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娃娃》票房一路飆升，片中女主貼在男主耳邊念經般的“愛馬仕kelly橙色荔枝紋”迅速成為全劇爆梗，同名話題也沖上了熱搜。可誰能想到時尚的盡頭是傳統，好看又實用的包包，我們祖先早就用上啦。
商周春秋
古早版“國民包” 居然還分男女款
《詩經·大雅·公劉》中有這樣一句詩：“廼（nǎi）裹餱糧，于橐（tuó）于囊。”描述的是公劉在出發前做準備，率領眾人將豐收的糧食制成干糧，大包小包都裝得滿滿當當。可見有關于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不過向來講究的古人在那時將大包稱之為“囊”，而小包則被喚作“橐”。
詩中的“囊”是為了裝干糧，古人心想：“既然囊可以用來裝干糧，那我隨身的鑰匙、手巾、印章以及憑證異類的物件也能裝！”畢竟袖口腰間放一堆小東西不僅行走不方便，而且鼓鼓囊囊的看起來也不夠瀟灑，于是他們就研發出了“佩囊”。這個“佩囊”通常是被掛在腰間，不過它還可以手提，或肩背，所以也被稱為“持囊”或稱“挈囊”。
作為“國民包”，佩囊的材質與款式也在不斷升級換代。至春秋戰國時期，佩囊易名為“鞶（pán）囊”。據《禮記正義》卷二八《內則》中記載：“男鞶革,女鞶絲。”由此可知升級版的“國民包”居然已分男女款，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而女款的則是用絲制。
新疆鄯善蘇巴什古墓出土過一件春秋戰國時期的鞶囊遺物。這件鞶囊通體為純羊皮，豎置，高6.7cm，寬3.7cm，囊口敞開式，兩端有提帶，由纖細的皮條縫綴，造型簡潔大方。即使是用現代人的審美來看，也是一件時尚單品。
而說起絲制的鞶囊，那就不得不提史上最顛“箱包設計師”董卓。據《后漢書》載，董卓作亂，從洛陽遷都長安，由于行李袋不夠用，他居然大手一揮，指著國家圖書館里收藏的絲帛書籍說道：“將它們都給拆出來，大的做成帷帳車蓋，小的做成佩囊！”
漢代
獸頭腰包，新款限定，有價無市
漢代時期，鞶囊已成為包中的經典款，幾乎人手一個。為了走在時尚的最前列，皇家開了一個新品發布會，推出了新款限定包“綬囊”。
“綬囊”的設計靈感來源于朝廷官員衣袍上佩掛的“組綬”。“組”是官印上的一條帶子，“綬”是一種長條形的絲質帶子，用來蓋住裝印的囊，通常被系在腹前或是腰側。朝廷以“綬”的色號來區分官員職位的高低，由此在官員的腰間出現了一種盛綬的口袋，也就是這個新款限定包“綬囊”。
綬囊的正面通常有獸頭圖案，其中以虎頭居多，整體造型為方形，四角略圓，周邊還會加點小裝飾，看起來相當于現代人的公文包。不過它又沒公文包那么嚴肅，日常被系在前腹或腰間，看起來居然還有點現代運動腰包的感覺。可運動腰包又沒它精致，畢竟綬囊僅是材質就可以細分為金縷、金銀縷、銀縷、彩縷等多種。
作為皇家發布的新款限定包，綬囊自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當時的社會，要想知道一個人是否有官爵加身，就看他腰間的綬囊上是否繡有“獸圖”。當然，想要得到這個限定款新包，也很不容易，主要靠皇帝賞賜。東漢史學家班固曾受賜虎頭綬囊一雙，他高興得不行，還專門給當時的權臣竇憲寫了封信：“固于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在《東觀漢記》中也有類似記載：“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一。”
綬囊一直流行到魏晉南北朝，只不過包上的圖案不再拘泥于獸頭，獸爪也成為了流行元素。北朝時期的官員就常將一種被稱為“獸爪囊”的佩囊佩掛于腰間，專門用來盛放印綬，時人將它簡稱為“獸爪”或“爪”。
不過綬囊雖然是一種公文包，但它卻不是男性的專屬。與此相對應的，還有一種“獸頭囊”，即在囊袋上織有獸頭紋樣的佩囊，是隋朝良娣以下命婦的專用佩囊。在山東沂南的一漢墓畫像石上，就能看到一古人腰間垂掛著一個做工精致，繡有花邊的虎頭紋樣的佩囊。
唐代
出差官職不夠，借包來湊
唐代以后，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古人對包的需求開始精細化，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發布，它就是“魚袋”。
