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時值中國革命困難重重又孕育著無窮希望的關鍵時刻，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穿過國民黨的防線，來到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實地采訪。1937年10月，他的《紅星照耀中國》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轟動。在這本書中，據埃德加·斯諾記載，他與毛澤東展開過長達十幾個晚上的詳談。其中，論及就讀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經歷，毛澤東提到一個細節，受《民報》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鼓舞，“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歷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
電影《出發》就選取了青年毛澤東這段看似平淡，實則對其本人乃至中國革命影響深遠的經歷。影片以斯諾對毛澤東的提問開場，在后者的回憶中，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和歷史發生現場，展現一代革命領袖在從學堂到社會的人生重要節點，如何百折不撓地“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并立下“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宏偉志向。影片不僅填補了毛澤東傳記電影早期革命生涯的創作空白，對當下青年人追求理想、堅定信念，具有啟發和引導價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時代背景下，也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回到“歷史現場”的類型架構
近年來，《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長津湖》等多部新主流電影，注重營造視聽奇觀的同時，多有借鑒好萊塢西部片、戰爭片、警匪片等不同類型電影的敘述模式，一方面滿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接受語境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觀眾走入影院。電影《出發》同樣借鑒了類型電影，以公路片主人公旅途經歷構成連續事件的序列模式架構全片。
1917年夏，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青年毛澤東與同學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在寧鄉、安化、益陽、沅江等五縣市，深入群眾、考察民情。隨著歷時一個半月游學調研的展開，沿途民生百態令人觸動，毛澤東逐步意識到周圍同學提出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各地軍閥倚仗的武器裝備，以及大多數民眾或逆來順受或尋求神佛庇佑的消極忍受，都不是改變中國落后挨打命運的最終選擇，不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探尋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最終，如影片編劇李濤歌所言“深刻體會了知民心、得人心之關鍵”，并由此開啟了毛澤東個人及中國共產黨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紅色題材電影中的偉人角色，呈現出從形似到神似、年輕化、立體化的趨勢，《出發》遵從了這一創作潮流，并吸取了類型電影青春片的人物塑造方式，即突出人物正向成長弧線，展現青年在認清現實、經歷挫折后，從迷茫到覺醒的成長過程。影片中的毛澤東完全擺脫了套路化、臉譜化的人物造型，既不回避青年人特有的迷茫困惑、年少沖動，也沒有刻意拔高人物的思想認知，而是動態地展現出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化和逐漸成熟；并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框架內，借助人物視角，看到其內心的思考與抉擇，進而喚起觀眾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
電影《出發》的片名（英文名為THE BEGINNING），具有雙重寓意，是毛澤東開啟游學調研的行為，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影片通過通篇方言、大量非職業演員、多處長鏡頭、細致場面調度，以及角色主觀視角、高度還原歷史的美術布景等手法，將主要人物的主觀體驗融入影像敘事，營造出極強的歷史“現場感”。結合歷史階段的特殊性與微觀事件、具體人物命運，邀請觀眾進入歷史情境，進而成為歷史的見證者，感受風云激蕩間蘊含的歷史能動性，和青年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未來領袖的獨特人格魅力、思想深度。
不同層面的“詩意”達成
現實主義歷史觀照之外，《出發》的獨特性還在于這是一部充滿詩意的影片。
“詩意電影”不能歸類于某種敘述模式化的商業類型，電影語言也沒有固定語法或具體風格。此類影片的詩意在于內容與形式既充滿張力又渾然天成的電影質感，精神層面既立足現實又向人類亙古以來的終極問題敞開，以及美學層面既服務主旨表達又有所超脫，同時注重氛圍營造和審美感受的創新探索。電影《出發》故事線索明晰，內容現實指向明確，乍看似乎與常見的人物傳記電影并無二致，然而，一旦進入影片的影像世界，就會從不同層面感受到貫穿全片的詩意。
