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龍年，龍在中國文化里具有極高的地位，是一種非常具有力量的神秘象征。
但也有人說，龍是潛入我們集體認知中的一個謎。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但如果問到它來自何方、它是否真實存在、它到底長什么樣、它為何成了我們民族的象征……或許，疑惑依舊存在。
《中國龍的發明》一書借助文化學、民俗學的基本方法，溯源龍是如何成為帝王專屬，又是如何過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證了不同時期龍形象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變遷。這不失為一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內涵的新視角。
追溯龍的起源及本義
和抓住一條龍一樣難
讀書周刊：中國人并不是最開始就崇拜龍的，中國境內有熊和虎，但這兩種圖騰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為何沒那么重要？
施愛東（《中國龍的發明》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圖騰是一個專有名詞，但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它已經被泛化為一個動物崇拜的概念。古代的幾乎所有的代表“兇猛”“威嚴”的頂級掠食者，諸如虎、狼、熊、鷹、鱷等，都曾受到過先民的崇拜。葉舒憲教授就專門做過熊圖騰的研究，尤其在東北地區，對于狩獵族群來說，熊是周圍環境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體現，人們甚至要向它祈禱，才能確保有獵物可得。
然而，當人類社會由漁獵文明轉向農業文明時，靠森林吃飯也逐漸轉向了靠農田吃飯，“風調雨順”成為農業收成的關鍵要素。
在中國文化里，龍一直是騰云駕霧、溝通天地，能帶來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總是要找龍王。龍王可以確保農業的豐收，龍崇拜自然也就超越了其他動物的崇拜。
一個民族在選擇崇拜對象時，必定是因為這一對象和他們的生活有著緊密的關聯，其神力切身影響著他們的福祉。
讀書周刊：作為一種想象中的存在，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龍究竟是什么。
施愛東：要追溯龍的起源及其本義，和抓住一條龍一樣困難。
上古時期的“龍”是一個集合名詞。龍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龍是祭祀儀式中的執事功曹；龍袍是封建帝王的權力標志。
在貴族服制中，所謂龍，只是一種裝飾花紋。《隋書》亦稱：“凡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旃畫青龍皇帝升龍，諸侯交龍。”皇帝和諸侯均畫龍，但只有皇帝用升龍，因為只有皇帝才是“天子”，擁有借助神龍通達上天的權力。
今年是龍年，“龍氣氛”很濃郁，經常有人問我龍到底是什么。其實無論有多少種關于龍的定義，也無論有多少種龍起源論，都只是盲人摸象，這根本就是一些永遠不可能有正確答案的偽問題。
無論龍這個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創立的，幾乎在這個概念被第二個人使用的同時，龍的意義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當時發生了變化，而且一直變化，直到今天依然在變化著。
讀書周刊：所以龍的形象也是個典型的案例，體現了文化的變化與發展。
施愛東：知識社會學有一個命題叫作“概念的旅行”，就是說概念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同的傳播者對它的理解一定會發生偏差。概念就是在旅行中不斷被豐富和完善的。對于龍這樣一個本身并不存在的事物，在龍文化的傳播過程中，肯定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
“中國龍”的概念是被發明出來的，是中國遇到西方文化后，反過來自我審視與思考而產生的結果。所以龍的意義的變遷，也從側面反映著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
雖然會有權力崇拜
對龍的態度卻充滿矛盾
讀書周刊：龍的形象和功能一直在經歷怎樣的變化？
施愛東：作為想象的而非實體的動物，龍從誕生開始，其形象和功能就一直在變化，從溝通天地的交通使者，到封建帝王的權力標志，再到中國和中國人的象征，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變遷。
