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張培力：2011.4.27—長期
展期：2024年8月24日-10月31日
地點：泰康美術館
盡管被稱作“中國錄像藝術之父”，張培力本人卻拒絕把自己納入任何既定分類中，這位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以實驗性藝術影像作品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留下重要一筆的藝術家，僅把自己的行動和作品視為一種實踐，認為“藝術需是無功利和無預設的”。泰康美術館正在展出的“張培力：2011.4.27—長期”，便是對張培力創作的一次回顧性展覽。
展覽標題來自展廳中正在展出的一件作品，那是張培力將自己身份證掃描后又用藝術微噴重新創作的一幅圖像。從2011年4月27日到長期，這是張培力身份證的有效期，也是每個中國人都經歷的：中國公民從出生后就可以辦理身份證，未滿16周歲時，身份證有效期為5年，隨著年齡增長，身份證有效期也不斷加長，到46歲后，便變為“長期”。這個規定微妙地展現了法規中的約束力和人情味的中和形態，其中又有著某種暗示——所謂的長期一詞，并不通往無限，而是一種委婉的說辭，即我們每個人人生的終點，死亡。
如同這件作品帶來的觀感，隱約的荒誕感和嚴肅的冷峻氣質，始終貫穿于張培力的作品中。他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影像及油畫作品《30×30》《（衛）字3號》《X？》等都在本次展覽上展出。與此同時，展覽中也呈現了張培力近幾年創作的《器官與骨頭》和《19-O002》等新作品。如果我們要從以上所有作品中抽取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其創作之核心，那么這個詞就是“身體”。
關于身體的藝術作品已屢見不鮮，從上世紀末到今天，藝術家們以此為題已進行過不少發散，無論是對于身體的解放之探討，還是身體作為人用來行動和感知世界的媒介之實驗，我們能看到國內外都有著關于此主題的各式各樣的作品。但在張培力的作品中，對于“肉體”的探究到了幾乎有些接近強迫癥的地步，由反復的、機械式的單調動作構成的循環影像，給觀眾帶來了一種介于超現實與現實之間的觀感。
重復性的無意義動作容易讓人煩躁不安，尤其是在這個動作不指向具體結果的前提下。當我們做一件事時，通常是希望達成某個目標、某個結果，但張培力的影像作品，卻展示了一種肉體被困在某種狀態中，看不到成因也無法推測結果的情況。盡管在這些影像中發生的大部分行為都是我們熟悉的日常行為，但當它們被抽離出原本的場合，用多臺電視同步播放時，便會帶來一種類似暈車般的失調感。
這種敘述并不陌生：不可知的、永遠處在等通知中的狀態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而張培力的作品其實講述的是另一種歷史語境視角下的故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一系列巨大的變化發展，無論是社會生產模式的變化，還是精神面貌的變化，都是空前的，傳統與現代，舊風俗與新風尚，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人們的觀念處于激烈的沖擊中。
作家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便充分地展現了同一時期中不同人群間的文化觀念沖突：同一家人，女婿讀洋文，迷戀西方現代文化，號召講衛生，講文明的生活方式；而他的岳母，卻要捍衛自己隨地吐痰的正確性。在這里，衛生習慣不僅是一種個人的修養，還關乎倫理觀與價值觀。這種倫理觀和價值觀，也可上升為社會層面的道德感和責任感。
張培力所切入的視角，便是從他自身經歷出發，以童年時圍觀父親的醫生職業生活為素材而進行的創作。張培力的父親是醫生，醫生就是一個高強度接觸人的肉體，并且與器官、血液及皮膚打交道的職業。在醫生的職責范圍里，不潔凈、不規整意味著危險，需要反復消毒，反復洗手，盡可能地以絕對潔凈的狀態去面對病人。
張培力提到自己在創作作品的偏向時，也提到了這種有些“強迫癥”的舉措，實際上，他在2014年舉辦的個展題目便是“關于強迫癥的年度報告”。提到這一點時，他說起父親對自己的影響：“我父親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他有強迫癥，我也逃不出他的影響……強迫癥讓我聯想到所謂完美主義。一些文化和精神的原教旨主義多多少少跟強迫癥有關。歸根結底，我只是想從我的器官和我的作品中產生一點提示。本來有的東西不需要提示的，把它提示出來可能也是因為我有強迫癥吧。”
如果說童年的記憶和經歷決定了張培力在他年輕時選擇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做藝術，那么二十年后，在2019年到2021年之間，張培力又在科技的幫助下，加深了對身體這個藝術“切入口”或媒介的探索。他用大理石和玻璃來模仿脂肪和血液的體量和質感，創作了兩件形似立方體的作品，分別是他全身的脂肪和全身的血液的凈含量。即使在一個技術與信息化的時代，他依然用醫生般冷峻的態度和目光來打量自己和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視角，由上個世紀而來，在新生代們活躍的今天，依然提醒著我們，自身的肉體源自何處，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并形成了我們今天稱之為生活的構成部分。供圖/泰康美術館
展覽：張培力：2011.4.27—長期
