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始建于春秋時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并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大運河流淌千年，見證了歷史的變遷，也承載著無數(shù)人的記憶。
在徐則臣的記憶中，京杭大運河反映了城市的變遷，也體現(xiàn)了人文歷史，他也講述了關(guān)于大運河的文化記憶。本文摘自《流淌于時間之上：文化名家走讀大運河》。
“自己不能拿主張”
關(guān)于京杭大運河的常識中，頗費思量的問題之一，大概是運河的流向。北京與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還是從南往北走？照中國地勢，北高南低，水理當由北向南；若按中國水資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國，多者濟寡，運河應(yīng)該自南而北。事實上都不是。京杭大運河是條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區(qū)別，就是以合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與長都聽大自然的，源頭在哪里，它就從哪里出發(fā)，目的地在何處，它最終就歸附何處。從上游到下游，起承轉(zhuǎn)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體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單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橫貫中國東西的五大水系，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因為中國地勢北高南低同時西高東低，它們的整體流向只能是自西向東。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所以飛流直下三千尺，唯見長江天際流；所以無邊落木蕭蕭下，人生長恨水長東。
京杭大運河沒法這么快意決絕，它沒有源頭，或者說沒有固定的水源。運河者，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臉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來，所以它的流向取決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張。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從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運河整體而言，其流向既非從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時候東西兩向也會變化，門前流水尚能西，在運河沿線真不是傳說。
那么，作為京杭大運河最北一段，也就是從天津至北京的北運河，是從南往北流，還是從北向南流？
當年漕船過天津往北京行進，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見自然是面“上”；地勢也是“上”，燕山山脈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確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謂之上行。當年一眾漕丁遠遠看見通州的燃燈塔，心下甚是歡喜，幾個月風雨兼程的苦旅終于熬到頭了，但手下和腳底卻不敢放松半毫。運河水量堪憂，又是逆流，劃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勁兒，岸上的纖夫也得繃緊繩——由此可知，大運河在北京和天津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的水源從哪里來？事實上，大運河并非到了北京邊上的通州就算結(jié)束了，北京城內(nèi)還有復(fù)雜水系。這些水又從哪里來？
千難萬險費盡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確相當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領(lǐng)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規(guī)劃運河山東段，開鑿疏通河道，同時將隋唐運河裁彎取直，如此一來，運河自杭州至通州，縮短了900公里。運河行船，順順當當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當然是個大數(shù)。關(guān)鍵是，時日遷延，河道廢弛，天災(zāi)人禍頻仍，隋唐運河北行越發(fā)步履維艱，郭守敬的規(guī)劃疏通對北中國的運河就有了再生之意義。漕船帆漲滿，至通州卸下漕糧，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糧和沿著運河遠道而來的貨物都要先堆積在通州，一點點經(jīng)由陸路運到京城。大都的居民過百萬，做皇帝的、當大臣的、居后宮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雜的，吃穿用度所需不會少，還有宮殿要建、民房要修，磚瓦木料也靠運河從南方運過來，張家灣碼頭各類物資肯定積壓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車載馬拉時代，這個路程不能算短，螞蟻搬家一樣往皇城里運，看著確實讓人著急。忽必烈就煩了，再召郭守敬上殿，還得再想辦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掛上陣，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運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開鑿從通州至大都積水潭的通惠河。這“最后一公里”是從整個京杭大運河來說的，若單從北京自身論，謂之“最初一公里”也說得通，因為這一段運河涉及整個北京城的水源。