龍形象的出現早于“龍”字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在眾多考古實物中，被認為是龍的形象并不少見，一切具有獸頭、條形元素的上古圖案，只要未標示名稱，都可以被推斷為龍。張光直就曾揶揄說：“龍的形象如此易變而多樣，金石學家對這個名稱的使用也就帶有很大的彈性：凡與真實動物對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獸名稱來稱呼的動物，便是龍了。”
不僅圖像辨識容易出現誤差，文字記載中的龍形象也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甲骨文金文時代，龍字的用法就十分多樣。從上古有關龍的敘述和圖像中，我們只能總結出兩點較為穩定的特征：一是具有威力的神性動物；二是身體修長或條狀的動物。《說文解字》釋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
《山海經》也偏好用“龍形”來說明其他怪物的形狀，如“鳥身而龍首”“龍身而鳥首”“龍身而人面”“人身龍首”等。直到宋代，董羽才在《畫龍輯議》中對龍形象作出相對穩定的說明：“古今圖畫者固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發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九似也。”也正是從宋代開始，龍形象才逐漸趨于穩定。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說，在龍經歷的變化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份的轉換？
施愛東：由帝王龍向中國龍的轉換，其實是龍的階級屬性向國族屬性的轉換。聞一多說：“數千年來我們自稱為‘華夏’，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隨著帝制的消亡，這觀念才被放棄。然而說放棄，實地里并未放棄。正如政體是民主代替了君主，從前作為帝王象征的龍，現在變為每個中國人的象征了。”一席話說明了龍在“帝王象征—國家象征—每個中國人的象征”之間的角色轉換。
中國民間社會一直有權力崇拜，但對龍的態度卻充滿矛盾。各地流傳著許多英雄與惡龍搏斗的傳說，其中最著名的是關于黑龍江的故事。傳說，東北有條大江叫“白龍江”，江里住著一條白龍，終日作惡多端。小黑龍“禿尾巴老李”為懲惡揚善，與白龍爆發了一場激戰。當白龍浮出水面時，百姓就往它嘴里扔石灰塊和石頭；當小黑龍翻出水面時，大伙兒就往它嘴里扔饅頭。幾個回合下來，小黑龍越戰越勇，白龍被劈成兩半。沒有了惡龍的侵擾，人們安居樂業，從此白龍江也改名為黑龍江。
在民間社會，龍可以用來代表很多東西，比如，龍脈指山脈河流的走勢，龍卷風指劇烈的天氣現象，“龍抬頭”指一種天文節氣等。百姓用“龍”來代表各種難以由人力控制的自然力，而流傳的各類傳說是人們試圖征服自然力量的愿望。
華人的身份標識
還是一種“無形資產”
讀書周刊：長久以來，為什么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施愛東：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在歌曲《龍的傳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首歌將長江、黃河，以及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等中國意象融入“龍”的名下，將每個中國人都定義成“龍的傳人”，也凝聚起包括華僑華人在內的中華兒女共識，呼應著中華崛起、巨龍騰飛的時代要求。
歌曲《大中國》里唱道：“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家里盤著兩條龍，是長江與黃河呀。”除了這兩條天然巨龍，還有一條人造巨龍穿行大地，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所以，神州大地是龍的故鄉，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這些觀念一經提出，迅速就被中國人接受了。
但當然，其中強烈的文化認同顯然并非一兩首流行歌曲就能做到，而是來源于幾千年的文化積累和文化認同。
讀書周刊：對于海外華人來說，“龍”已經成為一種祖國的象征和華人精神的符號了吧？施愛東：在海外，中國龍的民族認同感非常強烈。早期華人多處于西方社會底層，需要抱團取暖，因而更加依賴于一個共同體，龍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主要象征物，自然能得到更多認同。
