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的詩集《變形》十月將推出法語版本，并在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面世。《變形》中的60余首詩歌作品，不僅揭示了人性的深度，亦包含了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廣度，也成為中法交流的一種方式。
就此詩集在法國的出版，趙麗宏與法國漢學家、哲學家索尼婭·布雷斯勒進行了對談，對詩歌當下的可能性和未來的敞開性進行了真切的交流。
變與不變永遠是相對的
索尼婭：您的詩集名為《變形》，這個標題喚起了一種持續的轉變，能否談談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趙麗宏：我們所處的世界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視野中，世界變化的形態也許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對周圍事物發生的變化極其敏感，也有人視而不見。世界的變化，其實也是人的變化、人的觀念的變化，人對歷史的認知、對現實的判斷、對未來的憧憬的變化，引起他們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變化。
我的很多詩作，都是在描述這樣的變化。這樣的描述，也許非常主觀，是一孔之見，是有別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覺，但對描述者來說，是真實的。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恒定不變的事物，但這些不變，大多是精神的產物，譬如心中的某些執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變應萬變”，不管這個世界如何變化、不管周圍的現實如何喧囂，保持心緒的寧靜、堅守自己的目標、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虛偽、不媚俗。我曾經用“礁石”作為自己在網上的筆名，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經受洶涌的海浪永無休止地沖擊，但它永遠以不變的姿態屹立著。但浪中的礁石其實也在變，海浪的沖擊和腐蝕，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跡，那是在遠處無法看清的累累傷痕。變與不變，永遠是相對的，也是相輔相成的。
索尼婭：本詩集中許多詩歌探討了記憶、時間和變形等主題。這些主題如何反映在您的個人生活體驗中？
趙麗宏：記憶這個詞，涵蓋了過往的所有時光和經歷。不管是清晰的往事還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轟轟烈烈的事件還是幽光閃爍的瞬間，都是記憶。我的大多數詩作，都和記憶有關，在我的詩中，它們展現的也許是一段往事，一個人物，一段對話，一個場景，一個表情，一段音樂，一件器物，一絲微笑，一滴眼淚……在沉思時，在旅途中，在夢境里，它們無時無刻不在叩響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門，給我寫詩的靈感。而所有這一切與記憶有關的詩句，都有一個潛在的主題——時間。時間籠罩著記憶中的所有細節。也許還有另一個主題——變形。記憶中的景象，經過時間的醞釀，重現在詩句中時，已經面目全非。
我的文字還是發出了聲音
索尼婭：在詩集《變形》中，詩歌《此生》討論了痛苦與快樂、斗爭與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這種二元性在您詩歌創作中的體現？
趙麗宏：《此生》這首詩，其實是對人生的反思、對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詩作，都是在作這樣的反思。回溯生命的過來之路，有迷惘憂傷、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悅和歡樂的笑聲。那些不同的情緒，在生命中不時交替，也經常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狀態中的二元性或者說多元性，它們之間沖突糾纏，時時刻刻地陪伴著每一個人，讓你沉迷，讓你困惑，讓你驚恐，讓你忍不住回頭尋找自己的腳印，也不斷審視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時自問：我是誰，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婭：在《平衡》這首詩中，您探討了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平衡。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這種張力如何影響您的詩歌創作？
趙麗宏：你把這首詩的題目翻譯為《平衡》，中文原詩的題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種測試輕重平衡的儀器，也是一個可以讓人產生很多聯想的意象。天地間沒有絕對的平衡。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失衡的世界。我們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對的平衡，只是一些我們希望抵達的瞬間。而不平衡，卻是生活的常態。在詩中，我讓自己站在一臺天平儀的中心，試圖以自己的移動來控制天平兩邊的平衡，而天平的兩邊，不是具體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兩個無法觸摸的抽象概念：過去和未來。使自己成為平衡支點的想法，當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樣移動位置，也無法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找到平衡點。過去和未來，每個瞬間都改變著它們的位置，時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運轉也自有其規律，在失衡的天地間，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態度。正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婭：《我的沉默》這首詩似乎暗示著一種深刻的內省。沉默對您作為詩人意味著什么？它如何影響您的創作？
