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館不是“國賓館”

2024-09-12 14:41:30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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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健次、周依然主演的網劇《四方館》正在熱播，作為面向市場的類型劇，創新少而因襲多，無甚可議，且將一長期誤會延續下來，仍以四方館為國賓館。

網劇《四方館》的故事背景是虛擬的雍國都城長樂，但一望即知，說的是唐初事：

其一，原著《西域列王紀》的主線是唐僧取經，劇中主角元莫亦是小說中人物（非主角）。取原書背景、人設另寫故事，已成網劇改編通弊。

其二，劇中尉遲華是“鄂國公之女”，唐鄂國公即名將尉遲恭，無女，其子尉遲寶琳襲爵，他有女兒，嫁給了秦瓊之子秦彥道。

其三，劇中稱《破陣子》創作時間不久，《破陣子》制于唐貞觀七年（633年）。

其四，劇中王昆吾原任“明威府果毅都尉”，唐初以府兵制為主，國家給地，平時為民，農閑練兵，戰時出擊，一折沖府約800—1500府兵，全國共574—800個折沖府（也可稱軍府），長官是折沖都尉，設兩副職，即果毅都尉，此稱僅見于唐宋。明威府是唐涼州開威郡六軍府之首，宋則無。

劇中出現唐代官名，如通事舍人、掌客等，均搞錯職屬，且在四方館中安排了一場外貿談判戲，據史料妄加想象而成。事實上，查諸史料，沒有四方館中住外賓的記錄。2001年，《唐研究》第七卷載學者石曉軍的《隋唐四方館考略》一文，力證四方館乃辦公機構，絕非旅店。《唐研究》不難找，可稱是學唐史的必讀書，此誤有些荒唐。

四方館的職掌如何？唐代外賓住在哪？本文試予鉤沉。

蠻夷邸能容“數萬人”

設館招待使節，周代已有。

據《周禮》：“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即每年）一小聘（意為訪問），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負責接待的官員有懷方氏、訓方氏、服不氏。懷方氏負責招待并接納貢品，即“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治其委積（儲備糧食和物資）、館舍、飲食”；訓方氏向天子通報信息，并發公告，即“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服不氏馴養猛獸，即“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管理館舍的官員，周稱掌訝（訝意為迎接），秦稱典客，承擔著教禮之責——諸侯朝拜天子前，在館舍換衣服，即“服朝服，各執瑞玉”，朝拜后“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

漢代在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均設蠻夷邸，與郡國邸并稱，“邸”即“至也，言所歸至也”。郡國邸招待內部分封的藩王來使，蠻夷邸招待境外使節和“蕃客”（外商）。蠻夷邸是歷史記載中最早的“國賓館”。

漢長安城的蠻夷邸在藁（音如稿）街上。據學者王靜在《漢代蠻夷邸論考》中考證，漢長安城呈不規則多邊形，藁街偏城西，南北向，將外城的橫門與未央宮（漢朝政治中心）的北闕連起來，相當于主干道。

從橫門入漢長安城，兩邊是繁華的東西市，與唐長安城迥異。網劇《四方館》的故事發生在唐朝，布景卻是漢朝的，劇中服裝、建筑、生活習俗等都是多時代混搭。

漢代蠻夷邸很大，《史記·大宛列傳》稱：“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葡萄、苜蓿極望。”西漢甘露三年（前53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

大鴻臚壓倒大行令

漢景帝時，主抓外事的官員是大行令。

學者薛宗正在《大行令、大鴻臚與鴻臚卿》中鉤沉：“大行的地位很高，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而與大司農等平列。”冊封大典由大行令主持，“馬邑之圍”策劃者王恢即大行令，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計劃元光二年（前133年）在馬邑（今屬山西省朔州市）伏擊匈奴軍臣單于，未成而伏誅。

鑿空西域的張騫晚年任大行令，到常山國（又稱趙國）處置諸王子之爭，嚴懲漢武帝的侄子兼表侄劉勃，廢其國。劉勃的奶奶是王皃姁（音如貌許），漢武帝的母親王娡之妹，可見大行令有監督諸王之權。

大行令可能還負責管理質子，據《漢書》：“征和元年（前92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

當時也有大鴻臚，鴻臚本義“大聲傳贊，引導儀節”，引申為外事，成外交機構負責人的專稱，鴻臚寺類似古代外交部，但西漢初，大鴻臚“似乎只是一種純粹的禮官”。

名臣田千秋任大鴻臚時，開始擴權。漢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酷吏田廣明任職，他有軍事才能，屢以大鴻臚身份出征，大鴻臚兼領兵權漸成定制。西漢末，大行令被廢，大鴻臚崛起。東漢時，“漸與丞相、御史大夫平列，不少大鴻臚還升為司空、司徒，備列三公”。

漢獻帝喪禮上，“司徒、司空持節吊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此時已恢復大行令一職，但只是大鴻臚的屬吏。

隋唐四方館不一樣

《隋書》記：“初（隋）煬帝置四方館于（洛陽）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設）典護錄事、敘職、敘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則四方館編制是36人。

許多人依據這條史料，誤將四方館當成古代國賓館，學者石曉軍指出，《隋書》中說得很清楚：“有事則置……量事繁簡，臨時損益。”只是臨時機構。唐代四方館繼承的是隋代謁者臺，而非隋代四方館。

其一，唐代四方館的辦公地就在隋代謁者臺原址。

其二，隋代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唐代四方館“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雙方執掌相同。