海外華人較早的身份符號是三角黃龍旗。在清朝，三角黃龍旗是官船的旗號，它的色彩鮮艷、形制特別、易于辨識。一直到今天，在很多節慶活動中，三角黃龍旗還在各種節慶儀式中被沿用，仍然是華人的身份標識。
除了身份標識，三角黃龍旗還是一種“無形資產”。早在19世紀，在清朝官員還沒意識到龍旗的象征意義時，一些在海外販賣中國產品的商人已經開始借用三角黃龍旗進行產品宣傳。許多中國商人為了標識商品產地，往往懸掛龍旗招攬顧客。
這種符號意義的轉化，是中外政治、文化、經濟交流不斷深化的結果。每逢節日，歡天喜地的人們都會拿出看家本領，表達興奮心情，營造節日氛圍——跑竹馬、劃旱船、耍獅子，而最為吸引眼球的表演當數舞龍燈。
重新審視文化符號
中國龍與西方龍之差異
讀書周刊：《中國龍的發明》的第一版是在2014年出版的，這也算是一本經過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了。經過了10年，到了龍年，您才決定將此書再版嗎？
施愛東：其實，最近的關于龍的翻譯的爭論，是讓我決定再版的最重要的觸發點，我想重點講一講這個問題。
關于龍的“譯名”的話題，其實早在2006年就已經出現，經過十幾年間不斷發酵，新龍年之際又被人重新提起。
當時有一個“為中華龍正‘洋名’”的倡議：“中華龍與西方Dragon完全不同。中華龍形象神奇，主要象征正義與吉祥；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邪惡與禍祟。應將龍英譯為Loong以示區別。”
龍學家解釋說：Loong是在英文單詞long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讀音與龍相似，long的詞義與龍的形體特征相同，oo看起來很像中國龍的一雙大眼睛，形神與龍皆似。因此一致呼吁我國政府和西方國家政府商量一下，采納這一建議，將中國龍翻譯為Loong，為英文詞典增加一個新的單詞。
此后十幾年間，這些龍學家孜孜不倦地上下奔走，一直努力于將Dragon改成Loong。
問題是，改個名字真的有這么大作用嗎？我們都知道，法國的象征是高盧雞（Le Coq Gaulois）。“雞”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名聲不佳，那么，法國政府是不是也得跟中國政府商量一下，把高盧雞的中文譯名改成“高盧樂可樂”？
讀書周刊：您曾說，龍從最初的被混淆、有多個譯名，到后來成為時尚風靡歐洲，再到一度淪為被某些外媒戲謔的符號，對應的是中西關系的變化和相互認知的動態發展，所以，您認為譯名對龍的文化形象毫無影響？
施愛東：其實，第一個將龍譯為Dragon的譯者，正是深愛中國、死在中國、葬在中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偉大的漢學家利瑪竇。他脫下洋裝，換上儒服，潛心漢學，受到明代士大夫的廣泛尊敬，被尊稱為“泰西儒士”。他難道不知道龍與Dragon不對等嗎？他當然知道。在他的前面，其他傳教士都是把龍直譯為Serpientes（大蛇），利瑪竇的譯法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最佳譯法，此譯一出，馬上就被西方社會廣泛接受。
那么，利瑪竇的譯法是否導致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厭惡情緒呢？答案是：沒有。早期入華的歐洲傳教士，基本都能客觀地報道龍在中國的地位以及龍紋的使用狀況，他們筆下龍紋總是與皇家氣派相伴隨。這樣的介紹讓那些本來就醉心于東方神秘文化的歐洲浪漫貴族心馳神往。17世紀的倫敦、巴黎等中心城市，繡有龍、鳳、麒麟圖案的服裝受到貴族階層的熱捧，被認為具有“難以言狀的美感”。那時候，整個歐洲都充滿著對于異域中國的奇妙的、浪漫的想象，歐洲許多博物館至今還保存著上層貴族在中國定制的龍紋瓷器，這些龍紋非常精致、成熟，沒有絲毫“邪惡”的意味。
利瑪竇之后，Dragon與龍的對譯已經沿用四百多年，西方人對于中國龍的理解，猶如中國人對于西方龍的了解，彼此都已清清楚楚。
讀書周刊：只有民族自信了，我們才能卸下過往的歷史包袱。
施愛東：是的，深入了解歷史，重新審視和解讀自己的文化符號，才能真正幫助我們扯斷不自信的枷鎖。反過來想，其實即便是在中國，龍也具有二重性。民間傳說中的龍，惡龍數量遠遠超過祥龍數量，各種英雄戰惡龍的傳說廣泛流傳于全國各地。
祥龍還是惡龍，崇龍抑或屠龍，不是由龍的名字決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態度決定的。在黑龍江的傳說中，小白龍高帥富，老百姓給它扔石頭；小黑龍身上黑，尾巴禿，長相難看，“禿尾巴老李”這名字也不好聽，可是老百姓卻給它扔饅頭。這事放到國際語境中也一樣，當別人將你視作異類的時候，你的名字再好聽，他也會把你畫得窮兇極惡，甚至找出其他丑類來形容你；而當別人將你視作朋友的時候，即使你的名字叫老鼠，他也會把你畫成可愛的米老鼠。
今年是龍年，龍在中國文化里具有極高的地位，是一種非常具有力量的神秘象征。
