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白塔遍歷興衰

2024-06-20 17:14:51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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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宇宏開壯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圖。夜深石鼎香煙凈，萬里風清明月孤。”

這首贊美白塔（即元代萬安寺白塔，該寺在明代稱妙應寺，俗稱白塔寺，今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171號）的詩，出自明人楊四知。后兩句寫夜宿妙應寺感受，前兩句寫白塔壯觀。

萬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8年后建成，距今近750年，塔高50.9米,占地810平方米,是北京現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遺存，也是我國現存年代最早、體量最大的覆缽式塔，與元大都并稱“金城玉塔”。

元世祖忽必烈獨尊藏傳佛教，他當藩王時，已拜八思巴為師，上位后，封八思巴為國師，統領天下釋教，定“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為國策。

忽必烈親自選定塔址（原址是遼代永安寺遺址，建于壽昌二年，即1006年，后毀于戰火，明代有人誤以為白塔是遼代建筑），以“恒慮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為基，莫如起塔，冀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久長”，特別強調“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雄壯，無以威天下”。

據《元史》，元世祖時，每年佛事“僅百有二”，到元英宗大德七年（1303年），達五百余次。據學者王啟龍鉤沉，已是“凡大婚、出行，凡百興作，無不受戒，亦無不作好事（即法會）。凡祈雨、祈風、止雨、鎮雷、榮星、修疫、超度等，均須番僧佛事祈禱。凡帝后駕崩，佛事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為祀”，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白塔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一朝興亡、成由節儉敗由奢的見證。

忽必烈頗信法術

元朝宗教政策開放，主張兼收并蓄，圣旨稱：“和尚根底寺，也立喬（即也里可溫，基督教徒）大師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觀院，達失蠻（伊斯蘭教徒）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頭兒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騷擾，不揀甚么差發（賦稅徭役），休交出者……我每（們）名字里，交祝壽念經者。”

天主教方濟各會士若望·蒙高維諾于1293年到元大都，忽必烈允其在京建三座教堂，收信徒6000余人，他稱：“第一教堂與第二教堂皆在城內，兩處相距有二邁耳半（邁耳或指英里，2.5邁耳約4公里），蓋汗八里城（即北京，源自突厥語）大，莫與比擬也。”

忽必烈為何后來獨尊藏傳佛教？

從信仰看，藏傳佛教重法術，與薩滿相通。元人信薩滿，“渾厚真淳之氣，粹然古初”，學者李文泰在《喇嘛“斗法”考》中稱：“成吉思汗每有征伐大事，會親自登上不兒罕山（今肯特山）向長生天祈禱求助，如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他不吃不喝在山上進行了三天三夜的祈禱。”

忽必烈頗信法術，馬可·波羅記，元大都的基督徒曾勸忽必烈改信，忽必烈卻說：“汝輩欲我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國之基督教徒蠢無所知，庸碌無用。至若偶像教徒（指藏傳佛教的修煉者）則能為所欲為。我坐于席時，置于中庭之盞滿盛酒漿者，不經人手接觸，可以自來就我飲。天時不正之時，此輩可以使之正，所為靈異甚多，汝輩諒已知之……我若鑄此大錯，此輩不難將我處死。”

此外，從管理看，多教派并重曾造成混亂。

八思巴三歲揚名

談到曾經的混亂，不能不提八思巴，他是對中國文化做出貢獻的杰出人物。

據學者陳慶英的《帝師八思巴傳》，1235年，八思巴生于西藏，本名羅追堅參，屬薩迦款氏家族，伯父薩迦班智達是著名學者，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代首領。

據《薩迦世系史》：“八思巴三歲時，能記誦蓮花修法等，眾人驚異，說：‘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聲遠揚，故通稱其名為八思巴（藏語意為圣童）。八歲時能記誦佛本生經。九歲時，當薩迦班智達舉行預備法會時，八思巴說《喜金剛續第二品》，因其能在法會上說法，大眾驚異，眾學者也拋棄傲慢之心而聽受。”

蒙古滅西夏后，窩闊臺將大部分地區賜給二兒子闊端，闊端手下進軍青藏，“精通教法”的薩迦班智達作為代表，到涼州（今屬甘肅武威）與闊端會盟。1244年，發表《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致烏斯藏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的信》，是捍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文獻。

10歲的八思巴和6歲的弟弟恰那多吉（1239年—1267年）陪薩迦班智達北上，恰那多吉后娶闊端之女墨卡頓公主，受封“白蘭王”。

1251年，蒙哥繼位，拖雷系主導政局，窩闊臺系被壓制。因闊端、薩迦班智達先后去世，本由闊端統領、薩迦班智達執行的體系一分為四，由拖雷系的四位王子統領，即學者董莉英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發展與衰亡》中所說：“由蒙哥汗管理止貢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舉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達垅噶舉派。四位王子分別管轄各個萬戶。”紛爭不斷。

與忽必烈結盟

17歲時，八思巴“學完了法主（指薩迦班智達）所傳授的一切教法……于是將自己的法螺及化緣缽傳給他”。1253年夏，忽必烈率軍至六盤山（今屬寧夏固原），準備轉道藏區攻云南，招八思巴問詢。

據學者魏曙光鉤沉，宋金對峙百年，邊界地區已“嚴重軍事化”，漢人地主招集部曲，據險自守。據拉施特《史集》：“忽必烈遂行，命探進兵南家思（即南宋）諸道路。南家思諸國王知之，乃于諸道路所經之處，絕除糧食。”因蒙哥派牙老瓦赤等人管控財務，忽必烈難施展。