展期：2024年8月24日-10月31日
地點：泰康美術館
盡管被稱作“中國錄像藝術之父”，張培力本人卻拒絕把自己納入任何既定分類中，這位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以實驗性藝術影像作品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留下重要一筆的藝術家，僅把自己的行動和作品視為一種實踐，認為“藝術需是無功利和無預設的”。泰康美術館正在展出的“張培力：2011.4.27—長期”，便是對張培力創作的一次回顧性展覽。
展覽標題來自展廳中正在展出的一件作品，那是張培力將自己身份證掃描后又用藝術微噴重新創作的一幅圖像。從2011年4月27日到長期，這是張培力身份證的有效期，也是每個中國人都經歷的：中國公民從出生后就可以辦理身份證，未滿16周歲時，身份證有效期為5年，隨著年齡增長，身份證有效期也不斷加長，到46歲后，便變為“長期”。這個規定微妙地展現了法規中的約束力和人情味的中和形態，其中又有著某種暗示——所謂的長期一詞，并不通往無限，而是一種委婉的說辭，即我們每個人人生的終點，死亡。
如同這件作品帶來的觀感，隱約的荒誕感和嚴肅的冷峻氣質，始終貫穿于張培力的作品中。他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影像及油畫作品《30×30》《（衛）字3號》《X？》等都在本次展覽上展出。與此同時，展覽中也呈現了張培力近幾年創作的《器官與骨頭》和《19-O002》等新作品。如果我們要從以上所有作品中抽取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其創作之核心，那么這個詞就是“身體”。
關于身體的藝術作品已屢見不鮮，從上世紀末到今天，藝術家們以此為題已進行過不少發散，無論是對于身體的解放之探討，還是身體作為人用來行動和感知世界的媒介之實驗，我們能看到國內外都有著關于此主題的各式各樣的作品。但在張培力的作品中，對于“肉體”的探究到了幾乎有些接近強迫癥的地步，由反復的、機械式的單調動作構成的循環影像，給觀眾帶來了一種介于超現實與現實之間的觀感。
重復性的無意義動作容易讓人煩躁不安，尤其是在這個動作不指向具體結果的前提下。當我們做一件事時，通常是希望達成某個目標、某個結果，但張培力的影像作品，卻展示了一種肉體被困在某種狀態中，看不到成因也無法推測結果的情況。盡管在這些影像中發生的大部分行為都是我們熟悉的日常行為，但當它們被抽離出原本的場合，用多臺電視同步播放時，便會帶來一種類似暈車般的失調感。
這種敘述并不陌生：不可知的、永遠處在等通知中的狀態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而張培力的作品其實講述的是另一種歷史語境視角下的故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一系列巨大的變化發展，無論是社會生產模式的變化，還是精神面貌的變化，都是空前的，傳統與現代，舊風俗與新風尚，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人們的觀念處于激烈的沖擊中。
作家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便充分地展現了同一時期中不同人群間的文化觀念沖突：同一家人，女婿讀洋文，迷戀西方現代文化，號召講衛生，講文明的生活方式；而他的岳母，卻要捍衛自己隨地吐痰的正確性。在這里，衛生習慣不僅是一種個人的修養，還關乎倫理觀與價值觀。這種倫理觀和價值觀，也可上升為社會層面的道德感和責任感。
張培力所切入的視角，便是從他自身經歷出發，以童年時圍觀父親的醫生職業生活為素材而進行的創作。張培力的父親是醫生，醫生就是一個高強度接觸人的肉體，并且與器官、血液及皮膚打交道的職業。在醫生的職責范圍里，不潔凈、不規整意味著危險，需要反復消毒，反復洗手，盡可能地以絕對潔凈的狀態去面對病人。
張培力提到自己在創作作品的偏向時，也提到了這種有些“強迫癥”的舉措，實際上，他在2014年舉辦的個展題目便是“關于強迫癥的年度報告”。提到這一點時，他說起父親對自己的影響：“我父親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他有強迫癥，我也逃不出他的影響……強迫癥讓我聯想到所謂完美主義。一些文化和精神的原教旨主義多多少少跟強迫癥有關。歸根結底，我只是想從我的器官和我的作品中產生一點提示。本來有的東西不需要提示的，把它提示出來可能也是因為我有強迫癥吧。”
如果說童年的記憶和經歷決定了張培力在他年輕時選擇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做藝術，那么二十年后，在2019年到2021年之間，張培力又在科技的幫助下，加深了對身體這個藝術“切入口”或媒介的探索。他用大理石和玻璃來模仿脂肪和血液的體量和質感，創作了兩件形似立方體的作品，分別是他全身的脂肪和全身的血液的凈含量。即使在一個技術與信息化的時代，他依然用醫生般冷峻的態度和目光來打量自己和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視角，由上個世紀而來，在新生代們活躍的今天，依然提醒著我們，自身的肉體源自何處，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并形成了我們今天稱之為生活的構成部分。供圖/泰康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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