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是一個以拍攝喜劇見長的導演，他的新作《逆行人生》雖然不乏逗笑段落，但整體品格卻是現實主義的。
現實主義的品格首先要求能夠敏銳地觀察、捕捉和真實反映現實生活，這離不開對新的生活現象和題材的開掘，從而帶來藝術上的創新。《逆行人生》在兩個維度上滿足了這一點。
首先是它關注到了中年失業現象——作為家里的頂梁柱，中年人失業往往是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近些年世界經濟下行疊加疫情影響，城市精英失業的故事時有耳聞。影片主人公高志壘原本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程序員，還擔任了一個團隊的隊長，有幸福的家庭，幾年前在高檔小區買了大房子，父母在小區里開一家小超市，學藝術的妻子在家做專職太太，女兒即將升入國際學校。然而，由于團隊業績一般，在公司需要縮編的時候，他成了最先被裁掉的人。雖然可以拿到一筆遣散費，但父親的突然中風，每個月高額的房貸，成了壓在高志壘身上的巨石，不得已，他開啟了“逆行人生”。
其次，影片關注到了一個新的群體——外賣員。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快遞成為解決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一環，直至近些年，發展出即時的餐飲外賣，滿足都市人群快節奏的生活需求。但這些每天穿著醒目的服裝、騎著電瓶車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外賣員，他們來自哪里，為什么從事這份職業，有什么樣的家庭，過著怎樣的生活，作為普通人，我們不甚了解。
當失業的程序員高志壘在遭遇年齡歧視、投了一千份求職信沒有結果后，不得已做起了外賣員，《逆行人生》就這樣串聯起了這兩個社會新群體，實現了現實主義對真實生活的捕捉與反映。
現實主義對生活的反映是通過典型化、特別是通過塑造典型人物來實現的。高志壘上有老下有小，要養家、養房子，晚上加班、早上趕地鐵，是都市中年上班族的典型。他突然被裁員后，再就業面臨年齡劣勢，家里的困境卻與日俱增，這是一個龐大群體的典型陣痛。
高志壘之外，影片還塑造了一個外賣站點多位外賣員的群像。既有憑著騎車快、不吃飯，外加一份地圖秘笈屢屢榮登單王的大黑——由于他的送餐速度成為平臺算法的標準，不斷推高外賣員的內卷程度，一度成為眾矢之的；也有極端摳門，什么壞了都用一卷膠帶來湊合著解決，以至于腿被撞傷了也用膠帶纏一下的老摳；還有帶著娃娃送外賣的年輕媽媽、邊送外賣邊直播的樂觀小哥、60歲了還在送外賣的老張等。多姿多彩的群像打破了觀眾對外賣員群體的刻板印象，他們來自各地、背景不一，但面對生活的困境，都沒有躺平，而是努力奮斗著。單王大黑那么拼命是為了補償因為他而受傷的年輕同事，老摳那么摳門是為了給生白血病的女兒湊醫藥費，高志壘從笨手笨腳到發揮自己的優勢寫出“路路通”小程序，也是要負起支撐家庭的責任。這組典型人物的群像傳遞的是不服輸的精神。
人文關懷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必備品格。《逆行人生》靠的不是天降橫財的美夢、一擲千金的炫富來制造銀幕幻覺，也不是靠挑動群體對立、刻意營造戲劇沖突來討好觀眾，而是以對基層勞動者深沉的人文關懷來感染人。影片中，外賣群體激烈競爭的內部環境、不算友善的外部環境、不時發生的交通意外、個別家庭特殊的困難，中年人遭遇裁員后從個人到家人的巨大壓力等，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但是影片不渲染苦難，也沒有強化刻板印象。高志壘的妻子知道丈夫失業后，不抱怨，不嫌棄，而是立即重新招收學員教打架子鼓，在直播間里大大方方拉穿著外賣服的丈夫入畫，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妻子的理解和大方也讓高志壘“脫下了孔乙己的長衫”，擺脫了曾經的職業等級觀念，從遮遮掩掩到勇敢走進自己的原公司，把外賣送到了同事手里。