但也有人說，龍是潛入我們集體認知中的一個謎。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但如果問到它來自何方、它是否真實存在、它到底長什么樣、它為何成了我們民族的象征……或許，疑惑依舊存在。
《中國龍的發明》一書借助文化學、民俗學的基本方法，溯源龍是如何成為帝王專屬，又是如何過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證了不同時期龍形象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變遷。這不失為一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內涵的新視角。
追溯龍的起源及本義
和抓住一條龍一樣難
讀書周刊：中國人并不是最開始就崇拜龍的，中國境內有熊和虎，但這兩種圖騰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為何沒那么重要？
施愛東（《中國龍的發明》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圖騰是一個專有名詞，但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它已經被泛化為一個動物崇拜的概念。古代的幾乎所有的代表“兇猛”“威嚴”的頂級掠食者，諸如虎、狼、熊、鷹、鱷等，都曾受到過先民的崇拜。葉舒憲教授就專門做過熊圖騰的研究，尤其在東北地區，對于狩獵族群來說，熊是周圍環境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體現，人們甚至要向它祈禱，才能確保有獵物可得。
然而，當人類社會由漁獵文明轉向農業文明時，靠森林吃飯也逐漸轉向了靠農田吃飯，“風調雨順”成為農業收成的關鍵要素。
在中國文化里，龍一直是騰云駕霧、溝通天地，能帶來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總是要找龍王。龍王可以確保農業的豐收，龍崇拜自然也就超越了其他動物的崇拜。
一個民族在選擇崇拜對象時，必定是因為這一對象和他們的生活有著緊密的關聯，其神力切身影響著他們的福祉。
讀書周刊：作為一種想象中的存在，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龍究竟是什么。
施愛東：要追溯龍的起源及其本義，和抓住一條龍一樣困難。
上古時期的“龍”是一個集合名詞。龍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龍是祭祀儀式中的執事功曹；龍袍是封建帝王的權力標志。
在貴族服制中，所謂龍，只是一種裝飾花紋。《隋書》亦稱：“凡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旃畫青龍皇帝升龍，諸侯交龍。”皇帝和諸侯均畫龍，但只有皇帝用升龍，因為只有皇帝才是“天子”，擁有借助神龍通達上天的權力。
今年是龍年，“龍氣氛”很濃郁，經常有人問我龍到底是什么。其實無論有多少種關于龍的定義，也無論有多少種龍起源論，都只是盲人摸象，這根本就是一些永遠不可能有正確答案的偽問題。
無論龍這個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創立的，幾乎在這個概念被第二個人使用的同時，龍的意義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當時發生了變化，而且一直變化，直到今天依然在變化著。
讀書周刊：所以龍的形象也是個典型的案例，體現了文化的變化與發展。
施愛東：知識社會學有一個命題叫作“概念的旅行”，就是說概念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同的傳播者對它的理解一定會發生偏差。概念就是在旅行中不斷被豐富和完善的。對于龍這樣一個本身并不存在的事物，在龍文化的傳播過程中，肯定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
“中國龍”的概念是被發明出來的，是中國遇到西方文化后，反過來自我審視與思考而產生的結果。所以龍的意義的變遷，也從側面反映著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
雖然會有權力崇拜
對龍的態度卻充滿矛盾
讀書周刊：龍的形象和功能一直在經歷怎樣的變化？
施愛東：作為想象的而非實體的動物，龍從誕生開始，其形象和功能就一直在變化，從溝通天地的交通使者，到封建帝王的權力標志，再到中國和中國人的象征，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變遷。