“魚袋”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來收納“魚符”，而所謂“魚符”多用木頭或金屬制成，因為外形像魚而得名。魚符有兩片，分別刻有“合”“同”二字，里面詳細地刻著官員的形式、官位、任職何地以及俸祿等情況，這樣便于官員被皇帝宣召入宮時，驗明身份，防止欺詐現象。從這里可以看出，魚符相當于現代人的居民身份證，而魚袋則是一種卡包。
只不過，這種卡包在唐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佩戴。據《新唐書·輿服志》記載：“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最高檔次的包居然是用黃金裝飾。若是職位低的小官，想要到“國外”出趟差，還得去找大官借個紫色的“金魚袋”來撐場子，這個行為在當時被稱為“借紫”。至武則天授元年間，她直接下令將“魚符”換成“龜符”，于是魚袋也就換成了“龜袋”。
此外，唐代與身份地位相關的包還有“笏袋”和“算袋”。“笏袋”是用來裝笏的袋子。據史料記載，在唐玄宗時期，丞相張九齡年事已高，若是將笏放在身后，然后再騎乘很困難，于是他就命人制作了一個裝笏的布袋子，讓隨從拿著隨行。誰想這個笏袋一出，居然成為了官員上班的“網紅包”，很多官員都入手一個。而“算袋”，是官員們用來存放墨、硯、計算用具的袋子，類似現代人的補習袋，不過要有一定品級的官員才能佩戴這種算袋。到了唐玄宗年間，這種算袋不再具有實用性，而是用來作為腰間的一種點綴，只有重要場合時，文職官員才會佩戴。
作為唐代的女性，怎么會放棄“‘包’治百病”的機會？雖說唐代最有名的包是魚袋，但從目前出土的筆畫石刻以及陶俑來看，唐代女性對包那是相當有想法。如敦煌第十七窟北壁西側壁畫晚唐近事女掛在樹杈上的挎包，通體無任何裝飾，只在搭扣處加以點綴，“外縫線”的款式看著就非常時尚；又如西安博物院藏的唐朝胡人背包俑，挎包的外形或方形，或扇形、無論是款式還是裁剪，絲毫不遜于現代人的國際大牌包。
宋代
招文袋，連“鬼”都得配一個
到了清雅的宋代，士大夫以及讀書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而是將充滿文藝氣息的“招文袋”作為穿搭的標配。“招文袋”又被稱為“昭文袋”或“照袋”，民間則稱“刀筆囊”。
據明陳繼儒《眉公記》載：“從三四蒼頭，攜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鳥皮為之，四方，有蓋并攀，五代士人多用之。”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用來裝書本文具的包，多用皮革制成，相當于現代人的書包或是補習袋。
而《金史·輿服志》又記載道：“書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市民之服無別……遂定懸書袋之制。……并黃皮為之，各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并與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于便服，違者所司糾之。”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掛在腰上的，官員們退朝后要將書袋掛在便服上。宋明時期的招文袋多為橫向方形，大小不一，包上有蓋子，并且用襻扣固定，包上有背帶，可以斜挎在肩上。
目前招文袋并沒有出土文物，但很多古畫中都曾出現了它的身影。如宋代李公麟《白描十六羅漢渡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非常精致，在包蓋處還做了些類似祥云的波浪狀設計。而從宋代畫家方椿年所作《仙人過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更像是布帛制成，包的翻蓋處還有一個小小的包掛，可見招文袋的制作材質也很多樣。宋末元初畫家龔開《中山出游圖》更搞笑，連畫中的鬼都給配了一個可斜挎的招文袋，半橢圓的外形，包的剪裁設計還很簡約大方。
招文袋如此盛行，大概是因為它設計簡單，不拘泥于材質，也沒有過多的鑲綴，款式又很利落，實用性很強，像極了現代文藝青年們的帆布包。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不背上一個招文袋，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文化人。
