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科技期刊面臨雙重困境：優質稿源外流、質量評價缺失”，在近日由中國科學院學部主辦的科技期刊建設與發展國際研討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地球科學》主編鄭永飛發問，我們花錢買儀器、花錢做研究、花錢發論文、再花錢買期刊回來看——這筆賬劃算嗎？
《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24）》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作者SCI發文量為72.87萬篇，約占全球的1/3，但中國SCI期刊數量少，發表中國作者論文僅3.34萬篇。粗略估算，我國高水平國際科技期刊承載能力與我國國際論文發表需求相差近20倍。
面對中國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這一課題，會上多位專家呼吁，現在已經到了體系化變革的節點，中國科技期刊期刊應當定位為知識創新的“策源地”，而不僅僅是“論文容器”。
科技期刊建設與發展國際研討會現場 主辦方供圖
提升學術影響力
提升學術影響力，是中國科技期刊走向世界的核心命題。
“我們談的是‘走向’高質量發展，而非‘走上’——一字之差，正是對期刊發展階段的清醒認知。”《中國科學：信息科學》主編、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講到，《中國科學：信息科學》2000年獨立成刊后的幾年，專家以在本刊發文為榮，年收稿量從316篇飆升至1000多篇。
但2008年后，SCI影響因子作為“指揮棒”的影響已經凸顯，學者向國外期刊投稿的數量陡升。“我們經歷了期刊歷史上的‘至暗時刻’。”梅宏回憶，我們甚至編委會上受到了批評：“查一查現在還有多少北大清華的學者來投稿”。
“我們當時意識到，必須打破‘唯影響因子’的桎梏，但又不能忽視它作為學術評價工具的現實作用。”2018年梅宏接任主編時，他們努力尋找“順應評價體系”與“堅守學術本位”的平衡點。
通過組建國際化編委會、打造特色欄目吸引頂尖學者、搭建交流平臺，舉辦前沿學術研討會和前沿學術沙龍等，期刊影響因子從2018年的2.731躍升至2022年的8.8，躋身全球前6.2%。
《中國科學：信息科學》的故事，正是中國科技期刊不斷發展的縮影之一。近年來，我國有關科技期刊的評價標準和體系正在發生變化，逐步從單一關注影響因子，轉向關注期刊發表成果的學術價值、關注期刊在學科領域的認可度。
中國科學院學部學術與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包信和指出，要突破傳統評價模式的局限，構建以學習價值為核心、多維度并重的綜合評價體系。
“我們既要關注發文量、引用率等傳統指標，更要重視科技期刊的知識引領性、知識創新性和社會影響力。通過優化資源的配置和政策引導，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包信和說。
那么，科研工作者如何對待論文發表這件事？論壇執行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哥結合自己的學術經歷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發表論文的品味總是在變的。他特別強調，青年學者要善于把做的工作總結好，寫出來。“寫文章與做工作很不一樣。是對研究問題理解的一種提高。”隨著學術生涯的推進，王恩哥表示，現在自己變得“非常挑剔”，對發論文非常謹慎。
《科學通報》和Science Bulletin兩刊執行主編、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以地學學科的實踐為例，提出期刊要以“標桿稿件領跑”，提升國際顯示度和影響力，科技期刊應當從“編輯部的刊物”變為“科學家的刊物”。
“我在《科學通報》和Science Bulletin兩刊發了30多篇文章，其中有2篇是我申請到的兩項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的核心成果。”陳發虎說。
同時陳發虎也強調了科技期刊組織學術交流的作用，例如兩刊主辦了多場地球科學前沿學術沙龍，這種機制也成為培養“學術新秀”的搖籃。
論壇執行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也表示贊同：“科學研討會可以把中國最活躍的科學家組織起來，通過交流，大家也明白哪些人的工作值得推薦和肯定，這是有實實在在的信任。”
破局“小弱散”
“文章發出去，期刊買進來”，這種現狀已嚴重影響我國科學研究和期刊發展生態。
“論文數量和引用量只是科技產出的一個方面，若從開創學科領域、提出原創理論、制定國際標準等維度衡量，中國依然不足。”鄭永飛提出三個核心問題：中國科學家有哪些開創學科領域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在哪些學科領域形成了國際認可的理論體系或實踐規范？科技論文數量和引用量的提升對中國科技期刊發展有何影響？
他坦言，當前大量優質稿源外流，這導致國內科技期刊生存艱難，形成了“科研產出增加、國內期刊困境”的悖論。因此，鄭永飛強調學術評價改革需回歸科研本源，打破“頂刊崇拜”“影響因子陷阱”，建立問題原創性、方法突破性、戰略契合度“三維質量評估模型”。
除了評價體系外，我國分散的辦刊模式難以與國際大型出版集團競爭。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鄔書林指出，全國5000多種學術期刊分散在近3000家出版單位，每家平均僅辦1.6種期刊；而國際巨頭如勵訊集團運營期刊超過2000種，全球前10大出版商控制了78%的核心期刊。
鄔書林認為，中國亟需打造國家級出版平臺，推動旗艦期刊集群化發展。“國際上，少數幾家大型出版集團憑借規模優勢和資源整合能力，能夠投入大量資金用于期刊建設、平臺搭建和國際化推廣。而中國大部分出版單位將期刊視為副業，缺乏對期刊的長期投入和戰略規劃，導致期刊發展受限。”
他還提到，期刊出版堅持科學精神、學術出版質量和市場運作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往往是定價最高，收取發表費最高的期刊，而取舍的標準是有無創新、是質量”。
“當政策支持、經濟基礎、科研實力均已具備，打破理念桎梏、整合資源要素，便是駛向世界一流期刊的必由之路。”鄔書林說。
筑牢學術誠信“防線”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迅速。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科學理事會副主席朱永官談及全球學術出版現狀時以土壤科學領域超100萬篇論文的閱讀困境為切入點，揭示了AI時代科學出版面臨的質量挑戰與創新機遇。
“若按每篇半小時閱讀計算，讀完所有土壤相關論文需要 90 年。”朱永官團隊率先探索 AI 驅動的證據整合模式。在抗微生物耐藥性研究中，他們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讓AI從 25 萬篇文獻中自動提取關鍵信息，僅用 3000 篇人工標注數據就構建出涵蓋研究領域分布、地域熱點的知識圖譜。
“AI 不僅能幫我們‘讀文獻’，更能識別知識空白，輔助年輕科學家設計更具創新性的研究。”朱永官表示。
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AI也對科技期刊和出版行業帶來了更多挑戰。國際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商協會（STM）首席執行官Caroline SUTTON表示，STM在人工智能領域發布了白皮書，強調透明、責任、質量、誠信、隱私、安全、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等原則。
“我們有檢測 AI 生成文本的算法、識別圖像篡改的系統，以及成員間共享可疑投稿信息的平臺。例如，若某篇虛假論文以不同署名投向多家期刊，系統會自動預警，形成行業聯防。”Caroline SUTTON說。
愛思唯爾全球期刊高級副總裁Arnold PIPPEL表示，人工智能對科學的影響已經體現在科學研究流程的每個環節，例如論文工廠的挑戰等，所有這些需要出版商通過透明同行評審、數據共享等技術手段加強學術界與公眾的信任。
“期刊必須從內容服務專向知識服務，尤其是要重視并有效履行用人工智能信息技術來服務期刊高質量發展。倫理是期刊發展的基石，共同維護學術誠信環境是期刊出版行業共同責任。”朱作言總結道。
本文鏈接：打破頂刊崇拜、沖出影響因子陷阱，中國科技期刊迎破局挑戰http://m.sq15.cn/show-11-224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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