李洱聊起阿來的一段往事：“多年前曾和阿來一起去倫敦的海德公園游覽，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在用單反相機拍各種植物，反復對焦、反復研究，感覺他每走兩步就好像在安第斯山脈走了100米，在不斷打開一個又一個世界。當然，也耽誤了我們很長時間，因為一直在等他。”
評論家李敬澤也稱贊阿來是一個博物學家，他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佩，“有一種凝視和珍惜”。
無論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倉山的云海，還是稻城亞丁的巖石，在阿來的筆下，都不僅是自然風光，更是探討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關系基點。
《去有風的曠野》中，讀者能感覺到，阿來選擇把心交給曠野，去深入每一片土地，去探險，去“解鎖”奇遇。“一個小時走5公里和一個小時飛720公里，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有時候能給人提供一種慰藉，所以我總是要抽時間從河谷地帶的人間社會出去，經過人間，最后到沒有人間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麗會給你安慰。”
阿來對記者說，山川、河流是地理的“骨架”，這上頭生活著不同族群的人，而他的觀察和寫作是想體現“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交相輝映”。他笑言，在作家群體中，自己在研究生物多樣性這方面“還可以”。
除了掌握豐富的植物學知識，戶外技能也必不可少。阿來提到，河流的上游地區大部分都是無人地帶，要徒步、露營等，“需要一點野外生存的能力”。
人人都是島嶼，有些時候需要打開自己
作家莫言曾評價阿來：“如果世界文學是一個百花園的話，那阿來的創作是這個百花園當中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一朵。”
李洱認為，正是因為不斷地行走，才讓以阿來為代表的一類作家，對這個世界永遠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也讓他們的創作題材越來越豐富。
2024年，阿來沒停下腳步。他向記者透露，那些值得分享的故事，讀者都會在書里看到——“我經常走得很多，因為幾乎很難停下來。我寫作讀書，很多時候都是在路上發生的”。
阿來說，行走是中國文學界的傳統，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風景。
他從十幾歲就開始到處行走。“我們一起出發，一直走到山西，回來感覺很好，既強健身體，又開闊眼界。第二年又去山東、安徽、江蘇，一直到浙江……這一走兩年，什么都不管，就是為了走，為了在路上看看不同的風景。所以我也算是個行動派吧！”
他提到自己小說寫到的所有場景，一定是真實看到過的。“我從來沒有自己構想過。寫吃什么飯？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文化習俗？這些都是我在現實中看見的、考察得來的，所以我必須不停行走。”
“如果有一天我停止行走了，我就枯竭了。”
阿來會為了追尋文學的目的地而行走。年輕時，最讓他“把自己打開”的閱讀時刻，是讀到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他讀了幾十遍，有機會就想去走走，看惠特曼去過的地方。
除此之外，阿來一門心思要去聶魯達走過的地方。
智利某大學曾經請阿來去教學，他制訂了20天旅行計劃，思路是拿著一本聶魯達的詩集，在詩集中勾出這些地名。“我要去這些地方，為什么？因為詩人寫到了。許多國家我沒有去過，是因為沒有讀過他們作家的書。”
《我在島嶼讀書3》中，中國和希臘兩種文明“粒子對撞”，東西方文明的相交相融得到了更多具象化的表達。
在阿來看來，五大洋其實正好把大陸分成了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島嶼”，這些島嶼被語言、種族隔絕開來，文化卻用一種互通的力量，讓它們緊密相連。“文化各自具有獨特性，但文明就是全人類共享的成果。所以我們喜歡希臘，喜歡希臘的那片海，也是對那樣一種文明發端的憧憬。”
阿來對記者說，人人都是一個島嶼，有些時候需要“打開”自己，和別人溝通。“尤其寫作的人，應該具有‘隨時變成一座孤島’的能力，但是我們隨時也可以影響另一座島嶼。”
文學家要對世界表現最大的誠意
在2024年尾聲，辭舊迎新的時間節點，阿來回答了一些“熱點”話題，比如文學出海。“文學出海是潤物無聲的，不要操之過急，這是自然發生的。”他認為，當文學自身的品質、自身的氣象都達到較高水準時，自然而然就會吸引海外讀者去閱讀；如果沒有達到相當的水準，“強塞”給別人也達不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阿來覺得，在國內反響很好的文學作品，翻譯到海外，外國讀者自然也能產生興趣，去主動閱讀。海外和國內的文化市場存在一些共同的特性。
近兩年，讀者也會看到阿來出現在當下流行的短視頻平臺、直播間里，比如在“阿來書房”做線上直播課。
阿來說，他并不排斥這些新媒體傳播方式，但自己也不會過問、操心。傳播的事情，就交給專門的團隊去負責。
2024年，人們熱衷于討論人工智能給各行各業帶來的改變。AI會對文藝創作帶來怎樣的影響？
阿來很直率地表示，操心討論“技術的更新迭代帶來什么”沒有必要，因為“該來的要來”。“對于AI，我們唯一需要擔心的是它的進化會不會超出人的控制，除此之外沒什么好說的。”
寫完一本書就立馬奔赴下一本書，一直是阿來的創作狀態。他提到，寫作是一個重新建構“健康的自己”的過程。
“人需要不斷建設自己，變得更加寬廣、豐富一點，也包括更加健康。這個健康不光是指身體，思想、情緒等其實都很重要。我們人是需要某種幸福感，是需要成就的，必須在不同的方向量力而行，做自己。”
在阿來心中，文學家要對世界表現最大的誠意。“希望這個世界好，希望這個世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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