趙麗宏：沉默是什么？是無聲，是啞口無言，還是失去了說話的欲望和能力？一個思想者，一個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變成一塊不會說話的石頭，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徹底沒了聲音，那意味著死亡。你說我的這首短短的詩“暗示著一種深刻的內省”，謝謝你的理解！中國人有一句諺語：沉默是金。含義其實很復雜，它的意思并非簡單地贊美沉默，不說話不表態就是高潔的智者。當人聲喧嚷，人人都爭著發聲、爭著表態、爭著表現自己的聰明或高尚的時候，你靜默的姿態，你隱忍不發的態度，表達的是你的獨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趨炎附勢，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實有聲音，這聲音，也許振聾發聵。我的不少詩，其實是在沉默中寫的，在贊美這種沉默的態度時，我的文字還是發出了聲音，但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
索尼婭：在《在天堂門口》這首詩中，您借助哲學人物探討了存在問題。您如何看待哲學？哲學又如何影響您的詩歌？
趙麗宏：《在天堂門口》是這本詩集中最長的一首詩，三百多行，集敘事、幻想、抒情和議論于一體。詩中出現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莊子、孔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們相聚在天堂門口，卻無法進入。因為，天堂門口藏著無形的斯芬克斯，這一群偉大的哲人，都無法回答來自天堂門內的提問。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個寓言，也是我對人類哲學的歷史和現狀的一種看法。我在詩中和每一位哲人對話，但都是浮光掠影，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思想之海，無法窺清他們真實的靈魂。即便是人類歷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們一生都在追尋的道路上，沒有一位能抵達終極的目標。他們的追尋和表達，營造出一個繁花似錦的哲學花園，引人入勝，每個人都能在這個幽深的花園里找到自己欣賞的花草，但沒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稱：我就是美的終極，我就是真理的盡頭。古往今來所有的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創造和表達，其實都處在一個尋求的過程中，沒有人可以抵達終極之點。無數這樣尋求的過程，匯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讓蕓蕓眾生在其中游覽、觀賞、沉思、感悟、驚嘆。我想，哲學對我的詩歌的影響，在我的每一首詩中。
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繼續前行
索尼婭：在《母親的書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親。母親這一形象如何影響了您的文學和詩歌道路？
趙麗宏：我在詩中寫到母親，這是生活中真實的感受。母親愛我，關心我，我曾經認為母親不會關注我的創作，不會讀我寫的書，因為她從不主動說。多年前，當我發現，在母親的臥室里，有一個她自制的書架，書架上放的，都是我寫的書。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書最完整的書架。對母親的關愛，我無法用文字完整地表達。并不是每個寫作者都有這樣的母親，都有這樣的母愛，我有這樣的母親，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歲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書，我都要第一個送給我的母親。我不會在每一首詩中寫到母親，但母親的關注和愛，給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勵，成為我寫作的一種精神動力。《母親的書架》是一首紀實的詩，這樣的情景，人間稀罕，只需要用樸素的文字寫出來，母愛，以及我對母親的深情就飽含其中了。寫這首詩時，我母親98歲。今年1月，103歲的母親與世長辭，我想念她！我會為母親寫一本書，不是詩集，但書中一定有我和母親共同完成的詩篇。
索尼婭：本詩集以非常哲學性和沉思性的基調結束。您如何看待您未來詩歌的演變？您希望通過寫作探索哪些新的領域？
趙麗宏：詩歌中有哲學，有思辨，有對天地萬物的認知和思考。但哲學家的結論，不應該出現在詩人的文字中。中國古代的詩人，也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爭論。中國的古詩，在唐代是一個高峰，唐詩的境界千姿百態，以風情神韻見長。到宋代，詩人追求以理入詩，曾被后人詬病。這樣的爭論，各執其詞，其實并無勝者。詩歌和哲學之間應該有什么樣的結合和關聯，我在長詩《在天堂門口》有所表達，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見。未來的詩歌會有怎樣的演變，我無法預言，我大概不會改弦更張，也不會標新立異，還會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繼續前行。