龍形象的出現早于“龍”字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在眾多考古實物中，被認為是龍的形象并不少見，一切具有獸頭、條形元素的上古圖案，只要未標示名稱，都可以被推斷為龍。張光直就曾揶揄說：“龍的形象如此易變而多樣，金石學家對這個名稱的使用也就帶有很大的彈性：凡與真實動物對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獸名稱來稱呼的動物，便是龍了。”
不僅圖像辨識容易出現誤差，文字記載中的龍形象也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甲骨文金文時代，龍字的用法就十分多樣。從上古有關龍的敘述和圖像中，我們只能總結出兩點較為穩定的特征：一是具有威力的神性動物；二是身體修長或條狀的動物。《說文解字》釋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
《山海經》也偏好用“龍形”來說明其他怪物的形狀，如“鳥身而龍首”“龍身而鳥首”“龍身而人面”“人身龍首”等。直到宋代，董羽才在《畫龍輯議》中對龍形象作出相對穩定的說明：“古今圖畫者固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發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九似也。”也正是從宋代開始，龍形象才逐漸趨于穩定。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說，在龍經歷的變化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份的轉換？
施愛東：由帝王龍向中國龍的轉換，其實是龍的階級屬性向國族屬性的轉換。聞一多說：“數千年來我們自稱為‘華夏’，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隨著帝制的消亡，這觀念才被放棄。然而說放棄，實地里并未放棄。正如政體是民主代替了君主，從前作為帝王象征的龍，現在變為每個中國人的象征了。”一席話說明了龍在“帝王象征—國家象征—每個中國人的象征”之間的角色轉換。
中國民間社會一直有權力崇拜，但對龍的態度卻充滿矛盾。各地流傳著許多英雄與惡龍搏斗的傳說，其中最著名的是關于黑龍江的故事。傳說，東北有條大江叫“白龍江”，江里住著一條白龍，終日作惡多端。小黑龍“禿尾巴老李”為懲惡揚善，與白龍爆發了一場激戰。當白龍浮出水面時，百姓就往它嘴里扔石灰塊和石頭；當小黑龍翻出水面時，大伙兒就往它嘴里扔饅頭。幾個回合下來，小黑龍越戰越勇，白龍被劈成兩半。沒有了惡龍的侵擾，人們安居樂業，從此白龍江也改名為黑龍江。
在民間社會，龍可以用來代表很多東西，比如，龍脈指山脈河流的走勢，龍卷風指劇烈的天氣現象，“龍抬頭”指一種天文節氣等。百姓用“龍”來代表各種難以由人力控制的自然力，而流傳的各類傳說是人們試圖征服自然力量的愿望。
華人的身份標識
還是一種“無形資產”
讀書周刊：長久以來，為什么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施愛東：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在歌曲《龍的傳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首歌將長江、黃河，以及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等中國意象融入“龍”的名下，將每個中國人都定義成“龍的傳人”，也凝聚起包括華僑華人在內的中華兒女共識，呼應著中華崛起、巨龍騰飛的時代要求。
歌曲《大中國》里唱道：“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家里盤著兩條龍，是長江與黃河呀。”除了這兩條天然巨龍，還有一條人造巨龍穿行大地，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所以，神州大地是龍的故鄉，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這些觀念一經提出，迅速就被中國人接受了。
但當然，其中強烈的文化認同顯然并非一兩首流行歌曲就能做到，而是來源于幾千年的文化積累和文化認同。
讀書周刊：對于海外華人來說，“龍”已經成為一種祖國的象征和華人精神的符號了吧？施愛東：在海外，中國龍的民族認同感非常強烈。早期華人多處于西方社會底層，需要抱團取暖，因而更加依賴于一個共同體，龍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主要象征物，自然能得到更多認同。
海外華人較早的身份符號是三角黃龍旗。在清朝，三角黃龍旗是官船的旗號，它的色彩鮮艷、形制特別、易于辨識。一直到今天，在很多節慶活動中，三角黃龍旗還在各種節慶儀式中被沿用，仍然是華人的身份標識。