明清
鏈條包已誕生 比西方早五百多年
招文袋是古代讀書人的專屬，那“褡褳”自然就是普通勞動人民和小商販的心頭好。“褡褳”追求的是自然隨性與實用，它多以藤、草、麻等材料結網成袋，與現代人的草編包、網織包極為相像。褡褳分為兩層袋子，使用的時候從中間對折，搭在胳膊上，所以它還有一個名字叫“褡膊”。
在明清時期，褡褳非常流行，商人或賬房先生外出時，總是把它搭在肩上，這樣可以將兩只手解放出來干活。同時，它也是禮物中的“尖貨”，因為褡褳的兩個口袋均用來盛放錢幣，古人就借“袋”的發音，取“代代有錢”的吉祥之意，來表示祝福。
褡褳也受貴族婦女的喜愛，在福建福州宋黃昇墓中出土過一個小型的褡褳，系于尸體袍內腰間，全形似兩個對稱的扇狀帶相連，呈銀錠式，可以合并或展開。可見，褡褳不僅可以搭在肩上，也可以系在腰間。
除了褡褳外，商品經濟繁榮的明清時期，由于新生事物的誕生，也出現了一些特定的包，如專門用來裝扇子的扇囊。明清時期的文人墨客喜歡在折扇上題詩作畫，為了保護好折扇，不讓折扇上的字跡模糊，古人就制作了一種絲綢的扇囊。作妖的古人想要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審美情趣，當然不會放過在扇囊上繡有花紋。古人將扇囊系在腰間時，不仔細看都會以為是個裝飾物，壓根就沒有包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鏈條包的祖宗在中國。2019年南京江寧將軍山明沐斌繼室梅氏墓出土了一件金鑲寶嘎烏式佩件，看著與現代的迷你鏈條包類似。它的外形只有巴掌大小，但花紋極為精致，正面是六瓣蓮花如意云紋，鑲嵌著紅藍寶石綠松石，背面是梵文，具有很濃的佛教氣息。這件金鑲寶嘎烏式佩件極有可能是藏經匣，或是護身小窖，背起來剛好到腰部位置，看起來時尚又貴氣。
此外，現代人所熟悉的荷包也在明清時期流行起來。尤其到了清代，服裝納入了滿族服飾的特點，官服中必須佩戴荷包。每年過年，皇帝還將裝有金銀珠寶的“歲歲平安”荷包作為年終獎賞賜給朝廷大臣們，而民間少女們也在等著將自己親自縫制的荷包送給心上人。
縱觀包的發展歷史，現代人不得不再次感慨：時尚的盡頭是傳統。
電影《抓娃娃》票房一路飆升，片中女主貼在男主耳邊念經般的“愛馬仕kelly橙色荔枝紋”迅速成為全劇爆梗，同名話題也沖上了熱搜。可誰能想到時尚的盡頭是傳統，好看又實用的包包，我們祖先早就用上啦。
商周春秋
古早版“國民包” 居然還分男女款
《詩經·大雅·公劉》中有這樣一句詩：“廼（nǎi）裹餱糧，于橐（tuó）于囊。”描述的是公劉在出發前做準備，率領眾人將豐收的糧食制成干糧，大包小包都裝得滿滿當當。可見有關于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不過向來講究的古人在那時將大包稱之為“囊”，而小包則被喚作“橐”。
詩中的“囊”是為了裝干糧，古人心想：“既然囊可以用來裝干糧，那我隨身的鑰匙、手巾、印章以及憑證異類的物件也能裝！”畢竟袖口腰間放一堆小東西不僅行走不方便，而且鼓鼓囊囊的看起來也不夠瀟灑，于是他們就研發出了“佩囊”。這個“佩囊”通常是被掛在腰間，不過它還可以手提，或肩背，所以也被稱為“持囊”或稱“挈囊”。
作為“國民包”，佩囊的材質與款式也在不斷升級換代。至春秋戰國時期，佩囊易名為“鞶（pán）囊”。據《禮記正義》卷二八《內則》中記載：“男鞶革,女鞶絲。”由此可知升級版的“國民包”居然已分男女款，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而女款的則是用絲制。
新疆鄯善蘇巴什古墓出土過一件春秋戰國時期的鞶囊遺物。這件鞶囊通體為純羊皮，豎置，高6.7cm，寬3.7cm，囊口敞開式，兩端有提帶，由纖細的皮條縫綴，造型簡潔大方。即使是用現代人的審美來看，也是一件時尚單品。
而說起絲制的鞶囊，那就不得不提史上最顛“箱包設計師”董卓。據《后漢書》載，董卓作亂，從洛陽遷都長安，由于行李袋不夠用，他居然大手一揮，指著國家圖書館里收藏的絲帛書籍說道：“將它們都給拆出來，大的做成帷帳車蓋，小的做成佩囊！”
漢代
獸頭腰包，新款限定，有價無市
漢代時期，鞶囊已成為包中的經典款，幾乎人手一個。為了走在時尚的最前列，皇家開了一個新品發布會，推出了新款限定包“綬囊”。
“綬囊”的設計靈感來源于朝廷官員衣袍上佩掛的“組綬”。“組”是官印上的一條帶子，“綬”是一種長條形的絲質帶子，用來蓋住裝印的囊，通常被系在腹前或是腰側。朝廷以“綬”的色號來區分官員職位的高低，由此在官員的腰間出現了一種盛綬的口袋，也就是這個新款限定包“綬囊”。