最早使用“海拔”的概念
歷史學家談起北京過去的水資源，似乎普遍樂觀。但無論哪個朝代、雨水有多豐沛，參照真正的水草豐美之地，北京都是個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時代，同樣如此，所以我們的大科學家費盡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為源頭的輝煌不過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廢，后來明代修十三陵，擔心白浮泉等陵地龍脈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宮”，棄之不用。但當年郭守敬一眾背負干糧和各種測繪工具，在多日田野調(diào)查之后見到白浮泉時，它的水勢之豐沛想來是喜人的，否則郭守敬也不會斷然決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將“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測量學，早年在治理西夏黃河時，他已經(jīng)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經(jīng)驗，比西方同類的大地測量早620年。
北京地勢北高南低、西高東低，讓白浮泉水直奔東南大都當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兩河當?shù)溃液庸鹊拖拢槐紪|南就被它們帶跑了。羊入虎口當然不行，郭守敬攔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東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過這高是暫時的，經(jīng)過測量，郭守敬發(fā)現(xiàn)白浮泉地勢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約15米，有落差在，水自會尋找前路，往低處流。西引之后再往東南折。這一路他也有規(guī)劃，沿途可以招兵買馬，白浮泉只是個源頭，是個引子，只此一泉是難堪大任的。《元一統(tǒng)志》載：“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畝泉、西來馬眼泉、侯家莊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溫湯、龍泉、冷水泉、玉泉諸水畢合。”諸水匯聚方可成事，它們一起流入甕山泊，再“至西水門入都城”。這一路地勢西高東低，引水渠東水西流，局部逆勢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時人看來，那的確堪稱神奇，所以當時有人感嘆：“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曉。”
甕山泊的水繼續(xù)東流，匯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積水潭，積水潭由此確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斷，從通州到積水潭的運河開鑿成為可能。郭守敬根據(jù)地形地貌的變化和水位落差，沿線有針對性地建設(shè)閘壩和斗門，及時解決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條件。史料載，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從上都（今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回到大都，路過積水潭，但見積水潭上“舳艫敝（蔽）水”，龍顏大悅，賜名京杭大運河的這“最后一公里”為“通惠河”。至此，生產(chǎn)、生活和建筑的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進入大都腹地。京杭大運河終成矣。
石頭上開出的時光通道
通惠河的開鑿在當年無疑是劃時代的壯舉，但滄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寫長篇小說《北上》時，我曾請專家做向?qū)В宦分v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點處，我們沿著河邊漫步，河水零落，的確難以想象當年帆檣接踵的繁華。繞過一座橋，走到對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條與通惠河平行的馬路，專家指著腳下的大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說：“這才是當年的通惠河。”我悚然一驚。不僅是因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遠，更是感嘆千百年里曾有的滄桑巨變。置身那個時代，一切都平淡無奇，而時移世易，點滴的變化也會被時空放大，成為難以還原的驚天之變。
當然不變的也有，比如燃燈塔和張家灣的通運橋。在北運河與通惠河的交匯處，一塔一橋堪稱標志。當年的漕船沿河北上，遠遠看見燃燈塔，一顆心徹底放下來，這一趟天涯苦旅終于可以結(jié)束了。
在今天迅速生長的樓群里，灰突突的燃燈塔身陷重圍，再沿運河北上，你用高倍望遠鏡也很難發(fā)現(xiàn)它身在何處。但在漕運時代，它是整個通州的制高點。56米的燃燈塔始建于1500年前的北周，又稱燃燈佛舍利塔，為八角十三級密檐式實心磚塔，須彌座雙束腰。作為當年通州古城的標志，與臨清舍利寶塔、杭州六和塔、揚州文峰塔并稱“運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燃燈塔歷經(jīng)多次重建和修繕，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不是燃燈塔變矮了，而是樓房畸形地更高了。漕運時代結(jié)束后，觀看燃燈塔必須換一種方式，那就是走到它近前。圍著塔基轉(zhuǎn)幾圈，抬頭再看，我知道，此刻感受到的它的雄渾偉岸，跟700多年前郭守敬感受到的毫無二致。
沿空曠荒蕪的運河河道繼續(xù)南行，很快到張家灣的古城門。
從一條寬闊的巷子走出去，正對著通運橋和張家灣的老城門。青磚條石一碼到頂，保存得相當完好。據(jù)說城門跟曹雪芹頗有些關(guān)系。一說曹家在張家灣開過兩家當鋪；另一說，曹雪芹曾在城門旁邊的表親家借居，總之他沒少出入這城門。《紅樓夢》里寫到林黛玉進北京，曹雪芹就讓黛玉在張家灣上的岸。
