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弗朗茨·卡夫卡去世10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寫出《變形記》《城堡》等作品的天才作家，7集德劇《卡夫卡》應景上線。喬爾·巴斯曼擔任主角，他曾出演經典德劇《我們的父輩》。編劇凱爾曼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丈量世界》《名聲》，曾獲《世界報》文學獎、托馬斯·曼獎等多個獎項。此外，該劇演員中也不乏出演過《巴比倫柏林》等熱門德劇的熟面孔。自然而然，這部劇吸引了德劇迷和文學愛好者的關注。
一個復雜的猶太人和保險公司職員
卡夫卡何許人也？拋開那些經典作品，我們不妨來一個另類介紹。
卡夫卡，這個名字在捷克語中意為“寒鴉”。他出生于奧匈帝國布拉格郊區一個猶太商人之家，母語是德語和西意第緒語。他從小在威嚴的父親管教下長大，選專業時曾先后選擇化學和文學，但最后攻讀法律，榮獲法學博士。他身高1.80米至1.83米，相貌英俊，有一對精靈耳，討女孩子喜歡，但畏懼結婚。他熟悉立法和法律史，認為法律是權貴的工具。他的小說行文也受法律文書的影響。除此之外，他不喜歡上班，但在保險公司表現優秀。同樣是單調、重復的工作，他更喜歡在大自然里勞作。他是一個復雜的猶太人，既有過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言論，也有過對此疏離的言論。后世讀者常關注他孤獨、疏離的一面，但他對待朋友和愛人不乏熱烈話語——在世俗生活中，他兼顧著激情和冷卻。
卡夫卡有很多趣事。眾所周知，他死前希望好友布羅德燒掉自己的遺稿。但布羅德沒有照做，反而不遺余力地整理、出版和保護他的作品。今天被成千上萬文學愛好者推崇的卡夫卡小說，如果沒有布羅德，都很可能失傳于人間。而有一種說法是：卡夫卡太了解布羅德了，他知道布羅德一定不會燒毀遺稿，所以他可以放心地說燒掉那些作品——這是一個卡夫卡式的處理，因為布羅德絕不會照做。
卡夫卡曾在日記里寫道：“我就是文學。”這話乍看上去像文藝青年的中二語錄，可要是結合卡夫卡的人生和作品，倒也說得沒錯，他的確把自己活成了文學。只是如果文藝青年照做，可能就會更討人厭。畢竟，模仿卡夫卡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在無限的孤獨中進行創作
坊間有一句流傳已久的話：三流小說容易被改編成一流電影，一流小說則容易被改編成三流戲劇。卡夫卡的小說例來被視作難以改編的范本。過去有過一些電影人去嘗試，其中最出名的要數奧遜·威爾斯改編的《審判》、1991年史蒂文·索德伯格版本的《卡夫卡》——它們已經算口碑最好的版本了，但更多的嘗試往往不得要領。此番德劇版本倒是玩出一些新意：它不是順序記錄卡夫卡的人生，而是先從布羅德保護卡夫卡的遺作說起。
該劇第一集，希勒特上臺，納粹統治德國，山雨欲來風滿樓，布羅德在出境的火車上惴惴不安。當他提心吊膽地通過巡邏員排查時，對方告訴他，你們是最后一批能夠這樣正常坐火車離開的乘客。如果再晚一些，卡夫卡的遺稿有可能毀于納粹德國。
卡夫卡的小說并不遵循現實主義邏輯，他在敘事中靈活使用了象征、寓言、變形等手法。德劇《卡夫卡》也使用了現代小說式的敘事方法，將現實與虛構混合，穿插不同人物的視角，拼圖般的再現卡夫卡的生活。除了主角比真實的卡夫卡矮了一截，整體質感的確具有文學性，是那種很快就彰顯出精良制作水平的劇目。
在這部劇里，小說家兼卡夫卡的親密朋友布羅德、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絲、父親赫爾曼等人，都作為重要人物登場。他們并不僅僅作為配角存在。譬如有一場為布羅德設計的審問戲，編劇通過記者對布羅德辛辣的追問——你一個三流的小說家，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闡釋卡夫卡的作品，從而進一步揭示出布羅德的焦灼。這關于他和卡夫卡的友誼，也關乎他自己的野心。
編劇也沒有美化卡夫卡在親密關系中的做法。卡夫卡對菲莉斯的愛并非偽善，他會在自己看重的小說開篇注明獻給菲莉斯，也會在收不到對方回信時心靈煎熬。他在戀愛時不乏孩子氣的話語，比方他說：“某天早晨無望地躺在床上，發誓收不到菲莉斯的信便決不起床。”另一方面，他曾與菲莉斯締結過兩次婚約，又因畏懼婚姻生活而解除。他坦陳：“我在精神上實際上沒有結婚的能力。這一點表現在：從我決心結婚的那一瞬間開始，我就再也無法入睡了，腦袋日夜熾熱，生活已不成為生活，我絕望地東倒西歪。”
