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安徽）科技創新成果轉化交易會上，小朋友在體驗一款機器狗。新華社發
智能飛行汽車和智能飛行摩托。清華猛獅智能汽車產業團隊供圖
今年5月，第三屆先進技術成果轉化大會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舉辦，現場觀展、洽談者絡繹不絕。新華社發
數據來源：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2024年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
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難題，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共同關切，也是加快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形成現實生產力的必答題。去年9月，教育部與江蘇共建首個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今年4月，區域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獲教育部批復同意啟動建設。當前，多地高校院所正在積極探索，打通堵點難點，推動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書架”走向“貨架”，在生產實踐中釋放發展新動能。
破解“不想轉”——
深化賦權、單列管理等制度，不給政策留“尾巴”
一直以來，職務科技成果權屬受限，資產管理程序復雜，是造成科研人員“不想轉”的主要因素之一。
高校科研人員的職務成果屬于單位，這些成果落地企業后，部分事項程序復雜、周期長，不利于企業快速融資、靈活決策，也易留下權益分配的隱患。“一旦決策不準，可能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或‘閑置’。”一位受訪教師的話反映了許多科研人員的心聲。破局之法就在明確權屬與賦權，讓科研人員成為職務科技成果的共同所有者。
2020年，科技部等9部門印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選取40家單位開展試點。
南京大學是試點之一。該校物理學院教授陳增兵2021年帶領團隊創業，將量子通信軟硬件模塊從樣品升級到產品。“團隊有些專利產權屬于學校，學校賦予團隊長期使用權，可以先使用后付費。而技術迭代的專利是校企共有產權，學校給了我們部分所有權作價入股。”陳增兵說，厘清知識產權關系，幫助企業吸引到了千萬元量級社會資本，發展前景廣闊。
在先試先行中，許多高校也遇到了一些挑戰。“比如，在作價入股前，科研人員所獲得增益的部分是否要交稅，目前尚不明晰。”南京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工作人員呂春梅建議，希望可以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賦權”并非萬事大吉，還要解決國有資產管理的難題。
專家分析，職務科技成果有時效性、不確定性、轉化風險大等特點，如果和其他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用同一套管理辦法，滿足不了特殊管理需求。
有科研人員坦言：“職務科技成果一旦作價入股公司，后續出現資產縮水、流失等情況，可能會被追責。”還有科研人員反映：“好政策卻留了一點尾巴”——技術入股的公司每次增資減資，都要重新報送相關部門。這些方面也急需政策配套支持。
多個地區已開始推行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制度，賦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科技成果資產管理自主權，切實保障成果轉化權益。例如，明確提出職務成果以作價入股等方式形成的國有資產，不納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管理考核范圍。安徽大學在保留科技成果國有屬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優化和簡化了轉化流程，原本以年為單位，現只需一兩個月。
科研人員另一種“不想轉”的微妙心理，源于缺乏內在動力。
“職稱晉升還是看論文和獲獎，冒著風險搞成果轉化，最后也沒什么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調研中不乏類似聲音。加快完善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不少科研人員建議，應以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探索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工作評價機制，加大在職稱評聘等評價考核中的權重。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亦有“不想轉”的心理，反映出高校科研產出和企業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北京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院副院長表示：“大量專利具有學術價值，卻未必滿足成果轉化條件。”