因為橫跨蕭太后河，通運橋俗稱蕭太后橋。蕭太后河在這個炎熱的中午也十分地不景氣，涓涓細流；河里的水草和苔蘚是黑的，所以也辨不清穿過水草和苔蘚的細流是不是黑的。蕭太后是遼國的太后，聽名字就知道此河來頭甚大。可見宋遼之爭時，這條河曾流淌在遼國的大地上。通運橋初建是木橋，明神宗時易木為石，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賜名“通運”。清咸豐元年（1851年）稍事修葺，主體仍是萬歷時的“通運”。蕭太后河開鑿時目的明確，即運送兵糧，兵車過后，因為靠近北運河，自然成了貨物轉(zhuǎn)運的通道。
通運橋南北向，長十三丈，寬三丈，兩邊設(shè)青砂巖石欄，橋兩邊各有雕獅望柱二十二根。鋪設(shè)橋面的大長條石，當是建橋時的原配。一塊塊花崗巖沉穩(wěn)寬厚，在太陽下發(fā)著包漿的白光。每一塊石條上都摞滿深陷的車轍印，石頭凹陷下一道道車輪寬的槽坑。木輪車年代，南來北往的車輪包裹了鐵皮，在石頭上來來回回碾壓。先是一道白痕，一年過去，石頭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復(fù)。三百多年里，無數(shù)的車輪逐漸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車轍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頭上開出一條條時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鑿出一條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一座城在致敬一個人
理解京杭大運河，通常會局限在運輸功能上。沒錯，千里長河一旦開，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斷運抵京城。漕糧之外，海量的物資也沿這條黃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補給了北方的貧乏與荒疏，這是看得見的功能。還有看不見的，看不見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達、國家意志的落實、民族認同感的建構(gòu)、不同地域間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運行在這條堪稱整個封建時代的高速公路上。盡管這是后話，但要追溯起來，無論如何我們都繞不開一個郭守敬。
郭守敬想必也不會預(yù)料到，他與一座城、一條河、一個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會以一座紀念館的形式被高舉在積水潭邊。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個人，甚至不只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個國家在向他表達敬意。
京杭大運河始建于春秋時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并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大運河流淌千年，見證了歷史的變遷，也承載著無數(shù)人的記憶。
在徐則臣的記憶中，京杭大運河反映了城市的變遷，也體現(xiàn)了人文歷史，他也講述了關(guān)于大運河的文化記憶。本文摘自《流淌于時間之上：文化名家走讀大運河》。
“自己不能拿主張”
關(guān)于京杭大運河的常識中，頗費思量的問題之一，大概是運河的流向。北京與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還是從南往北走？照中國地勢，北高南低，水理當由北向南；若按中國水資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國，多者濟寡，運河應(yīng)該自南而北。事實上都不是。京杭大運河是條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區(qū)別，就是以合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與長都聽大自然的，源頭在哪里，它就從哪里出發(fā)，目的地在何處，它最終就歸附何處。從上游到下游，起承轉(zhuǎn)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體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單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橫貫中國東西的五大水系，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因為中國地勢北高南低同時西高東低，它們的整體流向只能是自西向東。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所以飛流直下三千尺，唯見長江天際流；所以無邊落木蕭蕭下，人生長恨水長東。
京杭大運河沒法這么快意決絕，它沒有源頭，或者說沒有固定的水源。運河者，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臉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來，所以它的流向取決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張。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從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運河整體而言，其流向既非從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時候東西兩向也會變化，門前流水尚能西，在運河沿線真不是傳說。
那么，作為京杭大運河最北一段，也就是從天津至北京的北運河，是從南往北流，還是從北向南流？