卡夫卡在寫情書方面可謂優等學生。他曾對捷克人密倫娜·耶申斯卡寫道：“我恨不得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這樣我就可以搭乘下一班火車，去到維也納，去你家門前，然后說，跟我走吧，密倫娜，我們可以無所顧忌地去愛彼此，因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也是他說：“從根本上說我卻只是一頭野獸，只有森林是我的歸宿，而能夠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
密倫娜是一名捷克記者、作家和翻譯家，在與卡夫卡認識時，她已經是有夫之婦，并計劃跟隨丈夫在維也納生活。但她在這段婚姻里并不開心。卡夫卡曾多次勸她離婚，而密倫娜猶豫不決——他們只能在信件中傾訴愛意。值得一提的是，密倫娜本人是一位敢愛敢恨、信仰堅定的女性。由于她的思想不容于時局，她在二戰期間被捕，死于法西斯集中營。
如果按道德主義者的觀念，卡夫卡大概是一個該被批判的男性：他游走于不同女人之間，焦灼的語言和退卻的姿態集于一身。他對菲莉斯和密倫娜等女性都付出濃烈的情感，但他無法忠貞如一。卡夫卡的捉摸不透同樣體現在他對父親的態度上。他的父親赫爾曼當過兵，退伍后在布拉格經商。卡夫卡在父親的陰影下成長，而他的性格與父親截然不同：他敏感、回避，對事物保持著渴望了解又懷疑閃躲的姿態。他曾寫過一封多達三萬字的信描述父親對他造成的影響，但沒有將信交給父親。在父親眼里，兒子是一個聽話懂事、成績優秀的好學生，可卡夫卡在信中寫道：“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講話，你那‘不許頂嘴’的威脅和為此而抬起的手從來就一直陪伴著我……”
他還回憶道，有一回自己夜晚失眠，想要水喝。父親被他叫得心煩，干脆把他從床上拽起來，關到門外陽臺上。但卡夫卡也指出，他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他，哪怕是在那個“體罰教育”被視作常態的時代。有鑒于此，萊納·施塔赫等卡夫卡研究者認為：卡夫卡的父親并非臉譜化的家庭暴君形象。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卡夫卡最初選大學專業時想學化學，過了一陣子受不了了，改去慕尼黑學文學；可是等慕尼黑的簽證到手，他的興趣又變成了法學。整個過程里父親給了他充分的自主權。施塔赫認為卡夫卡也許在創造一個名為父親的文學形象。而德國學者阿爾特在《永遠的兒子》一書中寫道：“卡夫卡以一種強迫癥般的興致，培養著自己對父親的畏懼，因為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從來沒有擺脫過一個猶豫著不肯長大的晚輩的角色。他的愛情故事最后都成為災難，因為進入丈夫或者父親的角色，就意味著摧毀了兒子的身份。而兒子的身份，是他創作的前提條件。他堅信，只能在無限的孤獨中進行創作。”
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時刻”
小說《在流放地》中，卡夫卡描繪了一臺獨特的殺人機器。軍官邀請旅行者觀看他對一個士兵的處決。士兵赤裸身體，被放在殺人機器上。這臺機器由三個部分組成：床、繪制儀、耙。機器中間的針頭呈耙狀排列。士兵面朝下趴在棉花上，手腳和脖子被捆綁，小毛氈頭被塞進他嘴里，以免他喊叫或咬爛舌頭。耙將士兵所觸犯的戒條寫在他身上。當士兵趴在床上，耙便落到他的身體上，把針尖刺入身體。身體隨床顫動。耙是用玻璃做的，長針與短針結合：長針用于刺字，短針噴出水沖掉血跡，使刺文始終保持清晰。然后，血水流進小槽，最終匯入主槽。卡夫卡細致地描繪了殺人機器的運作原理——小說驚悚如恐怖電影。
在德劇《卡夫卡》中，這一幕出現在第二集，旅行者的面目就是卡夫卡。軍官希望旅行者成為這項刑罰的支持者，但旅行者拒絕了——他認為這臺殺人機器過于殘酷。隨著鏡頭的轉換，觀眾看見劇中的“觀眾”正在觀看這臺殺人機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號稱“絞肉機”的凡爾登戰役中有上百萬人傷亡。卡夫卡生前，親眼見證了那個血流成河、人變成惡魔的歐洲。而《在流放地》首次出版的時間，就是一戰結束不久的1919年——這篇小說的現實寓意便可想而知。如今看來，這樣的殺人機器不但沒有絕跡，反而以更加文明的面目嵌入在現代生活的結構里。早在一百年前，卡夫卡便已察覺出現代文明的冷酷、荒誕與工具主義。