趙麗宏的詩集《變形》十月將推出法語版本，并在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面世。《變形》中的60余首詩歌作品，不僅揭示了人性的深度，亦包含了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廣度，也成為中法交流的一種方式。
就此詩集在法國的出版，趙麗宏與法國漢學家、哲學家索尼婭·布雷斯勒進行了對談，對詩歌當下的可能性和未來的敞開性進行了真切的交流。
變與不變永遠是相對的
索尼婭：您的詩集名為《變形》，這個標題喚起了一種持續的轉變，能否談談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趙麗宏：我們所處的世界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視野中，世界變化的形態也許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對周圍事物發生的變化極其敏感，也有人視而不見。世界的變化，其實也是人的變化、人的觀念的變化，人對歷史的認知、對現實的判斷、對未來的憧憬的變化，引起他們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變化。
我的很多詩作，都是在描述這樣的變化。這樣的描述，也許非常主觀，是一孔之見，是有別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覺，但對描述者來說，是真實的。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恒定不變的事物，但這些不變，大多是精神的產物，譬如心中的某些執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變應萬變”，不管這個世界如何變化、不管周圍的現實如何喧囂，保持心緒的寧靜、堅守自己的目標、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虛偽、不媚俗。我曾經用“礁石”作為自己在網上的筆名，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經受洶涌的海浪永無休止地沖擊，但它永遠以不變的姿態屹立著。但浪中的礁石其實也在變，海浪的沖擊和腐蝕，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跡，那是在遠處無法看清的累累傷痕。變與不變，永遠是相對的，也是相輔相成的。
索尼婭：本詩集中許多詩歌探討了記憶、時間和變形等主題。這些主題如何反映在您的個人生活體驗中？
趙麗宏：記憶這個詞，涵蓋了過往的所有時光和經歷。不管是清晰的往事還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轟轟烈烈的事件還是幽光閃爍的瞬間，都是記憶。我的大多數詩作，都和記憶有關，在我的詩中，它們展現的也許是一段往事，一個人物，一段對話，一個場景，一個表情，一段音樂，一件器物，一絲微笑，一滴眼淚……在沉思時，在旅途中，在夢境里，它們無時無刻不在叩響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門，給我寫詩的靈感。而所有這一切與記憶有關的詩句，都有一個潛在的主題——時間。時間籠罩著記憶中的所有細節。也許還有另一個主題——變形。記憶中的景象，經過時間的醞釀，重現在詩句中時，已經面目全非。
我的文字還是發出了聲音
索尼婭：在詩集《變形》中，詩歌《此生》討論了痛苦與快樂、斗爭與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這種二元性在您詩歌創作中的體現？
趙麗宏：《此生》這首詩，其實是對人生的反思、對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詩作，都是在作這樣的反思。回溯生命的過來之路，有迷惘憂傷、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悅和歡樂的笑聲。那些不同的情緒，在生命中不時交替，也經常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狀態中的二元性或者說多元性，它們之間沖突糾纏，時時刻刻地陪伴著每一個人，讓你沉迷，讓你困惑，讓你驚恐，讓你忍不住回頭尋找自己的腳印，也不斷審視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時自問：我是誰，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婭：在《平衡》這首詩中，您探討了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平衡。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這種張力如何影響您的詩歌創作？
趙麗宏：你把這首詩的題目翻譯為《平衡》，中文原詩的題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種測試輕重平衡的儀器，也是一個可以讓人產生很多聯想的意象。天地間沒有絕對的平衡。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失衡的世界。我們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對的平衡，只是一些我們希望抵達的瞬間。而不平衡，卻是生活的常態。在詩中，我讓自己站在一臺天平儀的中心，試圖以自己的移動來控制天平兩邊的平衡，而天平的兩邊，不是具體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兩個無法觸摸的抽象概念：過去和未來。使自己成為平衡支點的想法，當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樣移動位置，也無法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找到平衡點。過去和未來，每個瞬間都改變著它們的位置，時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運轉也自有其規律，在失衡的天地間，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態度。正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婭：《我的沉默》這首詩似乎暗示著一種深刻的內省。沉默對您作為詩人意味著什么？它如何影響您的創作？