當年漕船過天津往北京行進，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見自然是面“上”；地勢也是“上”，燕山山脈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確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謂之上行。當年一眾漕丁遠遠看見通州的燃燈塔，心下甚是歡喜，幾個月風雨兼程的苦旅終于熬到頭了，但手下和腳底卻不敢放松半毫。運河水量堪憂，又是逆流，劃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勁兒，岸上的纖夫也得繃緊繩——由此可知，大運河在北京和天津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的水源從哪里來？事實上，大運河并非到了北京邊上的通州就算結(jié)束了，北京城內(nèi)還有復(fù)雜水系。這些水又從哪里來？
千難萬險費盡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確相當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領(lǐng)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規(guī)劃運河山東段，開鑿疏通河道，同時將隋唐運河裁彎取直，如此一來，運河自杭州至通州，縮短了900公里。運河行船，順順當當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當然是個大數(shù)。關(guān)鍵是，時日遷延，河道廢弛，天災(zāi)人禍頻仍，隋唐運河北行越發(fā)步履維艱，郭守敬的規(guī)劃疏通對北中國的運河就有了再生之意義。漕船帆漲滿，至通州卸下漕糧，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糧和沿著運河遠道而來的貨物都要先堆積在通州，一點點經(jīng)由陸路運到京城。大都的居民過百萬，做皇帝的、當大臣的、居后宮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雜的，吃穿用度所需不會少，還有宮殿要建、民房要修，磚瓦木料也靠運河從南方運過來，張家灣碼頭各類物資肯定積壓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車載馬拉時代，這個路程不能算短，螞蟻搬家一樣往皇城里運，看著確實讓人著急。忽必烈就煩了，再召郭守敬上殿，還得再想辦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掛上陣，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運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開鑿從通州至大都積水潭的通惠河。這“最后一公里”是從整個京杭大運河來說的，若單從北京自身論，謂之“最初一公里”也說得通，因為這一段運河涉及整個北京城的水源。
最早使用“海拔”的概念
歷史學家談起北京過去的水資源，似乎普遍樂觀。但無論哪個朝代、雨水有多豐沛，參照真正的水草豐美之地，北京都是個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時代，同樣如此，所以我們的大科學家費盡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為源頭的輝煌不過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廢，后來明代修十三陵，擔心白浮泉等陵地龍脈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宮”，棄之不用。但當年郭守敬一眾背負干糧和各種測繪工具，在多日田野調(diào)查之后見到白浮泉時，它的水勢之豐沛想來是喜人的，否則郭守敬也不會斷然決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將“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測量學，早年在治理西夏黃河時，他已經(jīng)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經(jīng)驗，比西方同類的大地測量早620年。
北京地勢北高南低、西高東低，讓白浮泉水直奔東南大都當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兩河當?shù)溃液庸鹊拖拢槐紪|南就被它們帶跑了。羊入虎口當然不行，郭守敬攔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東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過這高是暫時的，經(jīng)過測量，郭守敬發(fā)現(xiàn)白浮泉地勢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約15米，有落差在，水自會尋找前路，往低處流。西引之后再往東南折。這一路他也有規(guī)劃，沿途可以招兵買馬，白浮泉只是個源頭，是個引子，只此一泉是難堪大任的。《元一統(tǒng)志》載：“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畝泉、西來馬眼泉、侯家莊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溫湯、龍泉、冷水泉、玉泉諸水畢合。”諸水匯聚方可成事，它們一起流入甕山泊，再“至西水門入都城”。這一路地勢西高東低，引水渠東水西流，局部逆勢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時人看來，那的確堪稱神奇，所以當時有人感嘆：“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曉。”