有科研人員表示，高校缺乏對產業布局方向的指引，認為成果應該“先產出、后轉化”，部分科研人員對研究“真問題”認識欠缺。很多成果缺乏市場調研，與產業和市場需求的匹配度低。
專家建議，要鼓勵科研人員關注問題和需求，讓成果“解決真問題，真解決問題”。必須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快構建產學研融通創新、相互協同的聯合體，解決市場需求與科研人員之間的對接難題。
破解科研人員“不想轉”難題，受訪專家在更多細節上支招。
“各校應盡快出臺由紀檢部門參與的盡職免責文件，保障學校決策者和科研人員不會因國有資產的放大或縮水而受到追責。”南京郵電大學產學研處處長顧亦然建議。有專家建議采取負面清單制，在依法履職的前提下，免予追究決策失誤責任，給科研人員吃下“定心丸”。
破解“不好轉”——
搭建中試服務平臺，提供應用場景支持
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應用是長周期的過程，存在高風險和不確定性，業界往往將其形容為“死亡之谷”。
“在先進材料這類需要重資產、長周期投入的領域，研發中都會遇到‘死亡之谷’。”在南京工業大學科技園管理辦公室（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周治看來，一種新材料，在實驗室里可能只需要研制幾克、幾十克，用的是科研經費，但要把它變成市場上的產品，則需經過公斤級、百公斤級、噸級的概念驗證、小試中試，不僅有賴于大筆資金支持，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中試的本質是“從1到10”的過程，“催熟”科技成果，讓企業真正接得住、用得上。多家受訪高校的相關負責人表示，要將一項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技術本身只占一部分，工藝整合、制造加工等環節也很重要。當前，服務成果轉化的中試和工程化平臺相對較少，實驗室和市場脫節的問題普遍存在。
南京工業大學先進輕質高性能材料研究中心教授賈志宏在攻關一款新型高強鋁合金時，曾因找不到資金進行中試放大驗證，產業化一度面臨停滯。今年年初，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蘇州先進材料分中心經過研判與申報，為該項目提供105萬元的資金支持。“科技創新很難預測，只有通過中試放大驗證、小批量生產，才能更準確地估算成本和產業化前景。”賈志宏說。
“中試是科技成果轉化最需要支持的階段。”武漢經開區未來技術創新研究院院長李江華認為，在這一階段，成果在技術、制造和市場成熟度等方面都面臨很高的不確定性。
華中科技大學科學技術發展院副處長房慧明舉例，中試平臺建設運行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需要政府、高校、企業、風險投資和中介機構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在現有政策、資金條件、利益分配機制等多種因素制約下，各方主體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中試基地的建設及成果轉化效率。
當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積極推進中試創新服務平臺建設。例如，福建提出，到2028年，省級認定支持中試服務平臺達到30個以上、共性技術平臺達到20個以上；山東提出，依托高校科研機構、龍頭企業和產業園區等創新資源，大力發展中試產業。
“投入穩定資金、不將短期盈利能力作為考核指標，是中試平臺的一大特色。”受訪專家建議，解決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堵點”問題，既要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也要打破組織邊界，加快建設重點產業鏈所需的中試平臺。
應用場景支持是另一重點。受訪專家表示，科研成果是個迭代過程，如果沒有應用場景，就無法根據運行中發現的問題迭代升級，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為好產品找好場景，為好場景找好產品，是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力抓手。由清華大學團隊設計并研發的第三代智能飛行汽車，經過8年的積累，已經擁有了較為成熟的技術。然而，找到合適的應用場景一直是團隊面臨的問題。在科大硅谷以及合肥市場景公司服務團隊“牽線”下，他們與當地兩家低空文旅企業簽署了場景合作協議。“好產品是用出來的。”科大硅谷董事長吳海龍說，科大硅谷將持續推動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為新技術和新產品提供多層次、多元化的支持服務。
推動科技成果落地，特別是在概念驗證、小試中試等環節，離不開耐心資本的支持。“社會資本對于原始創新不了解，持觀望態度的多、躬身入局的少，這就導致很多早期項目缺乏足量資金。”在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助理邱建國看來，學校需加強跟評估機構等中介機構以及優秀社會資本間的聯系，支持早期重大原始創新，解決成果轉化前端資金缺乏的問題，有效推動成果轉移轉化。