忽必烈想征云南，奪取糧草，讓八思巴沿途征糧，被拒：“地狹民貧，請不要攤派兵差。”忽必烈不快，八思巴請辭：“實無必要來此住坐，請放我們回家吧。”忽必烈賭氣說：“可以回去。”

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立刻出來說：“這樣的僧人實為稀有……請不要讓這些僧人回吐蕃。”《元史》稱察必“性明敏，達于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興有力焉”，是忽必烈奪權的重要幫手。據學者劉青松、劉瑾鉤沉，四怯薛官（元朝的禁衛軍）曾奏請忽必烈，毀京城周圍莊稼牧馬，忽必烈同意，察必立刻責問漢人謀士劉秉忠：“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忽必烈默然，撤銷了決定。

在察必請求下，八思巴同意為二人施密法灌頂儀式，按規定，八思巴須在上座，忽必烈不愿意，又是察必提出折衷意見：“聽法及人少時，上師坐上首，皇子、駙馬、官員、百姓聚會時。恐不能震攝，由皇帝坐上首。”

經察必斡旋，八思巴與忽必烈結盟。

“斗法”戰勝噶瑪拔希

很可能是在八思巴的指點下，忽必烈大軍順利奪取云南，卻未能得到糧草。據魏曙光鉤沉，此次出征還要靠賽典赤（拖雷家臣，對云南開發做出巨大貢獻）暗中資助，不久，蒙哥借口忽必烈患病，解除了他的兵權。

忽必烈進軍云南半路，八思巴返回涼州，不久又入漢地，追隨忽必烈，參與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爭。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府（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舉行的忽里勒臺大會（即諸王大會）上被推為大汗，回京后即任命八思巴為國師。

據學者李文泰鉤沉，八思巴當國師，一因在“斗法”中戰勝噶瑪拔希，二因跟對了忽必烈。

據《西藏王臣記》，噶瑪拔希表演了水遁（即入水不見）、空中飛行、足踐堅石留下足印等，忽必烈稱“確是占了上風”，但八思巴讓取劍來，自剁下胳膊和腿，成五段，加持成五方五佛等，忽必烈及眾臣“看到有砍切肢體時流出的鮮血，產生畏懼，大聲祈請上師收法”。噶瑪拔希落敗后，投奔蒙哥。

八思巴可能采取魔術技巧，忽必烈信以為真，據馬可·波羅記：“大汗在其都城大宮之內，坐于席前。席高八肘，位于廷中。其飲盞相距至少有十步之遠……此輩巫師巫術之精，大汗欲飲酒時，致能作術使飲盞自就汗前，不用人力。此事常見之，見之者不只萬人。”

因相信法術，忽必烈幾次主持佛道爭論，竟“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于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敢試驗”。遂下令：“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為三圣，斯言妄矣……自今以后，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

推薦阿尼哥修白塔

八思巴任國師后，貢獻甚多。

首先是建藏區統一行政體制，嚴守察必當年約定：“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與上師商量不下詔書，其余大小事項因上師心慈，難卻別人之情，不能鎮國，故大師不必過問。”

其次是創八思巴字。蒙古早期無文字，《黑韃事略》稱：“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成吉思汗擒太陽汗塔塔統阿后，讓他傳授用古維吾爾字記蒙語的技巧，當時蒙古也用漢語與金國往來，八思巴則用藏文字母和梵文字母，創蒙古字，可“譯寫一切文字”，后因元朝滅亡而漸廢。

其三是推薦阿尼哥修白塔。

阿尼哥是尼泊爾人，《元史》稱他“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為繪畫妝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阿尼哥到西藏建黃金塔，塔成后，八思巴收他為徒，帶到元大都。忽必烈讓阿尼哥修宋室留下的針灸銅人，竟成功，皇家工匠們驚嘆：“天巧，非人所及也。”此后“凡兩京（大都、上都）寺觀之像。多出其手”。

阿尼哥共建“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宮一”，萬安寺白塔是代表作，忽必烈下詔讓他還俗，派人到尼泊爾給他找妻子，共10妻，有14子女，逝后按尼泊爾風俗，火化后葬在當時的宛平縣香山岡子原，追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

阿尼哥的弟子中，有名塑手劉元（又稱劉鑾），北京劉蘭塑胡同原大慶觀中神像即劉元所塑。

佛事花銷越來越大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圓寂，元世祖賜尊號，竟多達38字。

八思巴參與了滅宋戰爭等，既出謀劃策、推薦人才，又做過具體工作。《拔思發行狀》稱：“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圣臣賢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

遺憾的是，元初尚“以儒術飾治”，后則“名目之多，前所未有”，僅《元史》列出名稱的即30多種，皇帝登基前，要“先受佛戒九次”。

據學者王啟龍的《藏傳佛教對元代經濟的影響》，天歷二年（1329年），“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余匹”，這只是“增多”部分，加上原數，至少是此數的兩倍。大德二年（1298年）國家穩定時，歲入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如此算來，每年佛事花銷超歲入十分之一。這還沒算修佛寺、養信徒等費用。

元初，在八思巴幫助下，健全驛站制度。可后來僧人“往往以赴京為辭，任意來往”，甚至長途販運經商，“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婦”。

各寺廟還暗中經商，“上都、大都在先欽奉圣旨撥賜與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出辦錢物”，本文開篇詩，即楊四知的住店記錄，可見明朝仍如此。正如王啟龍所說：“到了順帝時期，經濟衰頹，國本喪基，國之將亡！”

巍巍白塔留下的教訓，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