在考察五縣市的途中，兩個不帶分文的窮學生，為了多見識民情，縱有大道偏向深山行，一路風餐露宿，經歷了饑餓、寒冷、兵患、水患、病痛等諸多磨難。被同學們稱為“毛奇”的毛澤東，果然見識奇、有奇膽、行奇事，敢跟帶槍的村治安隊長硬剛，也敢一把雨傘冒充長槍從馬幫土匪手里救同伴，天作被地為床，笑對風雨不畏險途。所處環境的晦暗和人物精神的明媚形成巨大張力，展現出影片第一層理想勃發的詩意，襯托出青年毛澤東慷慨激昂、壯懷激烈、指點江山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
走出課堂的毛澤東，在社會這所更大的學校里，多次直面身陷困苦的勞苦大眾。從被洪水淹沒失去家園的老鄉到父母被流彈打死的孤兒，一路走來，沿途民眾或流離失所或受盡欺壓，天地蒼茫山河無狀，人如芥子身世飄零。行程最后一站，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孤身一人溯洪流來到洪災并軍閥混戰現場，從他的視點出發，眼前場景不啻人間地獄。現實的慘烈殘酷與自然環境的靜默沉寂形成對比，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亂世之中青年毛澤東對家國慘狀的痛惜、同胞命運的悲憫和對中國社會前景的憂思，構成了影片第二層沉郁悲憤又不失愛國熱情的詩意。
世界影史上的經典詩意電影，如讓·雷諾阿、阿倫·雷乃、赫爾佐格等藝術大師的作品，往往通過表現夢境、囈語、癲狂，探討人在情感、記憶、幻覺背后的深層關切，影片的詩意多體現在電影的敘事結構、氛圍營造和心理探幽方面。而《出發》的第三層詩意則更多借鑒中國民族文化，體現在視聽語言的表達創新上。事實上，這種獨具民族文化特色的電影語言詩意風格探索，正是影片導演劉智海自前作《云霄之上》以來，從探索到自覺的藝術堅守。
影片借助場面調度、色彩、構圖、影像節奏、聲音設計等，賦予山川河流、草木蟲蛇，甚至凋敗的村落、廝殺的戰場飽含情感的靈韻，而這一切又都被內化到整部影片宛若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統一納入愛國青年對破碎家國的憂憤和對天地萬物的悲憫之中。鏡頭里的云霧雨露，水汽氤氳中暈染出畫面的留白，水墨山水般的情境外化了人物華夏兒女的身份立場，而隨著致敬蔣兆和先生《流民圖》的特效長鏡頭，銀幕上橫軸畫卷一位位突顯的主角，則是站立在中華大地苦難深重的普通民眾。
現實滿目瘡痍未來何去何從，由此，青年毛澤東溯本求源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此一種振聾發聵氣貫寰宇的詩意，無疑也得益于影片情境交融的藝術設計。
電影《出發》進行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有益嘗試，可以看出它的青春片、公路片敘述元素，部分借鑒了商業類型電影的敘述模式，而它的敘述技巧、美學風格，又巧妙帶有中國游記小說、傳統文人畫意趣，和豐富多義的影像詩意。《出發》的朦朧復雜難以直接歸類，正是它的突出特質。影片面向東西方優秀文化傳統，繼承中有創新，在藝術追求、技術探索、思想深度、市場考量、社會職責等多方面的兼顧，探索了紅色主題與藝術表達的新路徑，為新主流電影在商業追求外，開辟出美學創新的新賽道。
作者：劉春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936年6月，時值中國革命困難重重又孕育著無窮希望的關鍵時刻，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穿過國民黨的防線，來到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實地采訪。1937年10月，他的《紅星照耀中國》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轟動。在這本書中，據埃德加·斯諾記載，他與毛澤東展開過長達十幾個晚上的詳談。其中，論及就讀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經歷，毛澤東提到一個細節，受《民報》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鼓舞，“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歷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
電影《出發》就選取了青年毛澤東這段看似平淡，實則對其本人乃至中國革命影響深遠的經歷。影片以斯諾對毛澤東的提問開場，在后者的回憶中，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和歷史發生現場，展現一代革命領袖在從學堂到社會的人生重要節點，如何百折不撓地“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并立下“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宏偉志向。影片不僅填補了毛澤東傳記電影早期革命生涯的創作空白，對當下青年人追求理想、堅定信念，具有啟發和引導價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時代背景下，也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回到“歷史現場”的類型架構
近年來，《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長津湖》等多部新主流電影，注重營造視聽奇觀的同時，多有借鑒好萊塢西部片、戰爭片、警匪片等不同類型電影的敘述模式，一方面滿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接受語境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觀眾走入影院。電影《出發》同樣借鑒了類型電影，以公路片主人公旅途經歷構成連續事件的序列模式架構全片。