類似的段落，在這部劇里有不少，像《變形記》《審判》等名篇，都得到了影視化的展現。只是可惜的是，這更多是在“呈現”，缺乏影像上的創造。這是一部有趣的改編版本，但它同樣讓我確信，走進卡夫卡的最好方式仍是文學。
我想起余華分享過的一則小故事，象征著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時刻”。那是來自余華朋友的見聞：在布拉格某個文學節舉辦期間，文學節主席的手提包被偷：小偷走進辦公室，當著工作人員的面，逐個拉開抽屜，摸到手提包，把包提走。沒想到僅僅過了一會兒，小偷又回來，他生氣地指責主席，為什么手提包里沒有錢！？主席見小偷兩手空空，問他手提包呢？小偷說扔掉了。主席和幾個作家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警察正坐在樓上打牌，主席用捷克語與警察溝通。警察說要打完牌才能處理。等了很久，一個警察不情不愿地走下樓，做完筆錄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他給主席做筆錄，再給幾位外國作家做筆錄。幾位外國作家不會說捷克語，需要找專門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說他可以當翻譯，將這幾位證人的話從英語翻譯成捷克語。但警察說不行，因為文學節主席和這幾位外國作家認識，要找一個不認識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打了幾個電話，終于找到一個翻譯。等翻譯趕到，把所有證人的筆錄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學節主席帶著這幾位外國作家離開警察局時，苦笑地說那個小偷正在做美夢呢。而朋友對余華說：“所以那個地方會出卡夫卡。”
今年是弗朗茨·卡夫卡去世10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寫出《變形記》《城堡》等作品的天才作家，7集德劇《卡夫卡》應景上線。喬爾·巴斯曼擔任主角，他曾出演經典德劇《我們的父輩》。編劇凱爾曼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丈量世界》《名聲》，曾獲《世界報》文學獎、托馬斯·曼獎等多個獎項。此外，該劇演員中也不乏出演過《巴比倫柏林》等熱門德劇的熟面孔。自然而然，這部劇吸引了德劇迷和文學愛好者的關注。
一個復雜的猶太人和保險公司職員
卡夫卡何許人也？拋開那些經典作品，我們不妨來一個另類介紹。
卡夫卡，這個名字在捷克語中意為“寒鴉”。他出生于奧匈帝國布拉格郊區一個猶太商人之家，母語是德語和西意第緒語。他從小在威嚴的父親管教下長大，選專業時曾先后選擇化學和文學，但最后攻讀法律，榮獲法學博士。他身高1.80米至1.83米，相貌英俊，有一對精靈耳，討女孩子喜歡，但畏懼結婚。他熟悉立法和法律史，認為法律是權貴的工具。他的小說行文也受法律文書的影響。除此之外，他不喜歡上班，但在保險公司表現優秀。同樣是單調、重復的工作，他更喜歡在大自然里勞作。他是一個復雜的猶太人，既有過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言論，也有過對此疏離的言論。后世讀者常關注他孤獨、疏離的一面，但他對待朋友和愛人不乏熱烈話語——在世俗生活中，他兼顧著激情和冷卻。
卡夫卡有很多趣事。眾所周知，他死前希望好友布羅德燒掉自己的遺稿。但布羅德沒有照做，反而不遺余力地整理、出版和保護他的作品。今天被成千上萬文學愛好者推崇的卡夫卡小說，如果沒有布羅德，都很可能失傳于人間。而有一種說法是：卡夫卡太了解布羅德了，他知道布羅德一定不會燒毀遺稿，所以他可以放心地說燒掉那些作品——這是一個卡夫卡式的處理，因為布羅德絕不會照做。
卡夫卡曾在日記里寫道：“我就是文學。”這話乍看上去像文藝青年的中二語錄，可要是結合卡夫卡的人生和作品，倒也說得沒錯，他的確把自己活成了文學。只是如果文藝青年照做，可能就會更討人厭。畢竟，模仿卡夫卡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在無限的孤獨中進行創作