破解“不會轉”——
建設成果轉化專業化機構，培養復合型人才
技術有了，但由于市場成熟度不高、應用場景不清晰、對相關產業及商業運作不了解，不少成果難以真正落地。
究其癥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成果轉化專業機構與專業人才的缺乏。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成果轉化處處長和曉楠分析，“高水平專職成果轉化人才隊伍少，難以與相關產業融合，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北京科技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國表示，“科研人員的主要職責并非推動專利轉化，對具體專利轉化的市場導向和辦理流程等并不一定了解。”
“會轉，需要軟硬件兩方面支撐。”顧亦然表示，一方面需要概念驗證中心從高校科研出發，驗證成果的市場前景；另一方面需要技術經理人，根據市場需求向高校挖掘技術。
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江蘇）以此為思路破題，值得借鑒。“南京信息通信分中心與學校共同搭建平臺、聯合培養人才”，顧亦然介紹，雙方共同建設概念驗證中心，新增了30多臺大型設備，并通過實戰訓練營、商業情報分析等課程，培養了38名持證全職技術經理人。
南京郵電大學通信與信息工程學院教授俞曉帆研發出“基于多模態融合的人工智能工業巡檢云平臺”，用于復雜工業環境的巡檢。模型做出來了，能不能投用？實驗室缺乏真實工況，也沒有數據支撐。概念驗證中心幫助俞曉帆團隊對接運營商，在移動機房接受實測檢驗，優化了算法和傳輸效率；技術經理人團隊通過市場分析，尋找到一批潛在客戶，在當地促成多個產業化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涌介紹，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江蘇）落地一年以來，累計對接全國高校成果4880項，轉化落地174項。
一邊從實驗室“挖寶”，一邊對接產業需求，為成果轉化打通渠道，這樣的嘗試并非個例。安徽科技大市場建設運營有限責任公司工作人員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掛職時發現，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教授丁延偉自主研制了熱分析與量熱儀產業化技術成果，但在籌備企業時遇到了困難。于是，安徽科技大市場建設運營有限責任公司幫助對接合肥市廬陽區，了解轉化落地訴求，并逐一解決。去年6月，丁延偉團隊在廬陽大數據產業園設立公司，成果落地轉化有序推進。
成果轉化過程中，需要不同專業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團隊協作推進。如何培養高水平專職成果轉化人才隊伍，是不少高校面對的現實難題。上海市科技委員會成果轉化與孵化器建設處副處長梁冰表示，對標國際，技術轉移需要具備專業技術、知識產權、法律、管理等復合型專業人才，目前國內對專業化的技術經理人建設還需要加強。“高校轉化部門人員多屬于行政崗位，人數較少，且專業化服務支撐不夠，人才接替‘青黃不接’。”梁冰說。
專家建議，從內外兩方面聯動協作，加強人才培養。一方面將學校成果轉移轉化部門和外部技術轉化平臺的專業化資源進行協同和對接，另一方面加強內部人才培養，支持原本在成果轉化一線的人員成為專業師資。“目前，技術轉移人才培養主要依托管理學院、商學院、工學院等原有師資，建議讓自身實踐就在技術轉移一線的老師參與進來，同時推廣設立技術轉移碩士學位點，進行系統化人才培養。”上海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廖玉清表示。
打通職稱通道、提高待遇，讓行業更有前景，同樣是培養成果轉化專業隊伍的重要抓手。目前，多數科研事業單位并未單獨設置與技術轉移有關的崗位評聘通道，行業“職業前景”不明。湖北工業大學科發院成果轉化與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主任楊磊表示，“對于技術轉移人員促成成果轉化的合理取酬機制尚未建立，無法吸引優秀的技術經理人參與技術轉化工作。”
“還要進一步明確技術經理人的職責、權利和義務，通過現金、股權等方式對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給予獎勵。”楊磊建議，應設立技術轉移專技崗，以此來穩定并逐步壯大技術轉移人才隊伍。
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依托服務平臺，強化專業力量，真正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任督二脈”，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記者李君強、劉詩瑤、谷業凱、姚雪青、李俊杰、喻思南）
在今年4月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安徽）科技創新成果轉化交易會上，小朋友在體驗一款機器狗。新華社發