除了身份標識，三角黃龍旗還是一種“無形資產”。早在19世紀，在清朝官員還沒意識到龍旗的象征意義時，一些在海外販賣中國產品的商人已經開始借用三角黃龍旗進行產品宣傳。許多中國商人為了標識商品產地，往往懸掛龍旗招攬顧客。
這種符號意義的轉化，是中外政治、文化、經濟交流不斷深化的結果。每逢節日，歡天喜地的人們都會拿出看家本領，表達興奮心情，營造節日氛圍——跑竹馬、劃旱船、耍獅子，而最為吸引眼球的表演當數舞龍燈。
重新審視文化符號
中國龍與西方龍之差異
讀書周刊：《中國龍的發明》的第一版是在2014年出版的，這也算是一本經過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了。經過了10年，到了龍年，您才決定將此書再版嗎？
施愛東：其實，最近的關于龍的翻譯的爭論，是讓我決定再版的最重要的觸發點，我想重點講一講這個問題。
關于龍的“譯名”的話題，其實早在2006年就已經出現，經過十幾年間不斷發酵，新龍年之際又被人重新提起。
當時有一個“為中華龍正‘洋名’”的倡議：“中華龍與西方Dragon完全不同。中華龍形象神奇，主要象征正義與吉祥；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邪惡與禍祟。應將龍英譯為Loong以示區別。”
龍學家解釋說：Loong是在英文單詞long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讀音與龍相似，long的詞義與龍的形體特征相同，oo看起來很像中國龍的一雙大眼睛，形神與龍皆似。因此一致呼吁我國政府和西方國家政府商量一下，采納這一建議，將中國龍翻譯為Loong，為英文詞典增加一個新的單詞。
此后十幾年間，這些龍學家孜孜不倦地上下奔走，一直努力于將Dragon改成Loong。
問題是，改個名字真的有這么大作用嗎？我們都知道，法國的象征是高盧雞（Le Coq Gaulois）。“雞”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名聲不佳，那么，法國政府是不是也得跟中國政府商量一下，把高盧雞的中文譯名改成“高盧樂可樂”？
讀書周刊：您曾說，龍從最初的被混淆、有多個譯名，到后來成為時尚風靡歐洲，再到一度淪為被某些外媒戲謔的符號，對應的是中西關系的變化和相互認知的動態發展，所以，您認為譯名對龍的文化形象毫無影響？
施愛東：其實，第一個將龍譯為Dragon的譯者，正是深愛中國、死在中國、葬在中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偉大的漢學家利瑪竇。他脫下洋裝，換上儒服，潛心漢學，受到明代士大夫的廣泛尊敬，被尊稱為“泰西儒士”。他難道不知道龍與Dragon不對等嗎？他當然知道。在他的前面，其他傳教士都是把龍直譯為Serpientes（大蛇），利瑪竇的譯法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最佳譯法，此譯一出，馬上就被西方社會廣泛接受。
那么，利瑪竇的譯法是否導致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厭惡情緒呢？答案是：沒有。早期入華的歐洲傳教士，基本都能客觀地報道龍在中國的地位以及龍紋的使用狀況，他們筆下龍紋總是與皇家氣派相伴隨。這樣的介紹讓那些本來就醉心于東方神秘文化的歐洲浪漫貴族心馳神往。17世紀的倫敦、巴黎等中心城市，繡有龍、鳳、麒麟圖案的服裝受到貴族階層的熱捧，被認為具有“難以言狀的美感”。那時候，整個歐洲都充滿著對于異域中國的奇妙的、浪漫的想象，歐洲許多博物館至今還保存著上層貴族在中國定制的龍紋瓷器，這些龍紋非常精致、成熟，沒有絲毫“邪惡”的意味。
利瑪竇之后，Dragon與龍的對譯已經沿用四百多年，西方人對于中國龍的理解，猶如中國人對于西方龍的了解，彼此都已清清楚楚。
讀書周刊：只有民族自信了，我們才能卸下過往的歷史包袱。
施愛東：是的，深入了解歷史，重新審視和解讀自己的文化符號，才能真正幫助我們扯斷不自信的枷鎖。反過來想，其實即便是在中國，龍也具有二重性。民間傳說中的龍，惡龍數量遠遠超過祥龍數量，各種英雄戰惡龍的傳說廣泛流傳于全國各地。
祥龍還是惡龍，崇龍抑或屠龍，不是由龍的名字決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態度決定的。在黑龍江的傳說中，小白龍高帥富，老百姓給它扔石頭；小黑龍身上黑，尾巴禿，長相難看，“禿尾巴老李”這名字也不好聽，可是老百姓卻給它扔饅頭。這事放到國際語境中也一樣，當別人將你視作異類的時候，你的名字再好聽，他也會把你畫得窮兇極惡，甚至找出其他丑類來形容你；而當別人將你視作朋友的時候，即使你的名字叫老鼠，他也會把你畫成可愛的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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