平視普通勞動者，而不是居高臨下；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固化社會觀念，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創作最可寶貴的品格。事實上，在輿論的呼吁、藝術的感染下，社會方方面面對外賣員群體的關愛正越來越多，比如平臺開始與外賣員簽署正規合同，購買必須的保險；社區里建設了很多休息驛站，供外賣員休息。而外賣員本身也在加強交通安全意識，承擔社會責任。媒體上樂于助人、救人的快遞小哥新聞屢見不鮮。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正是《逆行人生》這類溫暖現實主義的作品想達到的效果。
據介紹，為了拍攝這部影片，主創調研了十幾個快遞站點，把拍攝地就放在了真實站點的隔壁，力保拍攝的真實。包括主角徐崢在內，一眾演員都熟練地騎上電瓶車，穿梭在城市里，有些場次，明顯能看出來是混入了真實的城市人流中。藝術工作者有自己的個人生活，但是深入故事世界，了解、體驗角色的生活，塑造出可信的角色形象，是編導和演員的本分，也是他們的職業規范。《逆行人生》做到了這一點。所以，網上那些所謂“富人演窮人”“消費底層”等挑動拉踩的言論，抹殺了藝術工作者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和真誠的關懷，實在是無稽之談。
當然，《逆行人生》在藝術上也并非無懈可擊。重復使用的家人生病橋段，多次出現的撞車后堅持送外賣的處理，都是藝術手段不足的表現。故事結尾，高志壘編寫的“路路通”小程序進入了公司高層的視野，預示著他有可能重回熟悉的崗位，結束這段做外賣員的過渡時期，而整個外賣員群體如何突破算法迷局，開啟他們的生活夢想，還需要整個社會久久為功。
作者：劉海波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 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徐崢是一個以拍攝喜劇見長的導演，他的新作《逆行人生》雖然不乏逗笑段落，但整體品格卻是現實主義的。
現實主義的品格首先要求能夠敏銳地觀察、捕捉和真實反映現實生活，這離不開對新的生活現象和題材的開掘，從而帶來藝術上的創新。《逆行人生》在兩個維度上滿足了這一點。
首先是它關注到了中年失業現象——作為家里的頂梁柱，中年人失業往往是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近些年世界經濟下行疊加疫情影響，城市精英失業的故事時有耳聞。影片主人公高志壘原本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程序員，還擔任了一個團隊的隊長，有幸福的家庭，幾年前在高檔小區買了大房子，父母在小區里開一家小超市，學藝術的妻子在家做專職太太，女兒即將升入國際學校。然而，由于團隊業績一般，在公司需要縮編的時候，他成了最先被裁掉的人。雖然可以拿到一筆遣散費，但父親的突然中風，每個月高額的房貸，成了壓在高志壘身上的巨石，不得已，他開啟了“逆行人生”。
其次，影片關注到了一個新的群體——外賣員。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快遞成為解決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一環，直至近些年，發展出即時的餐飲外賣，滿足都市人群快節奏的生活需求。但這些每天穿著醒目的服裝、騎著電瓶車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外賣員，他們來自哪里，為什么從事這份職業，有什么樣的家庭，過著怎樣的生活，作為普通人，我們不甚了解。
當失業的程序員高志壘在遭遇年齡歧視、投了一千份求職信沒有結果后，不得已做起了外賣員，《逆行人生》就這樣串聯起了這兩個社會新群體，實現了現實主義對真實生活的捕捉與反映。
現實主義對生活的反映是通過典型化、特別是通過塑造典型人物來實現的。高志壘上有老下有小，要養家、養房子，晚上加班、早上趕地鐵，是都市中年上班族的典型。他突然被裁員后，再就業面臨年齡劣勢，家里的困境卻與日俱增，這是一個龐大群體的典型陣痛。