坊間有一句流傳已久的話：三流小說容易被改編成一流電影，一流小說則容易被改編成三流戲劇。卡夫卡的小說例來被視作難以改編的范本。過去有過一些電影人去嘗試，其中最出名的要數奧遜·威爾斯改編的《審判》、1991年史蒂文·索德伯格版本的《卡夫卡》——它們已經算口碑最好的版本了，但更多的嘗試往往不得要領。此番德劇版本倒是玩出一些新意：它不是順序記錄卡夫卡的人生，而是先從布羅德保護卡夫卡的遺作說起。
該劇第一集，希勒特上臺，納粹統治德國，山雨欲來風滿樓，布羅德在出境的火車上惴惴不安。當他提心吊膽地通過巡邏員排查時，對方告訴他，你們是最后一批能夠這樣正常坐火車離開的乘客。如果再晚一些，卡夫卡的遺稿有可能毀于納粹德國。
卡夫卡的小說并不遵循現實主義邏輯，他在敘事中靈活使用了象征、寓言、變形等手法。德劇《卡夫卡》也使用了現代小說式的敘事方法，將現實與虛構混合，穿插不同人物的視角，拼圖般的再現卡夫卡的生活。除了主角比真實的卡夫卡矮了一截，整體質感的確具有文學性，是那種很快就彰顯出精良制作水平的劇目。
在這部劇里，小說家兼卡夫卡的親密朋友布羅德、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絲、父親赫爾曼等人，都作為重要人物登場。他們并不僅僅作為配角存在。譬如有一場為布羅德設計的審問戲，編劇通過記者對布羅德辛辣的追問——你一個三流的小說家，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闡釋卡夫卡的作品，從而進一步揭示出布羅德的焦灼。這關于他和卡夫卡的友誼，也關乎他自己的野心。
編劇也沒有美化卡夫卡在親密關系中的做法。卡夫卡對菲莉斯的愛并非偽善，他會在自己看重的小說開篇注明獻給菲莉斯，也會在收不到對方回信時心靈煎熬。他在戀愛時不乏孩子氣的話語，比方他說：“某天早晨無望地躺在床上，發誓收不到菲莉斯的信便決不起床。”另一方面，他曾與菲莉斯締結過兩次婚約，又因畏懼婚姻生活而解除。他坦陳：“我在精神上實際上沒有結婚的能力。這一點表現在：從我決心結婚的那一瞬間開始，我就再也無法入睡了，腦袋日夜熾熱，生活已不成為生活，我絕望地東倒西歪。”
卡夫卡在寫情書方面可謂優等學生。他曾對捷克人密倫娜·耶申斯卡寫道：“我恨不得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這樣我就可以搭乘下一班火車，去到維也納，去你家門前，然后說，跟我走吧，密倫娜，我們可以無所顧忌地去愛彼此，因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也是他說：“從根本上說我卻只是一頭野獸，只有森林是我的歸宿，而能夠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
密倫娜是一名捷克記者、作家和翻譯家，在與卡夫卡認識時，她已經是有夫之婦，并計劃跟隨丈夫在維也納生活。但她在這段婚姻里并不開心。卡夫卡曾多次勸她離婚，而密倫娜猶豫不決——他們只能在信件中傾訴愛意。值得一提的是，密倫娜本人是一位敢愛敢恨、信仰堅定的女性。由于她的思想不容于時局，她在二戰期間被捕，死于法西斯集中營。
如果按道德主義者的觀念，卡夫卡大概是一個該被批判的男性：他游走于不同女人之間，焦灼的語言和退卻的姿態集于一身。他對菲莉斯和密倫娜等女性都付出濃烈的情感，但他無法忠貞如一。卡夫卡的捉摸不透同樣體現在他對父親的態度上。他的父親赫爾曼當過兵，退伍后在布拉格經商。卡夫卡在父親的陰影下成長，而他的性格與父親截然不同：他敏感、回避，對事物保持著渴望了解又懷疑閃躲的姿態。他曾寫過一封多達三萬字的信描述父親對他造成的影響，但沒有將信交給父親。在父親眼里，兒子是一個聽話懂事、成績優秀的好學生，可卡夫卡在信中寫道：“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講話，你那‘不許頂嘴’的威脅和為此而抬起的手從來就一直陪伴著我……”