智能飛行汽車和智能飛行摩托。清華猛獅智能汽車產業團隊供圖
今年5月，第三屆先進技術成果轉化大會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舉辦，現場觀展、洽談者絡繹不絕。新華社發
數據來源：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2024年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
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難題，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共同關切，也是加快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形成現實生產力的必答題。去年9月，教育部與江蘇共建首個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今年4月，區域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獲教育部批復同意啟動建設。當前，多地高校院所正在積極探索，打通堵點難點，推動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書架”走向“貨架”，在生產實踐中釋放發展新動能。
破解“不想轉”——
深化賦權、單列管理等制度，不給政策留“尾巴”
一直以來，職務科技成果權屬受限，資產管理程序復雜，是造成科研人員“不想轉”的主要因素之一。
高校科研人員的職務成果屬于單位，這些成果落地企業后，部分事項程序復雜、周期長，不利于企業快速融資、靈活決策，也易留下權益分配的隱患。“一旦決策不準，可能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或‘閑置’。”一位受訪教師的話反映了許多科研人員的心聲。破局之法就在明確權屬與賦權，讓科研人員成為職務科技成果的共同所有者。
2020年，科技部等9部門印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選取40家單位開展試點。
南京大學是試點之一。該校物理學院教授陳增兵2021年帶領團隊創業，將量子通信軟硬件模塊從樣品升級到產品。“團隊有些專利產權屬于學校，學校賦予團隊長期使用權，可以先使用后付費。而技術迭代的專利是校企共有產權，學校給了我們部分所有權作價入股。”陳增兵說，厘清知識產權關系，幫助企業吸引到了千萬元量級社會資本，發展前景廣闊。
在先試先行中，許多高校也遇到了一些挑戰。“比如，在作價入股前，科研人員所獲得增益的部分是否要交稅，目前尚不明晰。”南京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工作人員呂春梅建議，希望可以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賦權”并非萬事大吉，還要解決國有資產管理的難題。
專家分析，職務科技成果有時效性、不確定性、轉化風險大等特點，如果和其他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用同一套管理辦法，滿足不了特殊管理需求。
有科研人員坦言：“職務科技成果一旦作價入股公司，后續出現資產縮水、流失等情況，可能會被追責。”還有科研人員反映：“好政策卻留了一點尾巴”——技術入股的公司每次增資減資，都要重新報送相關部門。這些方面也急需政策配套支持。
多個地區已開始推行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制度，賦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科技成果資產管理自主權，切實保障成果轉化權益。例如，明確提出職務成果以作價入股等方式形成的國有資產，不納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管理考核范圍。安徽大學在保留科技成果國有屬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優化和簡化了轉化流程，原本以年為單位，現只需一兩個月。
科研人員另一種“不想轉”的微妙心理，源于缺乏內在動力。
“職稱晉升還是看論文和獲獎，冒著風險搞成果轉化，最后也沒什么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調研中不乏類似聲音。加快完善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不少科研人員建議，應以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探索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工作評價機制，加大在職稱評聘等評價考核中的權重。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亦有“不想轉”的心理，反映出高校科研產出和企業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北京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院副院長表示：“大量專利具有學術價值，卻未必滿足成果轉化條件。”