綬囊的正面通常有獸頭圖案，其中以虎頭居多，整體造型為方形，四角略圓，周邊還會加點小裝飾，看起來相當于現代人的公文包。不過它又沒公文包那么嚴肅，日常被系在前腹或腰間，看起來居然還有點現代運動腰包的感覺。可運動腰包又沒它精致，畢竟綬囊僅是材質就可以細分為金縷、金銀縷、銀縷、彩縷等多種。
作為皇家發布的新款限定包，綬囊自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當時的社會，要想知道一個人是否有官爵加身，就看他腰間的綬囊上是否繡有“獸圖”。當然，想要得到這個限定款新包，也很不容易，主要靠皇帝賞賜。東漢史學家班固曾受賜虎頭綬囊一雙，他高興得不行，還專門給當時的權臣竇憲寫了封信：“固于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在《東觀漢記》中也有類似記載：“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一。”
綬囊一直流行到魏晉南北朝，只不過包上的圖案不再拘泥于獸頭，獸爪也成為了流行元素。北朝時期的官員就常將一種被稱為“獸爪囊”的佩囊佩掛于腰間，專門用來盛放印綬，時人將它簡稱為“獸爪”或“爪”。
不過綬囊雖然是一種公文包，但它卻不是男性的專屬。與此相對應的，還有一種“獸頭囊”，即在囊袋上織有獸頭紋樣的佩囊，是隋朝良娣以下命婦的專用佩囊。在山東沂南的一漢墓畫像石上，就能看到一古人腰間垂掛著一個做工精致，繡有花邊的虎頭紋樣的佩囊。
唐代
出差官職不夠，借包來湊
唐代以后，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古人對包的需求開始精細化，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發布，它就是“魚袋”。
“魚袋”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來收納“魚符”，而所謂“魚符”多用木頭或金屬制成，因為外形像魚而得名。魚符有兩片，分別刻有“合”“同”二字，里面詳細地刻著官員的形式、官位、任職何地以及俸祿等情況，這樣便于官員被皇帝宣召入宮時，驗明身份，防止欺詐現象。從這里可以看出，魚符相當于現代人的居民身份證，而魚袋則是一種卡包。
只不過，這種卡包在唐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佩戴。據《新唐書·輿服志》記載：“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最高檔次的包居然是用黃金裝飾。若是職位低的小官，想要到“國外”出趟差，還得去找大官借個紫色的“金魚袋”來撐場子，這個行為在當時被稱為“借紫”。至武則天授元年間，她直接下令將“魚符”換成“龜符”，于是魚袋也就換成了“龜袋”。
此外，唐代與身份地位相關的包還有“笏袋”和“算袋”。“笏袋”是用來裝笏的袋子。據史料記載，在唐玄宗時期，丞相張九齡年事已高，若是將笏放在身后，然后再騎乘很困難，于是他就命人制作了一個裝笏的布袋子，讓隨從拿著隨行。誰想這個笏袋一出，居然成為了官員上班的“網紅包”，很多官員都入手一個。而“算袋”，是官員們用來存放墨、硯、計算用具的袋子，類似現代人的補習袋，不過要有一定品級的官員才能佩戴這種算袋。到了唐玄宗年間，這種算袋不再具有實用性，而是用來作為腰間的一種點綴，只有重要場合時，文職官員才會佩戴。
作為唐代的女性，怎么會放棄“‘包’治百病”的機會？雖說唐代最有名的包是魚袋，但從目前出土的筆畫石刻以及陶俑來看，唐代女性對包那是相當有想法。如敦煌第十七窟北壁西側壁畫晚唐近事女掛在樹杈上的挎包，通體無任何裝飾，只在搭扣處加以點綴，“外縫線”的款式看著就非常時尚；又如西安博物院藏的唐朝胡人背包俑，挎包的外形或方形，或扇形、無論是款式還是裁剪，絲毫不遜于現代人的國際大牌包。
宋代
招文袋，連“鬼”都得配一個
到了清雅的宋代，士大夫以及讀書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而是將充滿文藝氣息的“招文袋”作為穿搭的標配。“招文袋”又被稱為“昭文袋”或“照袋”，民間則稱“刀筆囊”。
