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5月31日電 題：粵港澳大灣區應以“所長”對接國家級經開區“所需”
作者 梁海明 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經開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平臺，正迎來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
商務部近期印發的《深化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改革創新以高水平開放引領高質量發展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工作方案》)，提出包括產業升級、招商引資、制度創新、綠色轉型等在內的16項政策舉措，旨在將經開區打造成為引領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
在這一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以“所長”對接“國家所需”，在服務國家發展、推動區域協同中發揮橋梁和平臺作用。
經開區如何激活外資投資新機遇
國家級經開區在我國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全國232個國家級經開區共吸引外資企業超過6萬家，全年實際使用外資272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10.7萬億元人民幣，分別占全國的23.4%和24.5%。
通過集聚產業鏈資源、建設高水平開放平臺、打造優質營商環境，經開區成為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核心節點，且成為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的首選地。值得關注的是，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經開區集聚了一大批外資標志性項目，形成了完整的產業生態。
經開區具有先行先試、制度創新的政策優勢，包括利潤再投資遞延納稅、土地單列指標、專項債資金支持等，進一步增強了其吸引外資的“磁力”。
不過，即便國家級經開區發展勢頭強勁，卻也還存在發展不均衡、結構待優化、機制待完善等問題。首先，區域間發展差距明顯。東部地區經開區產業基礎雄厚、開放程度高，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經開區則在產業集聚能力、外資承載能力等方面仍有差距。其次，部分經開區產業結構仍偏重傳統制造業，缺乏新質生產力支撐，綠色化、數字化轉型進程相對滯后。此外，營商環境中還存在政策落地不夠精準、政務服務便利性不足、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制約了高質量發展步伐。
此次《工作方案》提出，支持東部與中西部、東北地區經開區共建產業園區，推動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強化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優化營商環境，有利于推動形成區域協調、錯位發展、優勢互補的新格局。
隨著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經開區正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載體。《工作方案》明確提出要支持經開區發展未來產業、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建設高標準數字園區、智能工廠、算力基礎設施，探索綠色低碳發展模式。這些都為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金融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帶來了重大機遇。
例如，在數字經濟領域，經開區可依托5G、工業互聯網、東數西算等基礎設施，加快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在綠色發展方面，鼓勵發展綠電交易、碳足跡管理、綠色工業園區建設，釋放綠色投資潛力；在金融服務方面，鼓勵外資基金投向高技術產業，推動企業通過REITs(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綠色債券等方式融資。改革創新不僅激活了產業潛能，也拓展了外資深度參與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空間。
區域聯動下的高水平開放新范式
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國開放程度最高、市場化程度最強、國際化水平最優的區域之一，匯聚了香港、澳門、深圳、廣州等經濟重鎮，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跨境貿易、國際人才等方面具備獨特優勢。當前，國家級經開區在吸引外資、推動高端制造、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正需要粵港澳大灣區提供制度支持、技術支撐和資源協同。
其一，大灣區在金融服務方面具備強大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為經開區引入全球資本，并支持經開區構建綠色債券、跨境投融資等金融工具；深圳在金融科技、數字貨幣、跨境支付方面的成熟探索，也可為經開區提供智能化金融解決方案。
其二，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可為經開區提供強有力支撐。深圳具備強大的科技研發能力和產業化能力，香港在基礎研究、國際合作方面經驗豐富，廣州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已形成完整產業鏈。大灣區可通過協同創新平臺，推動“海外研發、境內轉化”，助力經開區打造未來產業孵化器與技術轉化高地。
其三，粵港澳大灣區在數據合規、跨境數據流通、智慧監管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有望為國家級經開區推進數字經濟、建設高標準數字園區和智能制造基地提供“樣板參考”。在國際招商方面，大灣區依托廣泛的國際人脈網絡和項目資源，可助力經開區更有效參與國際多邊合作框架，拓展全球產業鏈布局和要素配置能力。
在此基礎上，推動更大范圍的區域聯動發展，已成為深化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方向。粵港澳大灣區側重于金融、科技、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深度開放，具備較強的國際資源集聚與制度輸出能力；而海南自貿港則以“境內關外”的政策制度為基礎，探索實行最簡稅制、最少審批、最自由的貿易投資環境，走在制度型開放的前沿。兩大開放平臺的聯動發展，將形成制度互補與功能協同的合力，為國家級經開區提供更加多元的制度創新路徑和全球化發展支撐。例如，海南自貿港可與經開區聯合探索離岸貿易、跨境數據流通、國際物流樞紐建設等合作試點，打造面向全球的產業合作新通道；而粵港澳大灣區則可在投融資機制設計、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等方面，為經開區提供成熟可復制的制度支撐。通過“南北呼應”“陸海聯動”的協同機制，大灣區與海南有望共同構建起支持國家級經開區高質量發展的全鏈條生態體系，進一步提升我國整體對外開放水平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從整體看，國家級經開區承擔著吸引外資、集聚實體經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戰略任務；而粵港澳大灣區與海南自由貿易港則是制度創新和全球資源配置的“策源地”，在國家對外開放格局中發揮著引領作用。三者的深度融合，不僅是區域協同的需要，更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應以更大的格局，統籌區域資源；以更高的視野，對接國際規則；以更實的舉措，滿足經開區在制度創新、要素保障、產業升級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協同共贏、互促共進，為中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注入更加澎湃的動能。(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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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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