有科研人員表示，高校缺乏對產業布局方向的指引，認為成果應該“先產出、后轉化”，部分科研人員對研究“真問題”認識欠缺。很多成果缺乏市場調研，與產業和市場需求的匹配度低。
專家建議，要鼓勵科研人員關注問題和需求，讓成果“解決真問題，真解決問題”。必須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快構建產學研融通創新、相互協同的聯合體，解決市場需求與科研人員之間的對接難題。
破解科研人員“不想轉”難題，受訪專家在更多細節上支招。
“各校應盡快出臺由紀檢部門參與的盡職免責文件，保障學校決策者和科研人員不會因國有資產的放大或縮水而受到追責。”南京郵電大學產學研處處長顧亦然建議。有專家建議采取負面清單制，在依法履職的前提下，免予追究決策失誤責任，給科研人員吃下“定心丸”。
破解“不好轉”——
搭建中試服務平臺，提供應用場景支持
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應用是長周期的過程，存在高風險和不確定性，業界往往將其形容為“死亡之谷”。
“在先進材料這類需要重資產、長周期投入的領域，研發中都會遇到‘死亡之谷’。”在南京工業大學科技園管理辦公室（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周治看來，一種新材料，在實驗室里可能只需要研制幾克、幾十克，用的是科研經費，但要把它變成市場上的產品，則需經過公斤級、百公斤級、噸級的概念驗證、小試中試，不僅有賴于大筆資金支持，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中試的本質是“從1到10”的過程，“催熟”科技成果，讓企業真正接得住、用得上。多家受訪高校的相關負責人表示，要將一項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技術本身只占一部分，工藝整合、制造加工等環節也很重要。當前，服務成果轉化的中試和工程化平臺相對較少，實驗室和市場脫節的問題普遍存在。
南京工業大學先進輕質高性能材料研究中心教授賈志宏在攻關一款新型高強鋁合金時，曾因找不到資金進行中試放大驗證，產業化一度面臨停滯。今年年初，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蘇州先進材料分中心經過研判與申報，為該項目提供105萬元的資金支持。“科技創新很難預測，只有通過中試放大驗證、小批量生產，才能更準確地估算成本和產業化前景。”賈志宏說。
“中試是科技成果轉化最需要支持的階段。”武漢經開區未來技術創新研究院院長李江華認為，在這一階段，成果在技術、制造和市場成熟度等方面都面臨很高的不確定性。
華中科技大學科學技術發展院副處長房慧明舉例，中試平臺建設運行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需要政府、高校、企業、風險投資和中介機構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在現有政策、資金條件、利益分配機制等多種因素制約下，各方主體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中試基地的建設及成果轉化效率。
當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積極推進中試創新服務平臺建設。例如，福建提出，到2028年，省級認定支持中試服務平臺達到30個以上、共性技術平臺達到20個以上；山東提出，依托高校科研機構、龍頭企業和產業園區等創新資源，大力發展中試產業。
“投入穩定資金、不將短期盈利能力作為考核指標，是中試平臺的一大特色。”受訪專家建議，解決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堵點”問題，既要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也要打破組織邊界，加快建設重點產業鏈所需的中試平臺。
應用場景支持是另一重點。受訪專家表示，科研成果是個迭代過程，如果沒有應用場景，就無法根據運行中發現的問題迭代升級，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為好產品找好場景，為好場景找好產品，是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力抓手。由清華大學團隊設計并研發的第三代智能飛行汽車，經過8年的積累，已經擁有了較為成熟的技術。然而，找到合適的應用場景一直是團隊面臨的問題。在科大硅谷以及合肥市場景公司服務團隊“牽線”下，他們與當地兩家低空文旅企業簽署了場景合作協議。“好產品是用出來的。”科大硅谷董事長吳海龍說，科大硅谷將持續推動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為新技術和新產品提供多層次、多元化的支持服務。
推動科技成果落地，特別是在概念驗證、小試中試等環節，離不開耐心資本的支持。“社會資本對于原始創新不了解，持觀望態度的多、躬身入局的少，這就導致很多早期項目缺乏足量資金。”在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助理邱建國看來，學校需加強跟評估機構等中介機構以及優秀社會資本間的聯系，支持早期重大原始創新，解決成果轉化前端資金缺乏的問題，有效推動成果轉移轉化。