他還回憶道，有一回自己夜晚失眠，想要水喝。父親被他叫得心煩，干脆把他從床上拽起來，關到門外陽臺上。但卡夫卡也指出，他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他，哪怕是在那個“體罰教育”被視作常態的時代。有鑒于此，萊納·施塔赫等卡夫卡研究者認為：卡夫卡的父親并非臉譜化的家庭暴君形象。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卡夫卡最初選大學專業時想學化學，過了一陣子受不了了，改去慕尼黑學文學；可是等慕尼黑的簽證到手，他的興趣又變成了法學。整個過程里父親給了他充分的自主權。施塔赫認為卡夫卡也許在創造一個名為父親的文學形象。而德國學者阿爾特在《永遠的兒子》一書中寫道：“卡夫卡以一種強迫癥般的興致，培養著自己對父親的畏懼，因為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從來沒有擺脫過一個猶豫著不肯長大的晚輩的角色。他的愛情故事最后都成為災難，因為進入丈夫或者父親的角色，就意味著摧毀了兒子的身份。而兒子的身份，是他創作的前提條件。他堅信，只能在無限的孤獨中進行創作。”
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時刻”
小說《在流放地》中，卡夫卡描繪了一臺獨特的殺人機器。軍官邀請旅行者觀看他對一個士兵的處決。士兵赤裸身體，被放在殺人機器上。這臺機器由三個部分組成：床、繪制儀、耙。機器中間的針頭呈耙狀排列。士兵面朝下趴在棉花上，手腳和脖子被捆綁，小毛氈頭被塞進他嘴里，以免他喊叫或咬爛舌頭。耙將士兵所觸犯的戒條寫在他身上。當士兵趴在床上，耙便落到他的身體上，把針尖刺入身體。身體隨床顫動。耙是用玻璃做的，長針與短針結合：長針用于刺字，短針噴出水沖掉血跡，使刺文始終保持清晰。然后，血水流進小槽，最終匯入主槽。卡夫卡細致地描繪了殺人機器的運作原理——小說驚悚如恐怖電影。
在德劇《卡夫卡》中，這一幕出現在第二集，旅行者的面目就是卡夫卡。軍官希望旅行者成為這項刑罰的支持者，但旅行者拒絕了——他認為這臺殺人機器過于殘酷。隨著鏡頭的轉換，觀眾看見劇中的“觀眾”正在觀看這臺殺人機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號稱“絞肉機”的凡爾登戰役中有上百萬人傷亡。卡夫卡生前，親眼見證了那個血流成河、人變成惡魔的歐洲。而《在流放地》首次出版的時間，就是一戰結束不久的1919年——這篇小說的現實寓意便可想而知。如今看來，這樣的殺人機器不但沒有絕跡，反而以更加文明的面目嵌入在現代生活的結構里。早在一百年前，卡夫卡便已察覺出現代文明的冷酷、荒誕與工具主義。
類似的段落，在這部劇里有不少，像《變形記》《審判》等名篇，都得到了影視化的展現。只是可惜的是，這更多是在“呈現”，缺乏影像上的創造。這是一部有趣的改編版本，但它同樣讓我確信，走進卡夫卡的最好方式仍是文學。
我想起余華分享過的一則小故事，象征著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時刻”。那是來自余華朋友的見聞：在布拉格某個文學節舉辦期間，文學節主席的手提包被偷：小偷走進辦公室，當著工作人員的面，逐個拉開抽屜，摸到手提包，把包提走。沒想到僅僅過了一會兒，小偷又回來，他生氣地指責主席，為什么手提包里沒有錢！？主席見小偷兩手空空，問他手提包呢？小偷說扔掉了。主席和幾個作家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警察正坐在樓上打牌，主席用捷克語與警察溝通。警察說要打完牌才能處理。等了很久，一個警察不情不愿地走下樓，做完筆錄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他給主席做筆錄，再給幾位外國作家做筆錄。幾位外國作家不會說捷克語，需要找專門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說他可以當翻譯，將這幾位證人的話從英語翻譯成捷克語。但警察說不行，因為文學節主席和這幾位外國作家認識，要找一個不認識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打了幾個電話，終于找到一個翻譯。等翻譯趕到，把所有證人的筆錄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學節主席帶著這幾位外國作家離開警察局時，苦笑地說那個小偷正在做美夢呢。而朋友對余華說：“所以那個地方會出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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