據明陳繼儒《眉公記》載：“從三四蒼頭，攜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鳥皮為之，四方，有蓋并攀，五代士人多用之。”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用來裝書本文具的包，多用皮革制成，相當于現代人的書包或是補習袋。
而《金史·輿服志》又記載道：“書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市民之服無別……遂定懸書袋之制。……并黃皮為之，各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并與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于便服，違者所司糾之。”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掛在腰上的，官員們退朝后要將書袋掛在便服上。宋明時期的招文袋多為橫向方形，大小不一，包上有蓋子，并且用襻扣固定，包上有背帶，可以斜挎在肩上。
目前招文袋并沒有出土文物，但很多古畫中都曾出現了它的身影。如宋代李公麟《白描十六羅漢渡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非常精致，在包蓋處還做了些類似祥云的波浪狀設計。而從宋代畫家方椿年所作《仙人過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更像是布帛制成，包的翻蓋處還有一個小小的包掛，可見招文袋的制作材質也很多樣。宋末元初畫家龔開《中山出游圖》更搞笑，連畫中的鬼都給配了一個可斜挎的招文袋，半橢圓的外形，包的剪裁設計還很簡約大方。
招文袋如此盛行，大概是因為它設計簡單，不拘泥于材質，也沒有過多的鑲綴，款式又很利落，實用性很強，像極了現代文藝青年們的帆布包。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不背上一個招文袋，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文化人。
明清
鏈條包已誕生 比西方早五百多年
招文袋是古代讀書人的專屬，那“褡褳”自然就是普通勞動人民和小商販的心頭好。“褡褳”追求的是自然隨性與實用，它多以藤、草、麻等材料結網成袋，與現代人的草編包、網織包極為相像。褡褳分為兩層袋子，使用的時候從中間對折，搭在胳膊上，所以它還有一個名字叫“褡膊”。
在明清時期，褡褳非常流行，商人或賬房先生外出時，總是把它搭在肩上，這樣可以將兩只手解放出來干活。同時，它也是禮物中的“尖貨”，因為褡褳的兩個口袋均用來盛放錢幣，古人就借“袋”的發音，取“代代有錢”的吉祥之意，來表示祝福。
褡褳也受貴族婦女的喜愛，在福建福州宋黃昇墓中出土過一個小型的褡褳，系于尸體袍內腰間，全形似兩個對稱的扇狀帶相連，呈銀錠式，可以合并或展開。可見，褡褳不僅可以搭在肩上，也可以系在腰間。
除了褡褳外，商品經濟繁榮的明清時期，由于新生事物的誕生，也出現了一些特定的包，如專門用來裝扇子的扇囊。明清時期的文人墨客喜歡在折扇上題詩作畫，為了保護好折扇，不讓折扇上的字跡模糊，古人就制作了一種絲綢的扇囊。作妖的古人想要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審美情趣，當然不會放過在扇囊上繡有花紋。古人將扇囊系在腰間時，不仔細看都會以為是個裝飾物，壓根就沒有包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鏈條包的祖宗在中國。2019年南京江寧將軍山明沐斌繼室梅氏墓出土了一件金鑲寶嘎烏式佩件，看著與現代的迷你鏈條包類似。它的外形只有巴掌大小，但花紋極為精致，正面是六瓣蓮花如意云紋，鑲嵌著紅藍寶石綠松石，背面是梵文，具有很濃的佛教氣息。這件金鑲寶嘎烏式佩件極有可能是藏經匣，或是護身小窖，背起來剛好到腰部位置，看起來時尚又貴氣。
此外，現代人所熟悉的荷包也在明清時期流行起來。尤其到了清代，服裝納入了滿族服飾的特點，官服中必須佩戴荷包。每年過年，皇帝還將裝有金銀珠寶的“歲歲平安”荷包作為年終獎賞賜給朝廷大臣們，而民間少女們也在等著將自己親自縫制的荷包送給心上人。
縱觀包的發展歷史，現代人不得不再次感慨：時尚的盡頭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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