破解“不會轉”——
建設成果轉化專業化機構，培養復合型人才
技術有了，但由于市場成熟度不高、應用場景不清晰、對相關產業及商業運作不了解，不少成果難以真正落地。
究其癥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成果轉化專業機構與專業人才的缺乏。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成果轉化處處長和曉楠分析，“高水平專職成果轉化人才隊伍少，難以與相關產業融合，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北京科技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國表示，“科研人員的主要職責并非推動專利轉化，對具體專利轉化的市場導向和辦理流程等并不一定了解。”
“會轉，需要軟硬件兩方面支撐。”顧亦然表示，一方面需要概念驗證中心從高校科研出發，驗證成果的市場前景；另一方面需要技術經理人，根據市場需求向高校挖掘技術。
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江蘇）以此為思路破題，值得借鑒。“南京信息通信分中心與學校共同搭建平臺、聯合培養人才”，顧亦然介紹，雙方共同建設概念驗證中心，新增了30多臺大型設備，并通過實戰訓練營、商業情報分析等課程，培養了38名持證全職技術經理人。
南京郵電大學通信與信息工程學院教授俞曉帆研發出“基于多模態融合的人工智能工業巡檢云平臺”，用于復雜工業環境的巡檢。模型做出來了，能不能投用？實驗室缺乏真實工況，也沒有數據支撐。概念驗證中心幫助俞曉帆團隊對接運營商，在移動機房接受實測檢驗，優化了算法和傳輸效率；技術經理人團隊通過市場分析，尋找到一批潛在客戶，在當地促成多個產業化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涌介紹，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江蘇）落地一年以來，累計對接全國高校成果4880項，轉化落地174項。
一邊從實驗室“挖寶”，一邊對接產業需求，為成果轉化打通渠道，這樣的嘗試并非個例。安徽科技大市場建設運營有限責任公司工作人員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掛職時發現，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教授丁延偉自主研制了熱分析與量熱儀產業化技術成果，但在籌備企業時遇到了困難。于是，安徽科技大市場建設運營有限責任公司幫助對接合肥市廬陽區，了解轉化落地訴求，并逐一解決。去年6月，丁延偉團隊在廬陽大數據產業園設立公司，成果落地轉化有序推進。
成果轉化過程中，需要不同專業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團隊協作推進。如何培養高水平專職成果轉化人才隊伍，是不少高校面對的現實難題。上海市科技委員會成果轉化與孵化器建設處副處長梁冰表示，對標國際，技術轉移需要具備專業技術、知識產權、法律、管理等復合型專業人才，目前國內對專業化的技術經理人建設還需要加強。“高校轉化部門人員多屬于行政崗位，人數較少，且專業化服務支撐不夠，人才接替‘青黃不接’。”梁冰說。
專家建議，從內外兩方面聯動協作，加強人才培養。一方面將學校成果轉移轉化部門和外部技術轉化平臺的專業化資源進行協同和對接，另一方面加強內部人才培養，支持原本在成果轉化一線的人員成為專業師資。“目前，技術轉移人才培養主要依托管理學院、商學院、工學院等原有師資，建議讓自身實踐就在技術轉移一線的老師參與進來，同時推廣設立技術轉移碩士學位點，進行系統化人才培養。”上海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廖玉清表示。
打通職稱通道、提高待遇，讓行業更有前景，同樣是培養成果轉化專業隊伍的重要抓手。目前，多數科研事業單位并未單獨設置與技術轉移有關的崗位評聘通道，行業“職業前景”不明。湖北工業大學科發院成果轉化與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主任楊磊表示，“對于技術轉移人員促成成果轉化的合理取酬機制尚未建立，無法吸引優秀的技術經理人參與技術轉化工作。”
“還要進一步明確技術經理人的職責、權利和義務，通過現金、股權等方式對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給予獎勵。”楊磊建議，應設立技術轉移專技崗，以此來穩定并逐步壯大技術轉移人才隊伍。
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依托服務平臺，強化專業力量，真正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任督二脈”，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記者李君強、劉詩瑤、谷業凱、姚雪青、李俊杰、喻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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