高志壘之外，影片還塑造了一個外賣站點多位外賣員的群像。既有憑著騎車快、不吃飯，外加一份地圖秘笈屢屢榮登單王的大黑——由于他的送餐速度成為平臺算法的標準，不斷推高外賣員的內卷程度，一度成為眾矢之的；也有極端摳門，什么壞了都用一卷膠帶來湊合著解決，以至于腿被撞傷了也用膠帶纏一下的老摳；還有帶著娃娃送外賣的年輕媽媽、邊送外賣邊直播的樂觀小哥、60歲了還在送外賣的老張等。多姿多彩的群像打破了觀眾對外賣員群體的刻板印象，他們來自各地、背景不一，但面對生活的困境，都沒有躺平，而是努力奮斗著。單王大黑那么拼命是為了補償因為他而受傷的年輕同事，老摳那么摳門是為了給生白血病的女兒湊醫藥費，高志壘從笨手笨腳到發揮自己的優勢寫出“路路通”小程序，也是要負起支撐家庭的責任。這組典型人物的群像傳遞的是不服輸的精神。
人文關懷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必備品格。《逆行人生》靠的不是天降橫財的美夢、一擲千金的炫富來制造銀幕幻覺，也不是靠挑動群體對立、刻意營造戲劇沖突來討好觀眾，而是以對基層勞動者深沉的人文關懷來感染人。影片中，外賣群體激烈競爭的內部環境、不算友善的外部環境、不時發生的交通意外、個別家庭特殊的困難，中年人遭遇裁員后從個人到家人的巨大壓力等，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但是影片不渲染苦難，也沒有強化刻板印象。高志壘的妻子知道丈夫失業后，不抱怨，不嫌棄，而是立即重新招收學員教打架子鼓，在直播間里大大方方拉穿著外賣服的丈夫入畫，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妻子的理解和大方也讓高志壘“脫下了孔乙己的長衫”，擺脫了曾經的職業等級觀念，從遮遮掩掩到勇敢走進自己的原公司，把外賣送到了同事手里。
平視普通勞動者，而不是居高臨下；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固化社會觀念，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創作最可寶貴的品格。事實上，在輿論的呼吁、藝術的感染下，社會方方面面對外賣員群體的關愛正越來越多，比如平臺開始與外賣員簽署正規合同，購買必須的保險；社區里建設了很多休息驛站，供外賣員休息。而外賣員本身也在加強交通安全意識，承擔社會責任。媒體上樂于助人、救人的快遞小哥新聞屢見不鮮。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正是《逆行人生》這類溫暖現實主義的作品想達到的效果。
據介紹，為了拍攝這部影片，主創調研了十幾個快遞站點，把拍攝地就放在了真實站點的隔壁，力保拍攝的真實。包括主角徐崢在內，一眾演員都熟練地騎上電瓶車，穿梭在城市里，有些場次，明顯能看出來是混入了真實的城市人流中。藝術工作者有自己的個人生活，但是深入故事世界，了解、體驗角色的生活，塑造出可信的角色形象，是編導和演員的本分，也是他們的職業規范。《逆行人生》做到了這一點。所以，網上那些所謂“富人演窮人”“消費底層”等挑動拉踩的言論，抹殺了藝術工作者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和真誠的關懷，實在是無稽之談。
當然，《逆行人生》在藝術上也并非無懈可擊。重復使用的家人生病橋段，多次出現的撞車后堅持送外賣的處理，都是藝術手段不足的表現。故事結尾，高志壘編寫的“路路通”小程序進入了公司高層的視野，預示著他有可能重回熟悉的崗位，結束這段做外賣員的過渡時期，而整個外賣員群體如何突破算法迷局，開啟他們的生活夢想，還需要整個社會久久為功。
作者：劉海波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 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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