1917年夏，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青年毛澤東與同學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在寧鄉、安化、益陽、沅江等五縣市，深入群眾、考察民情。隨著歷時一個半月游學調研的展開，沿途民生百態令人觸動，毛澤東逐步意識到周圍同學提出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各地軍閥倚仗的武器裝備，以及大多數民眾或逆來順受或尋求神佛庇佑的消極忍受，都不是改變中國落后挨打命運的最終選擇，不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探尋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最終，如影片編劇李濤歌所言“深刻體會了知民心、得人心之關鍵”，并由此開啟了毛澤東個人及中國共產黨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紅色題材電影中的偉人角色，呈現出從形似到神似、年輕化、立體化的趨勢，《出發》遵從了這一創作潮流，并吸取了類型電影青春片的人物塑造方式，即突出人物正向成長弧線，展現青年在認清現實、經歷挫折后，從迷茫到覺醒的成長過程。影片中的毛澤東完全擺脫了套路化、臉譜化的人物造型，既不回避青年人特有的迷茫困惑、年少沖動，也沒有刻意拔高人物的思想認知，而是動態地展現出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化和逐漸成熟；并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框架內，借助人物視角，看到其內心的思考與抉擇，進而喚起觀眾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
電影《出發》的片名（英文名為THE BEGINNING），具有雙重寓意，是毛澤東開啟游學調研的行為，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影片通過通篇方言、大量非職業演員、多處長鏡頭、細致場面調度，以及角色主觀視角、高度還原歷史的美術布景等手法，將主要人物的主觀體驗融入影像敘事，營造出極強的歷史“現場感”。結合歷史階段的特殊性與微觀事件、具體人物命運，邀請觀眾進入歷史情境，進而成為歷史的見證者，感受風云激蕩間蘊含的歷史能動性，和青年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未來領袖的獨特人格魅力、思想深度。
不同層面的“詩意”達成
現實主義歷史觀照之外，《出發》的獨特性還在于這是一部充滿詩意的影片。
“詩意電影”不能歸類于某種敘述模式化的商業類型，電影語言也沒有固定語法或具體風格。此類影片的詩意在于內容與形式既充滿張力又渾然天成的電影質感，精神層面既立足現實又向人類亙古以來的終極問題敞開，以及美學層面既服務主旨表達又有所超脫，同時注重氛圍營造和審美感受的創新探索。電影《出發》故事線索明晰，內容現實指向明確，乍看似乎與常見的人物傳記電影并無二致，然而，一旦進入影片的影像世界，就會從不同層面感受到貫穿全片的詩意。
在考察五縣市的途中，兩個不帶分文的窮學生，為了多見識民情，縱有大道偏向深山行，一路風餐露宿，經歷了饑餓、寒冷、兵患、水患、病痛等諸多磨難。被同學們稱為“毛奇”的毛澤東，果然見識奇、有奇膽、行奇事，敢跟帶槍的村治安隊長硬剛，也敢一把雨傘冒充長槍從馬幫土匪手里救同伴，天作被地為床，笑對風雨不畏險途。所處環境的晦暗和人物精神的明媚形成巨大張力，展現出影片第一層理想勃發的詩意，襯托出青年毛澤東慷慨激昂、壯懷激烈、指點江山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
走出課堂的毛澤東，在社會這所更大的學校里，多次直面身陷困苦的勞苦大眾。從被洪水淹沒失去家園的老鄉到父母被流彈打死的孤兒，一路走來，沿途民眾或流離失所或受盡欺壓，天地蒼茫山河無狀，人如芥子身世飄零。行程最后一站，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孤身一人溯洪流來到洪災并軍閥混戰現場，從他的視點出發，眼前場景不啻人間地獄。現實的慘烈殘酷與自然環境的靜默沉寂形成對比，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亂世之中青年毛澤東對家國慘狀的痛惜、同胞命運的悲憫和對中國社會前景的憂思，構成了影片第二層沉郁悲憤又不失愛國熱情的詩意。
世界影史上的經典詩意電影，如讓·雷諾阿、阿倫·雷乃、赫爾佐格等藝術大師的作品，往往通過表現夢境、囈語、癲狂，探討人在情感、記憶、幻覺背后的深層關切，影片的詩意多體現在電影的敘事結構、氛圍營造和心理探幽方面。而《出發》的第三層詩意則更多借鑒中國民族文化，體現在視聽語言的表達創新上。事實上，這種獨具民族文化特色的電影語言詩意風格探索，正是影片導演劉智海自前作《云霄之上》以來，從探索到自覺的藝術堅守。
影片借助場面調度、色彩、構圖、影像節奏、聲音設計等，賦予山川河流、草木蟲蛇，甚至凋敗的村落、廝殺的戰場飽含情感的靈韻，而這一切又都被內化到整部影片宛若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統一納入愛國青年對破碎家國的憂憤和對天地萬物的悲憫之中。鏡頭里的云霧雨露，水汽氤氳中暈染出畫面的留白，水墨山水般的情境外化了人物華夏兒女的身份立場，而隨著致敬蔣兆和先生《流民圖》的特效長鏡頭，銀幕上橫軸畫卷一位位突顯的主角，則是站立在中華大地苦難深重的普通民眾。
現實滿目瘡痍未來何去何從，由此，青年毛澤東溯本求源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此一種振聾發聵氣貫寰宇的詩意，無疑也得益于影片情境交融的藝術設計。
電影《出發》進行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有益嘗試，可以看出它的青春片、公路片敘述元素，部分借鑒了商業類型電影的敘述模式，而它的敘述技巧、美學風格，又巧妙帶有中國游記小說、傳統文人畫意趣，和豐富多義的影像詩意。《出發》的朦朧復雜難以直接歸類，正是它的突出特質。影片面向東西方優秀文化傳統，繼承中有創新，在藝術追求、技術探索、思想深度、市場考量、社會職責等多方面的兼顧，探索了紅色主題與藝術表達的新路徑，為新主流電影在商業追求外，開辟出美學創新的新賽道。
作者：劉春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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