其三，隋代稱謁者舍人，唐代稱通事舍人，官稱相近。

在網劇《四方館》中，動輒稱“鴻臚寺下令了，必須服從”，但唐代四方館從沒隸屬過鴻臚寺。隋代四方館隸鴻臚寺，唐代屬中書省。唐代中書省掌制令決策，是中樞的最高權力機關，長官中書令即首席宰相。把四方館掛在中書省下，皇權可直接掌控外事。

唐代外事任務繁重，需分擔給不同機構。據《舊唐書》：“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之后，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余國。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貢之儀，享宴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皆載于鴻臚之職焉。”據《通典·邊防典》，與中原聯系者共189個，其中東夷19個、南蠻55個、西戎75個，北狄40個。

外賓來了不想走

唐代鴻臚寺之外，禮賓院、將作監、太仆寺等都參與過外事接待。學者何春明在《唐朝四方館研究》中鉤沉，將作監是皇家工廠，掌宮室建筑、御用器物打造；太仆寺掌車馬、儀仗；禮賓院原名禮會院，掌公主、郡主等出嫁時舉行儀式……這些機構與外事本無干系。

一方面，賓客太多。僅向唐朝派質子的，就有突厥、回紇、沙陀、高昌、吐谷渾、龜茲、寧遠、陀拔斯單、護密、小勃律、天竺、波斯、契丹、拂涅、奚、南詔、吐蕃等。

據學者田廷柱鉤沉，吐火羅（今屬阿富汗）王那都利的弟弟仆羅于神龍元年（705年）入唐侍衛，留長安14年，嫌升官慢，上書抱怨：婆羅門（今屬印度）瞿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皆數改轉”，當上諸衛將軍，感到“不勝屈苦之甚”。

外交人員外，商人、學子亦多。據《資治通鑒》，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年）時，“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放高利貸），安居不欲歸”。元和五年（810年），鴻臚寺一次便遣返新羅國的“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

另一方面，賓客不好管。大歷十年（775年）“回紇白晝刺人于東市，市人執之，拘于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唐長安城以中心的朱雀大街為界，東歸萬年縣，西歸長安縣。這么大的事，唐廷竟不敢管，最終不了了之。

唐玄宗時，“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因“隴右既陷”，只好鴻臚寺來養，每月發四萬緡，整給了40年。

姚崇拒絕特殊待遇

表面看，四方館只負責禮儀等瑣事，其實很可能是情報機構。

鴻臚寺即須配合兵部、刺探情報。據《新唐書》，“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奏之”，唐兵部設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與其對接。但鴻臚卿位高權重，皇帝警覺。唐鴻臚卿位從三品，三品以上屬核心重臣，恰好將其擋在外。鴻臚寺本有兩營兵力，后劃歸皇宮衛隊金吾軍。

唐朝多設地方館舍，負責外事接待。貞元四年（788年），回紇可汗派使迎親，“凡遣人千余，納聘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領皆至，分館鴻臚”。四方館可從地方館舍這些人身上獲取信息，直接上報皇帝。

據《晏公類要》：“舊儀，于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而進之。唐自中世以后，始以他官判四方館事。”即唐初四方館從通事舍人中選最年長者兼任館主，中期后改派其他官員。

通事舍人只是從六品上的小官，但能見到皇帝，可干預決策，共16人。唐太子右春坊也設通事舍人，共8人。

四方館可住人，但住的不是外賓。據《資治通鑒》，名相姚崇無住所，寓居罔極寺，后患病，唐玄宗批準他住四方館，姚崇推辭說四方館有簿書（官方文檔），不適合病人入內。唐玄宗說：設四方館就是給官員住的，恨不能讓你住大內來。

唐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聯系臣子李訓、鄭注等，欲誅宦官頭目仇士良，反被制，多名官員受牽連滅門，即“甘露之變”，事后“兩省官尚多疑懼，不歸本署，多寓四方館”。

唐人不會那樣談判

誤解四方館，與兩條史料相關。

一是武則天神功元年（697年），楊玄基等擊潰契丹首領孫萬榮，“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漢曾將反叛的樓蘭王安歸、南越王趙建德、匈奴郅支單于、大宛王毋寡梟首于未央宮北闕，離蠻夷邸不遠。但未央宮北闕不是蠻夷邸，在外使住地梟首非通例。

一是白居易在詩中稱“上嘉人獸倶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此“四方”未必指四方館。

宋代四方館是內廷禮儀事務機構，館使多皇帝親信，后期以武選官為主，長年統兵戍邊。從側面證明，四方館非古代國賓館。

宋代多外患，外事活動突出重點，設都亭西驛、禮賓院、懷遠驛、同文館等館。都亭西驛掌河西蕃貢奉及貿易等事；禮賓院掌回鶻、吐蕃、黨項、女真等朝貢款待及互市翻譯等事；懷遠驛掌南蕃交州、占城和西蕃龜茲、大食、于闐、甘、沙等貢奉事；同文館專接待青唐、高麗使節；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節交聘事……

《四方館》中，有一場雍國、焉樂“貿易談判戲”，或源自《新唐書》：“自乾元（唐肅宗年號，758—760年）后，（回紇）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即一匹），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絹是唐代法定貨幣，唐一匹馬約值絹35匹，一匹素絹需2人工作5天。

回紇馬質次價高，但唐帝未還價，而是“厚賜欲以愧之”，結果對方“復以萬馬來”，唐帝只買了其中6000匹，雙方一度關系緊張，出現了治安事件，且有小規模戰爭。

無論如何，唐人不會那樣談判，更不會在四方館中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