甕山泊的水繼續(xù)東流，匯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積水潭，積水潭由此確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斷，從通州到積水潭的運河開鑿成為可能。郭守敬根據(jù)地形地貌的變化和水位落差，沿線有針對性地建設(shè)閘壩和斗門，及時解決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條件。史料載，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從上都（今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回到大都，路過積水潭，但見積水潭上“舳艫敝（蔽）水”，龍顏大悅，賜名京杭大運河的這“最后一公里”為“通惠河”。至此，生產(chǎn)、生活和建筑的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進入大都腹地。京杭大運河終成矣。
石頭上開出的時光通道
通惠河的開鑿在當年無疑是劃時代的壯舉，但滄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寫長篇小說《北上》時，我曾請專家做向?qū)В宦分v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點處，我們沿著河邊漫步，河水零落，的確難以想象當年帆檣接踵的繁華。繞過一座橋，走到對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條與通惠河平行的馬路，專家指著腳下的大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說：“這才是當年的通惠河。”我悚然一驚。不僅是因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遠，更是感嘆千百年里曾有的滄桑巨變。置身那個時代，一切都平淡無奇，而時移世易，點滴的變化也會被時空放大，成為難以還原的驚天之變。
當然不變的也有，比如燃燈塔和張家灣的通運橋。在北運河與通惠河的交匯處，一塔一橋堪稱標志。當年的漕船沿河北上，遠遠看見燃燈塔，一顆心徹底放下來，這一趟天涯苦旅終于可以結(jié)束了。
在今天迅速生長的樓群里，灰突突的燃燈塔身陷重圍，再沿運河北上，你用高倍望遠鏡也很難發(fā)現(xiàn)它身在何處。但在漕運時代，它是整個通州的制高點。56米的燃燈塔始建于1500年前的北周，又稱燃燈佛舍利塔，為八角十三級密檐式實心磚塔，須彌座雙束腰。作為當年通州古城的標志，與臨清舍利寶塔、杭州六和塔、揚州文峰塔并稱“運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燃燈塔歷經(jīng)多次重建和修繕，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不是燃燈塔變矮了，而是樓房畸形地更高了。漕運時代結(jié)束后，觀看燃燈塔必須換一種方式，那就是走到它近前。圍著塔基轉(zhuǎn)幾圈，抬頭再看，我知道，此刻感受到的它的雄渾偉岸，跟700多年前郭守敬感受到的毫無二致。
沿空曠荒蕪的運河河道繼續(xù)南行，很快到張家灣的古城門。
從一條寬闊的巷子走出去，正對著通運橋和張家灣的老城門。青磚條石一碼到頂，保存得相當完好。據(jù)說城門跟曹雪芹頗有些關(guān)系。一說曹家在張家灣開過兩家當鋪；另一說，曹雪芹曾在城門旁邊的表親家借居，總之他沒少出入這城門。《紅樓夢》里寫到林黛玉進北京，曹雪芹就讓黛玉在張家灣上的岸。
因為橫跨蕭太后河，通運橋俗稱蕭太后橋。蕭太后河在這個炎熱的中午也十分地不景氣，涓涓細流；河里的水草和苔蘚是黑的，所以也辨不清穿過水草和苔蘚的細流是不是黑的。蕭太后是遼國的太后，聽名字就知道此河來頭甚大。可見宋遼之爭時，這條河曾流淌在遼國的大地上。通運橋初建是木橋，明神宗時易木為石，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賜名“通運”。清咸豐元年（1851年）稍事修葺，主體仍是萬歷時的“通運”。蕭太后河開鑿時目的明確，即運送兵糧，兵車過后，因為靠近北運河，自然成了貨物轉(zhuǎn)運的通道。
通運橋南北向，長十三丈，寬三丈，兩邊設(shè)青砂巖石欄，橋兩邊各有雕獅望柱二十二根。鋪設(shè)橋面的大長條石，當是建橋時的原配。一塊塊花崗巖沉穩(wěn)寬厚，在太陽下發(fā)著包漿的白光。每一塊石條上都摞滿深陷的車轍印，石頭凹陷下一道道車輪寬的槽坑。木輪車年代，南來北往的車輪包裹了鐵皮，在石頭上來來回回碾壓。先是一道白痕，一年過去，石頭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復(fù)。三百多年里，無數(shù)的車輪逐漸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車轍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頭上開出一條條時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鑿出一條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一座城在致敬一個人
理解京杭大運河，通常會局限在運輸功能上。沒錯，千里長河一旦開，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斷運抵京城。漕糧之外，海量的物資也沿這條黃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補給了北方的貧乏與荒疏，這是看得見的功能。還有看不見的，看不見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達、國家意志的落實、民族認同感的建構(gòu)、不同地域間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運行在這條堪稱整個封建時代的高速公路上。盡管這是后話，但要追溯起來，無論如何我們都繞不開一個郭守敬。
郭守敬想必也不會預(yù)料到，他與一座城、一條河、一個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會以一座紀念館的形式被高舉在積水潭邊。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個人，甚至不只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個國家在向他表達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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