趙麗宏：沉默是什么？是無聲，是啞口無言，還是失去了說話的欲望和能力？一個思想者，一個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變成一塊不會說話的石頭，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徹底沒了聲音，那意味著死亡。你說我的這首短短的詩“暗示著一種深刻的內省”，謝謝你的理解！中國人有一句諺語：沉默是金。含義其實很復雜，它的意思并非簡單地贊美沉默，不說話不表態就是高潔的智者。當人聲喧嚷，人人都爭著發聲、爭著表態、爭著表現自己的聰明或高尚的時候，你靜默的姿態，你隱忍不發的態度，表達的是你的獨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趨炎附勢，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實有聲音，這聲音，也許振聾發聵。我的不少詩，其實是在沉默中寫的，在贊美這種沉默的態度時，我的文字還是發出了聲音，但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
索尼婭：在《在天堂門口》這首詩中，您借助哲學人物探討了存在問題。您如何看待哲學？哲學又如何影響您的詩歌？
趙麗宏：《在天堂門口》是這本詩集中最長的一首詩，三百多行，集敘事、幻想、抒情和議論于一體。詩中出現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莊子、孔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們相聚在天堂門口，卻無法進入。因為，天堂門口藏著無形的斯芬克斯，這一群偉大的哲人，都無法回答來自天堂門內的提問。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個寓言，也是我對人類哲學的歷史和現狀的一種看法。我在詩中和每一位哲人對話，但都是浮光掠影，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思想之海，無法窺清他們真實的靈魂。即便是人類歷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們一生都在追尋的道路上，沒有一位能抵達終極的目標。他們的追尋和表達，營造出一個繁花似錦的哲學花園，引人入勝，每個人都能在這個幽深的花園里找到自己欣賞的花草，但沒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稱：我就是美的終極，我就是真理的盡頭。古往今來所有的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創造和表達，其實都處在一個尋求的過程中，沒有人可以抵達終極之點。無數這樣尋求的過程，匯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讓蕓蕓眾生在其中游覽、觀賞、沉思、感悟、驚嘆。我想，哲學對我的詩歌的影響，在我的每一首詩中。
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繼續前行
索尼婭：在《母親的書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親。母親這一形象如何影響了您的文學和詩歌道路？
趙麗宏：我在詩中寫到母親，這是生活中真實的感受。母親愛我，關心我，我曾經認為母親不會關注我的創作，不會讀我寫的書，因為她從不主動說。多年前，當我發現，在母親的臥室里，有一個她自制的書架，書架上放的，都是我寫的書。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書最完整的書架。對母親的關愛，我無法用文字完整地表達。并不是每個寫作者都有這樣的母親，都有這樣的母愛，我有這樣的母親，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歲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書，我都要第一個送給我的母親。我不會在每一首詩中寫到母親，但母親的關注和愛，給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勵，成為我寫作的一種精神動力。《母親的書架》是一首紀實的詩，這樣的情景，人間稀罕，只需要用樸素的文字寫出來，母愛，以及我對母親的深情就飽含其中了。寫這首詩時，我母親98歲。今年1月，103歲的母親與世長辭，我想念她！我會為母親寫一本書，不是詩集，但書中一定有我和母親共同完成的詩篇。
索尼婭：本詩集以非常哲學性和沉思性的基調結束。您如何看待您未來詩歌的演變？您希望通過寫作探索哪些新的領域？
趙麗宏：詩歌中有哲學，有思辨，有對天地萬物的認知和思考。但哲學家的結論，不應該出現在詩人的文字中。中國古代的詩人，也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爭論。中國的古詩，在唐代是一個高峰，唐詩的境界千姿百態，以風情神韻見長。到宋代，詩人追求以理入詩，曾被后人詬病。這樣的爭論，各執其詞，其實并無勝者。詩歌和哲學之間應該有什么樣的結合和關聯，我在長詩《在天堂門口》有所表達，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見。未來的詩歌會有怎樣的演變，我無法預言，我大概不會改弦更張，也不會標新立異，還會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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